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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番外
过去有句话，叫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银。现在人听了只会觉得奇怪，娱乐明星关天津什么事呢？整个二十世纪，世界都像被什么东西在后面追着跑一样，丢盔卸甲，三天两头地改换面孔，往往一个不留神，熟悉的一切便随风沙化，消散。就好比文坛吧，从前想走红，不去巴黎是不行的，流动的盛宴，文学艺术的天国。如今呢，从报名创意写作班开始，纽约大小文学出版事务所，竭诚为您服务。
去巴黎便成了一种计划外的小事体，一种添头。
不幸的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个意外叫我非在夏天来到巴黎不可（多么沮丧，远离乡下和海滨，远离年轻的身体）：某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大学搞了个学术会议，讨论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天地良心，我，一位光荣的美利坚绿卡持有者，一位磕磕绊绊拿英语语写作的旅美小说家，不幸名列受邀嘉宾的表格。我真不知道这些教授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来我书里寻找社会主义，这和在北京寻找煎饼果子也没有分别。
可是他们给了我优厚的旅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哈欠连天。七月，美好的七月，亚得里亚海滨大概满是赤裸着上身的黑头发美人吧，而德国的山林里，金发蓝眼的高大男子可能正在露营？我已经不想去听台上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夏天也要去度假，我们去北戴河。
可算挨到了中场休息，我赶紧跑到茶水间寻找救命的黑色的液体。长桌子边上早就站满了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我想起过去如果电视上有人说外语，我们会讲，哈哈哈，鸟语。
一片叫人头疼的鸟语烟香里，忽然，我捕捉到了一段熟悉的频率。
“那个美国教授一张嘴，全是胡说，欻欻欻欻，崩得我脑门子疼。”
“我说你怎么一直在椅子上奋蹴。”
“他说的嘛玩意儿啊，真叫人不耐听。走，我带你去参观学校……”
我的脚简直不听我使唤，循着声音就走了过去，“您二位，听口音是天津人？”
正全情投入地编排美国佬的两人吓了一跳，他们转过身来，原来是俩小年轻。其中一位看起来根本还是个孩子，圆眼睛，翘鼻子，眼尾还有颗红色的小痣，他穿了件白底儿的文化衫，上面写着“轧你嘴”，颇有些不着调的劲头；另一位眉眼更精致些，大热天还穿了白衬衣，下摆规规矩矩掐在裤腰里，胸前挂着名牌，竟也是参会人员。
“您是……？”轧你嘴问道。
我从裤子口袋里也把名牌掏出来，自我介绍了一番。他们两个人都没读过我的小说，这更好，我想，我们便热络地聊了起来。
于是我得知，参会的人叫陈献云，是社会学系的学生，这次投的文章有关十七年时期的工人写作；至于孟时雨——就是那个“轧你嘴”，他本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暑假要留在这边忙一个项目，暂时回不了国。
“我们什么关系？”孟时雨嘻嘻哈哈地只是笑，大模大样揽着陈献云的肩膀，“陈博士，你和我什么关系呢？”
陈献云回答：“普普通通，乡里乡亲吧。”
“上巴黎讨生活呢，老乡。”孟时雨说着又开始乐。
陈献云一脸无奈，“你还没完没了，”他回头对我说，“其实我们是同学，在X中读了六年，一直都在一个班，后来大学又都去了北京。您别介意，他啊，就是这样，没正形。”
他们的熟稔隐隐有些排斥外人，却并不是互相占有，我有些羡慕地看着他们，并不拆穿他们孩子气的贫嘴。我们越聊越投缘，甚至，就连我那久已不用的乡音都冒出来，再次支配起我的舌头。不一会儿，我便也嘛啊，嘛啊地开起玩笑。这时候再叫人回去听学术话语便成了酷刑，我们一致同意，干脆出去找地儿坐下来吃饭，喝酒。
