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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从曼斯顿基地起飞，开的是一架全新的喷火四型战斗机。曼斯顿曾经是600中队的基地，因为损毁严重一度被废弃，今天又重新迎来了战斗机队。海峡上空的云层令人担忧，飞到云层下方的时候路易的手心开始出汗，他不停地往上看，害怕涂着黑色十字的Me
109突然出现，按照纳粹空军的习惯，这种云层里一定躲着野蜂一样的战机。在他下方，皇家海军的5000艘舰船正冲向法国，要是路易不能替他们挡住斯图卡轰炸机，这些战舰永远也见不到诺曼底的海岸线。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Me
109，也没有斯图卡。路易目光可及之处，都是皇家空军的圆形靶心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白色星星。左舷稍高的地方是一群野马战斗机，速度慢一些的B-17轰炸机在下方不远处。野马们加速上升，穿透了云层。路易看着他们消失，打开无线电，询问前方的情况。
轻微的电流噪音。“什么都没有，长官。”一个声音欢快地报告，听起来很年轻，“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天空。”
无线电里爆发出一阵兴奋的喃喃，有人吹了声口哨。路易向上爬升，攀到云层之上，蓝天在他面前展开，初升的太阳给云彩涂上薄薄一层淡玫瑰色。他难以置信地转了一个圈，四下搜索，纳粹空军今天没有来，也许以后再也不会飞过这片天空了。他忍不住笑起来，清了清嗓子，想减轻喉咙里那种堵住的感觉。“你真的该看看这个，辛克莱中士。”路易对挡风玻璃说，摘下风镜，用戴着手套的手擦了擦眼睛。
更多的飞机越过云层，爬上这片澄澈的蓝天。野马战斗机和它们的大个子朋友们继续深入法国内陆，既然来了，不能浪费高爆弹。但喷火已经不能陪伴了，路易转了个弯，战斗机沉入云层，重新回到诺曼底灰暗的海岸上方。一万五千英尺之下，沙滩上的鏖战刚刚开始。但对于路易来说，战争到这里告一段落。
——
1945年5月8日，欧洲停火。
路易?林登1945年5月11日退役，授予上尉军衔。六月初，他回到了比根山基地，这次是为了接弟弟回家。小墓地疏于打理，围栏倾倒，十字架都已经蛀坏了。棺材被挖起来，放到灵车上，送回坎特伯雷，在家族礼拜堂里重新举行了葬礼。出席的人不多，只有父母和特意从西班牙赶回来的阿尔伯特叔叔。
“我亲爱的小家伙。”叔叔一看见路易就张开双臂，把他揽进怀里，“你们多么了不起，我很高兴这一切都结束了。”
路易对着叔叔的衣领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是个阴天，没有下雨，但森林和草地里渗出湿漉漉的寒意。路易在黑色西装外面套了件长大衣，还是冷得发抖。他故意落在后面，等所有人都走了，又回到冷冷清清的墓地里。
他选了一棵柏树，在小礼拜堂后面的隐蔽角落里，并不偏僻，也不过分显眼。沾着泥的铁铲并排靠在墙上，他拿了一把，脱掉大衣，着手在柏树下挖坑。
镶着剪报的相框沉甸甸地坠在衣袋里，他最后看了一眼查克，用手帕包起这件金属装饰品，放进土坑里，埋上。之后他靠在树上站了好一会，试图理清自己有什么感觉，也许什么都没有。
淅沥小雨下起来的时候，他也走了，沿着满是泥浆的小径穿过草地，没有回头。
——
整个夏天，路易都住在家里，看书，偶尔画素描，大多数时间在小溪边发呆，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也没有特意去想。阿尔伯特叔叔提议介绍他去外交部工作，英国驻巴黎大使馆正好需要一个防务参赞，路易婉拒了，见识过特勤队指挥部之后，他再也不想踏进任何一个办公室。
他还会梦见比根山基地，在他的梦里，时间永远是1940年初夏。查克也在那里，他的B-17总是飞在十一点钟位置，这不合理，但谁要和梦境争论合理性呢？无线电频道里有威廉的声音，年轻又雀跃，有时候甚至哼起歌来，路易不得不提醒他闭嘴，不要滥用无线电。
然后他在黑暗中醒来，还没到凌晨四点，夜晚还很长。
圣诞节过后，路易搬到了伦敦。林登家在摄政公园附近有一间公寓，父亲从海军指挥部退休之前常常住在那里。路易住进去的时候，这房子已经空置好几年了，盖在家具上的防尘布落了厚厚一层灰。路易躲进这个安静的空巢里，就像苍头燕雀躲进树洞深处。除了偶尔参加RAF的聚会，根本不出来。
直到1946年春天，有人敲响了门。
那是早上十点，一个尴尬的拜访时段，早餐刚过去，午餐还很远。路易窝在书房里，听见男仆走去开门，和来客轻声交谈。过了一会儿，男仆轻轻推开书房门，宣布乔治?卢瓦索上尉来访。
