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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盯着我，缓缓说出后半句话：“她必须对身边的亲友、同学、老师公开出柜，以便可以在签证官电话核实的时候为她证明。”
我端着玻璃杯的手一顿，我曾经了解过签证的相关事情，知道这是一件很繁琐很麻烦的事，以我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家庭环境来讲，根本不可能通过正规途径申请签证出国，所以才想攒钱找人偷渡去国外。
但我没想到，季瑛会为了给我办签证想到这个方法。
“你在社会上的经历更多，对人情事故的了解也应该不少，目前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这个群体，尤其是年纪更大一些更保守的人，他们会歧视这个群体，认为他们是异类，是疯子，是高危的性病传播者，是需要被关起来的精神病。即使放眼全世界，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也屈指可数。”
陈旭的话说的直接，每一个字都像是戳在我的心里。
他身子前倾，皱起眉头看着我：“如果季瑛真的为了你公开出柜，同性恋的标签就会跟随她一辈子，你无牵无挂，可你想过季瑛吗？她的家人都在国内，她未来毕业后肯定也要回国发展，这个圈子就这么大，没有哪个公司或大学愿意聘一个会被别人指指点点的同性恋。”
“季瑛用五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加研究生，她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风雨无阻的学习工作，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给她打电话手机都是开着机的，两百块钱可以靠着吃食堂过一个月……她吃了这么多苦，眼看着终于前途光明，可一个同性恋的标签就能让她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
我听着陈旭的话，说不出一个字。
陈旭盯着我，压低了声音：“薛小姐，季瑛是我见过有天赋的人里最能吃苦的，她未来一定会走在人类科技的前沿，成为那个能改变世界的少数人……”
我勉强维持着嘴角的微笑：“所以你想说，我不该成为她的绊脚石，对吧。”
其实就算陈旭不说，我也没打算真的和季瑛出国，我今天去银行就是打算凑十万块钱，把剩下的四十几万都还给季瑛，等她九月份出国，我就去深圳找刘艳的弟弟偷渡出国，报复逍遥法外的薛建国。
只是我没想到，季瑛能为了我做到这一步。
那天下午，我没有动季瑛给我的那张银行卡，而是向陈旭开了个条件——四万三千六百块钱，我这块绊脚石立马从季瑛的人生中消失。
陈旭家里条件真的挺不错，四万多块钱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第二天手机短信提示金额到账，我立刻去银行把钱都倒进存折里，整整十万块钱，买一张去找薛建国复仇的船票。
陈旭嘱咐我要在护照下来前离开季瑛。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我让他放心，拿钱办事，我最守信用了。
这几天季瑛完全没发现异样，她正式从学校毕业，穿着学士服在学校门口拍照，还把她的学士帽给我带上，也让我拿着她的毕业证，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她把相机的储存卡送去照相馆冲洗，填了地址，说是月底就能寄到家里。
我格外珍惜这最后一段和季瑛相处的时光，某天晚上我甚至和她开玩笑，说最近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幸福的就好像是重症病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季瑛抱紧我：“别胡说。以后我们会过得更好，更幸福。”
“你不是喜欢各种漂亮衣服吗，以后我们挣了钱，就买一栋大房子，专门有一个给你放衣服的衣帽间，你想要什么奢侈品都直接把真品送到家里来，再也不用去西直门淘假货……”
季瑛描述的未来总是这么的理想，像一场美梦，如果可以，我希望能永远沉浸在这场梦里不要醒过来。
七月的最后一天是个周五，季瑛的大学同学找她出去吃饭，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她出门前还特意问过我想吃什么夜宵，我随口说要吃麦当劳，因为麦当劳离家里很远，可以多拖延一点时间。
季瑛走了以后，我收到了邮寄来的照片和护照，我从一沓相片里抽出一张我们一起站在大学门口的合影，放进钱包的夹层，和那张童年时的合照放在一起。
行李是提前收拾好的，车票也是早几天买的，我拎着行李箱，背着背包，把家里的钥匙和那张五十万的银行卡都留在桌上，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和季瑛说了句再见。
第33章 名校代写
凌晨的火车去深圳，我没买到卧铺票，要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座。
我的座位靠窗，车还没开，手机就开始接连不断的响起来电显示，全是季瑛打来的，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进背包里。
我坐在座位上抱着背包，包里的手机还在不停振动，旁边座位上是个带着孩子的大姐，好心提醒我包里手机响了。
我不得不再拿出手机，看着屏幕上闪动的“季瑛”两个字，深呼吸两口把眼眶里的泪水憋回去，才按下接听键。
“薛时绾，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传来季瑛焦急的声音。
“你是不是又走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我没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是喜欢我吗？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出国，永远不分开吗？为什么？为什么你又要离开，又要把我一个人丢下……”
季瑛的声音说到最后带着哭腔，我刚才拼命憋回去的眼泪又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只能用手捂着听筒，不让季瑛听见我哭的声音。
“……你至少告诉我你要去哪里，我不会去找你，也不会阻拦，只要知道你还在某个地方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就放心了……求你，薛时绾，求求你……别让我担惊受怕……”
那么要强的季瑛，不论面对谁，遇见什么困难都从没低过头的季瑛，现在哭着乞求我，我再也忍不住，跑到火车的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在流水声音的掩盖下捂着脸哭泣。
“薛时绾，我恨你……”
电话那头的季瑛抽泣着。
“我恨死你了……”
我不记得电话是什么时候挂断的，我在卫生间里哭了很久，直到乘务员敲门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才洗了把脸，匆匆回到座位上。
再打开手机一看，季瑛已经把我的号码拉黑了。
我不争气的又哭了一场。
刘艳的弟弟帮我联系好了蛇头，上船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海岸边吹风，接到静姐打过来的电话。
“喂，小绾，你干什么去了？你那个叫季瑛的朋友这两天一直来梦巴黎找我，打听你的情况。”
静姐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焦头烂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担？”
深圳燥热潮湿的晚风把我的头发吹的乱糟糟，我叹了口气：“静姐，我要去国外把薛建国揪出来，我要让罪魁祸首付出应有的代价，不管是由谁来审判，我都一定要让他站上法庭，如果过去的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我就制造新的案子……我愿意付出一切，来向他报这个仇。”
“不管花上多少年，费多少功夫，我都一定要完成这次复仇。”
静姐：“你想找你爸报仇我理解，但也没必要一句话不说就不告而别呀！你把事情告诉季瑛，也许她还能帮你……”
“不，绝不能告诉她！”
我打断静姐的话：“帮我保守秘密，不要让季瑛知道。她知道了一定会尽全力阻止我。”
“怎么会……”
“因为在计划里，我的生命也是复仇的一部分。”
静姐不说话了，我抹掉眼角深处的泪花，努力睁开眼睛，保持着平静轻松的语气：“答应我，什么都不要告诉季瑛。就让她觉得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渣女恨一辈子吧，恨也是一种活下去的动力。”
2012的夏末，我和其余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在黑夜爬进蛇头安排的货运集装箱，带着仅仅够维持生命体征的淡水和食物，踏上了前往美洲的漫长路途。
货轮航行在太平洋上，白天温度可以高达40度，几乎热的人要晕过去，晚上温度又骤降，只能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开始的几天我几乎什么都吃不进去，同行的一个中年妇女掰开我的嘴把水灌进来，这才让我挺过了最艰难的几天。
后来我的精神稍微好转，知道那个中年妇女是南方人，姓李，我叫她李姐。
李姐身材强壮，精干利落，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身体素质也是集装箱的所有人中最强的，多亏有了她，我们这群偷渡客一个没死，全都活着踏上了美洲的土地。
集装箱卸货，当地接应的蛇头在把每人身上的钱都榨干后，才大发慈悲的发了我们每人一张假的身份证明，放我们自由。
我拿到那张假身份上的名字叫安迪，李姐只看了一眼，就轻蔑地扔进了垃圾桶，面对我惊讶不解的眼神，她解释：“一眼假，这群鬼佬作假技术都这么差劲！”
她瞥我一眼：“你只要肯出钱，我能给你弄来比这好上一万倍的东西，保证连ICE都查不出真假。”