这未免太不寻常了。路易匆忙系好领带，换了一件外套，到客厅里去。男仆已经送上了茶和点心，但卢瓦索并没有坐下，解释说自己现在并不住在伦敦，时间不多，遗憾不能享受茶点，只是顺路过来打扰，以皇家空军的名义向路易提出邀请。
“什么邀请？”路易问。
“邀请你来皇家空军柏林基地。”卢瓦索摘下手套，塞进外套口袋里，“你当然知道我们现在和苏联人是什么情况，对吗？柏林基地需要像你这样的明星飞行员，林登，守卫一条新的前线。”
“我退役了。”
“从来没有飞行员会真正退役，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
“也许我会。”
卢瓦索只是笑了笑，就像他一眼就看出路易没在说真话一样。
“给我点时间考虑。”
“我后天回柏林。如果你决定好了，你知道要去哪里找我。”卢瓦索向大门走去，男仆先他一步，打开了门，“日安。”
第31章
在离德法边境不到二十公里的一个小镇郊外，汉娜早早起来，从墙上取下镰刀，去割喂鹅的草料。
汉娜今年十四岁，妈妈说她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再过两三年就该结婚。提到结婚，汉娜立即就想起以前住在对面的于尔根，满脸雀斑的于尔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和于尔根一起长大，在同一条河里学游泳，同一片草地上放羊。但于尔根四年前参军去了，没人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没有回来。汉娜不想和其他任何人结婚。
小鹅两个月大了，看起来完全像大鹅，吃起螺蛳和水草来就像推土机。汉娜没见过推土机，是老师告诉她的，老师也参军去了，在汉娜的词典里，参军就是生死不明的代名词。
她绕过废弃的磨坊，翻过一堵断墙，她出门前就用绳子绑紧了裙边，免得勾住什么东西。磨坊的晒谷场以前驻扎着国防军，他们早就不见了。留下一堆头盔和装子弹的木箱，有时候汉娜会偷偷来这里玩，自己一个人戴着大得遮住眼睛的头盔，趴在断墙上，假装向森林开枪。
女孩从倒塌的葡萄架和烧焦的树之间钻过去，轻快地蹦向小溪，背上的藤筐随着她的脚步一下一下撞着后腰。妈妈禁止她走这条路，但走大路的话要多花十五分钟，还可能遇上巴登堡家凶恶的大黑狗，汉娜绝不走大路。
她走到水流和缓的地方，踢掉鞋子，踏进浅水里，弯腰割草。夏天已经来了，溪水不再冰冷刺骨，消失了一冬的蜜蜂也出现了，再过一两个星期，空气里就会飘起野花的甜蜜香气，就在这个地方，于尔根曾经送给她一个花环，红着脸戴到汉娜头上，夸她这样很美。汉娜把新鲜的草丢进藤筐里，休息了一会，呆呆地看着溪水。
背后的树林里传来沙沙声。
这附近时常有獾出没，但这些小动物都很谨慎，不会弄出这么大的声响。汉娜猛地转过身，吼了一句“谁在那里”，举起镰刀。
没有动静，风懒洋洋地吹过树梢，从上游带来树脂和青草的气味。汉娜警惕地盯着灌木丛，没有放下武器。过了几分钟，灌木摇晃起来，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乱蓬蓬的胡子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没被胡子盖住的地方也满是污渍，说不清是血还是泥。汉娜后退了一步，差点滑倒在小溪里，她站稳脚步，脚趾陷进河床的淤泥里，双手握住镰刀，要是这个流浪汉敢往前一步，汉娜就割断他的喉咙。
流浪汉摊开双手，低声说了些什么，汉娜不懂他的语言。这个可怜鬼很可能是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外国人，自从柏林被外国人瓜分之后，镇子附近就时常出现这种神色迷茫的战俘，像幽灵一样，缓慢然而坚定地飘向法国和荷兰的方向。
“我听不懂，也帮不了你。”汉娜晃了晃镰刀，“走吧。”
陌生人往前一步，仍然举着双手，让她看清楚自己没有武器，他有双蓝色的眼睛，就像于尔根，他在离汉娜还有五六米的地方停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说了一句什么。
“你饿了吗？”汉娜问。
对方显然也没听懂，既不肯定，也不否认，又指了指肚子。
汉娜犹豫了一会，一手拿着镰刀，一手解开绑在腰上的布包。妈妈今早给她做了三文治，两片小得可怜的黑麦粗面包，夹着薄薄的风干火腿片。她把其中一块面包片扔给流浪汉，面包落进草丛里，陌生人扑向食物，飞快地把面包塞进嘴里。汉娜抿了抿嘴唇，放下镰刀，把剩下的那块带火腿片的面包也丢了过去。
陌生人狼吞虎咽地吃掉所有东西，摇摇晃晃地走到小溪旁边，洗了洗手和脸，像只大狗一样甩着头。汉娜忍不住笑起来，流浪汉抬头看她，也在胡子底下露出微笑，“Danke.”他轻声用德语说，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汉娜问，对方困惑地皱起眉，没有回答。
“算了，当我没问。”
也许听出了她的泄气，流浪汉又笑了，指了指西面，“Frankreich？”