我跟上去追问：“姐，你有亲戚朋友在这里吗？你知道哪里能找到工作挣钱吗？”
李姐回头看我一眼，上下打量一番：“你想找工作？”
我点头。
“看着年纪不大，普通话说得不错，”李姐问：“上过学没？”
我脸不红心不跳的扯谎：“上过大学。”
“去你的吧！”李姐嗤笑一声：“大学生至于坐着集装箱九死一生的混到这儿来讨生活？”
我干脆把背包里那张和季瑛一起在清华门口的合影拿出来，照片上的我戴着季瑛的学士帽，手里拿着她的学位证书。
“真的，你看，今年刚毕业。”
凭借着这张照片，李姐半信半疑的信了我的话，她把我带到法拉盛，那是一片华裔的聚集地，她的丈夫是个说粤语的瘦小男人，在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中餐馆，卖手工水饺和小炒菜。
我开始在餐馆里包饺子，天不亮就要被李姐的大嗓门喊起床剁馅，一直在烟熏火燎的后厨忙活到下午太阳下山，中间只有一顿午餐的时间可以休息，每顿饭的内容都是没卖完的剩饺子。
我的吃住都在店里，每月工资是八百美元，拿着这点微薄的工资，我干了半年包饺子的活。
半年后的某一天，李姐让我和她一起上二楼，她说有其他活要交给我。
一楼是对外开放的餐馆，二楼一半是李姐和她丈夫住的卧室，一半是一间会客室，不过她之前从不让我上去，也没和我讲过会客室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我跟着李姐踏上神秘的二楼，拐进会客室，这里布置的像某个大公司的办公室，电脑、打印机、传真机一应俱全，柜子里堆满了一本又一本的文件夹，李姐戴上一副和她气质极不相符的细框眼镜，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一周之内写好六千字论文交给我，要求都在上面。”
我接过来一看，全英文的文件上列出了论文主题和阅读文献，我刚开口想问点什么，就听见李姐说。
“每千字五十美元，这篇写好了，以后就不用再包饺子了。”
我什么都不问了，闭紧嘴巴拿着文件下楼，用餐馆前台的那台破电脑忙活了一周，幸好论文主题不是专业性很强的理工科，我靠着高中剩下的英语底子和这半年学到的东西，勉强参考着文件上列出的文献凑够了六千个单词，卡着最后期限交给李姐。
我忐忑地等待着，李姐戴着眼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最后收下这篇论文，从钱包里抽了三百美元给我。
“勉强合格，以后好好干。”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就从包饺子变成了写论文，随着我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李姐也越来越信任我，我的办公地点从餐馆的前台变成了会客室，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干的是帮大学生代写作业的生意。
李姐有个庞大的客户群体，主要都是家里有钱没地方烧的富二代们，成绩不好被家里人送出来，但大学可以花钱进，毕业证却不是那么好拿的，这群有钱没脑子的二世祖们有需求，李姐和我就正好能靠这个挣钱。
都说熟能生巧，我的写作技术越来越熟练，甚至学会了做海报和PPT，从第三年开始，李姐就彻底放下心来，让我直接和客户接触沟通，每到期末周，我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四个远程线上替考的订单。
客户带上特制的摄像头眼镜，将试题内容线上传递给我，我写好答案后再通过耳机传递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几年下来我几乎把各大高校的考试都参与了一遍。
我在沃顿商学院考过经济法，在斯坦福答过投融资管理，在芝加哥大学做过商业分析海报，所幸这些被父母送出国的富二代们选择的专业都十分集中，作为一个收了钱就十分敬业的代写，我对这些大学的课程比某些真正拥有毕业证的学生还精通。
我是个国内高中都没毕业的偷渡客，没身份，没学历，更没钱，可我手下写出的论文却被那些世界名校评选为优秀作业，那些在我年少时以为遥不可及的顶尖学府，似乎也早就褪去了光环。
李姐把我视作她的摇钱树，她甚至在二楼专门给我装修了一间房作为卧室，出钱给我买了电脑作为办公用品。
我在国外的第四年，李姐把她的两个小孩从国内接了过来，大女儿十二岁，小儿子八岁，两个小孩都黑黑瘦瘦的，和李姐丈夫一样说一口粤语。
李姐让这两个孩子和我学普通话，让我抽时间教他们英文。
“小薛，我就是个初中毕业，孩子他爸更是小学五年级就没念了，都没文化。我们就算挣了再多钱，也是为了孩子未来不用受同样的苦，你空余时间多教教他们，我每个月多给你开五百美元。”
或许是真的希望我能教好她的两个孩子，李姐还免费给我弄了一张比蛇头逼真很多的身份证明，她拍着胸脯和我保证，只要不是FBI上门□□，一般警察都看不出问题。
我收下那张身份证明，提出另外的条件，只要她能做到，我保证把她的两个孩子都送进顶尖大学。
李姐很爽快：“你说，就算是办不到，姐也给你想办法！”
“我要找一个人，他是2005年逃到国外的通缉犯，他叫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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