“你要去法国吗？”
听见“法国”二字，流浪汉用力点头。
汉娜指了指西南面，“那边。”
“那边。”流浪汉重复道，“法国？”
“是的，法国。”
陌生的外国人站起来，冲汉娜点点头，向她指的方向走去。女孩站在淙淙的溪水里，看着他走远。她希望这个陌生人尽快找到家，在她的想象里，帮了这个人，就好像她冥冥中也帮助于尔根找到回家的路一样。
第32章
路易在一个雨天到达柏林，舷窗外的景色从灰暗的云层过渡到同样灰暗的浓雾。庞大的运输机在跑道上滑行，缓缓减速停住，引擎安静下来。这天是1946年4月21日，寒冷多雨的春天统治了德国和法国北部。
卢瓦索到停机坪上接他，撑着一把帐篷似的黑伞。走进指挥部的时候，两人的风衣下摆都已经被雨水沾湿了。路易被介绍给十来个飞行员，柏林这里有两个喷火战斗机小队，路易将会成为它们的指挥官。
“美国人也和我们共享机场吗？”他问，看着雨中的一排野马战斗机。
“很不幸，我们共享的东西比机场更多。”
他接着去拜访了美国驻柏林航空队的指挥官，那是个头发灰白的中年人，没说话前就先笑，口头禅是“对吗？”，而且曾经在皇家空军肯利基地服役，这给了他们很多谈资。后来等两人再熟络一些，路易在一个午餐会上试探性地问起他能不能查到美国战俘的消息。
“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查尔斯?辛克莱，‘黑色星期四’那天在德国失踪了。”
“战俘名单上没有他吗？”
“没有。但你也明白这些名单不完全准确，也许他逃走了，或者没被抓到。”
“或者没进战俘营，而是被丢进了难民营，这样的话基本上找不到了，德国人并不留那么详细的记录，难民不能拿来换赎金。”
“我明白。”路易强迫自己笑了笑，“随便问问。”
“我会帮你留意的，但不要抱什么希望，我们还没搞清楚那些该死的集中营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们关于战俘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不了了之。1947年初，冷战越来越冷的时候，这位灰白头发的指挥官调走了，回到本土。新来的美国佬年轻一些，带着一种颐指气使的傲慢，仿佛全欧洲都亏欠他。乔治?卢瓦索和他互相看不顺眼，路易担心这两人总有一天会拔枪打掉对方的头。
路易很少离开空军基地。外面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柏林在两年前的连番轰炸中几乎被夷平，现在也还没回过神来。瓦砾依然堆在原处，因为日晒雨淋，已经长出了野草。从空中可以更直观地看清楚这个千疮百孔的城市，护送运输机回来之后，路易偶尔会在空中多盘旋一圈，俯瞰这片灰色的废墟。当然不能走得太远，否则苏联战机会紧张兮兮地升空，随时触发外交事件。
1948年三月底，苏联人截断通往柏林的铁路时，没有人真的感到惊讶。美国人在柏林和他们对峙已久，暂时的平静就像悬在沸水上方的冰层，坚持不了多久。更多运输机从英国本土调往西德，准备应付最坏情况。3月6日，路易给父母拍了一封电报，让他们不要担心，苏联人只是要求查验身份，美国和英国的货运火车依然能进入柏林。
到六月份，最坏情况就来了。
铁路运输全线中断，公路也被苏联关卡截断了。美国人不得不调用大量运输机投放物资，囤积食物和弹药，万一苏联人突然袭击，留守柏林的军队也还能应付。路易和喷火小队每天出发，护送运输机进出柏林。苏联战机变得咄咄逼人，甚至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伴飞，一副随时要击落他们的架势。这就像1940年的夏天，路易时常半夜醒来，误以为自己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尖厉惨叫。他们所在的机场对苏联轰炸机来说不算什么，几颗落点恰到好处的高爆弹就能把他们全部烤熟。
空运很快就扩大规模，给平民空投食物和生活用品。几乎每架运输机都在满负荷运转，路易一早起飞，中午回来加油，马上再飞一趟。傍晚回来时总是疲惫不堪，基地的晚餐也没能提供多少慰藉，因为实行配给制，餐盘里往往只有罐头肉和没有味道的马铃薯泥。晚餐之后他还得再飞一次，护送今天的最后一班运输机离开柏林。
“林登上尉？”
路易在走廊里停住脚步，有些不耐烦，如果又有人想让他在什么愚蠢的文件上签名，那他们最好闭上嘴，等两小时再来。叫住他的是一个年轻的英国飞行员，有一头稻草似的头发，说话时露出尖尖的虎牙。“新来的运输机队长想见见你，长官。”
“我已经见过他了。”
“不是我们的运输机，长官，美国人的，他们想和你谈谈班次调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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