我们走出了学校。他们没有半点要奉承我的意思，自顾自走在我头里，两个人肩并着肩，孟时雨话多而密，叽叽咕咕，贫起来没完没了；陈献云则是见缝插针，在一片绵软的“是吗”，“可说”，“原来如此”中不时刺出一根针，一句话便能戳破孟时雨话里快活的小气泡。我几乎能想象出这两个人穿着校服走在滨江道的样子，孟时雨大概是连校服拉链都不拉的那类学生，敞着怀，露出里面花里胡哨的T恤，手里举着炸鸡排或是蛋筒，书包只背一个肩带，吊儿郎当地，边走还边踢易拉罐。至于陈献云，大约是规规矩矩地穿着全套校服，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规规矩矩地走着路。但好学生会放学就逛滨江道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献云会陪孟时雨一起在午休时晃在操场上，放学又一块儿压马路。他们看起来这样亲，但凡孟时雨买了一枝糖堆儿，总有两三颗红果得进了陈献云的肚子。在我的虚构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想得大概有些太过入神，以至于陈献云只好拉住孟时雨，停下脚步来等我。他亲切而柔和的目光叫我浑身不自在起来——男性长辈的角色我几乎没有扮演过，但面对这样来自故乡的年轻朋友，叫人又不能不勉强支棱起著名作家的的派头。我回忆着别人的做派，扬言说要请客，陈献云笑着推辞，倒是孟时雨，也不和我客气，随手在路边挑了一家吃海鲜的餐厅。
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坐在一起，好像不谈论政治就吃不下饭，喝不了酒。什么民运人士啊，政治异见者啊，仿佛人人都被国安抓进去过，但他们又或者支持川普，或者支持哈耶克。
幸好孟时雨似乎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我是从他的衣着看出来的），而陈献云又惯爱迁就着他。于是我们默契地绕过了宪法啊运动啊一类的话题，我讲了些文坛上的八卦，然后言语便一路向着东方奔去，直奔进天津市里。他们听说我久未回国，忙叽叽喳喳地讲这些年的变化，什么老城拆迁，海河治理，还有细细碎碎的早点价格，花鸟鱼虫，说相声的谁谁谁老了退了，老城里的钙奶汤圆搬去了何处。
我们尽情地怀旧，躲进温暖的回忆，时间往回一直流，流到梦一样不真实的过去。
或许我到底老了，一个不留神，便讲出一句陈词滥调：“你们年轻一代到底比我们幸福。”
“我们幸福？”孟时雨冷笑了一声，“物质上或许吧，我承认，我没饿过肚子，也没受过冻。但要说幸福，那可不见得。”
他的语气那样尖刻，让我不由得好奇起来，“人想要获得完全的幸福，当然很难，”我说，“但要说不幸，你们90后的不幸能有什么？爱情上的挫折，再不就是学业上的压力。网上不是说，你们是随着国家崛起的一代，是享受到经济腾飞红利的一代。”
孟时雨大声说：“那您呢？您这一代人，大概早年在物质上稍稍吃了点苦，但你们至少还上过广场，还做过些民主自由的美梦。我们……嗨，算了，您不在国内也不明白。”
“说吧，”我恳求道，“说下去。”
孟时雨却不说话了，一个劲挤柠檬。
“不如这样，”白葡萄酒的酒精比我想的要强烈，它偷偷解开了我那件名为成熟大人的戏服扣子，“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一人说一个不幸的事。”
孟时雨撇了撇嘴。
陈献云切了口龙虾，咽净了，放下刀叉。他开口笑着打破了冷场：“那我先来？”
“我就说个不幸的爱情吧。我年纪小，到现在也才交往过一个对象。他比我年长很多，成熟又有见识，而且他对我很好，有时候简直像宠爱一个孩子，无论我想做什么他都不反对，如果我真的想要天上的星星，”陈献云顿了顿，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说不定他会冠名一颗给我。”
“只是有一点——他不止对我一个人这样好。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后天王二麻子，没完没了，来者不拒。”
“我刚发现时，气得想死，但他说，哎呀，宝贝，年轻人不要老古董，老封建，这都正常的。我也搞不明白，这哪里正常了？他就给我举例，这个总那个总，谁不是养一大堆人。又不是当真要谈恋爱，他说我实在没必要较真。”
“我有时气得狠了，夜里躺在他旁边，甚至想一刀捅死他算完。我就不明白，要是人人都和我一个想法——‘大不了一命换一命’——他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和这么多人睡一个枕头。他们不怕吗？我真不明白。”
他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我仿佛看到他那双漂亮的桃花眼红了起来，他低下了头。
“这还不是因为你没动手嘛，”孟时雨叹了口气，把几乎熄灭的话题又吹着起来，“要我说，暴力革命就是最好的。”
“行，我等你哪天付诸行动，我就下手。”陈献云没好气地说，他再抬起头，脸上又是春水一样温和。
“轮到我了，”孟时雨放下生蚝，开言说道，“我呢，我不幸的原因都是我老生气，哎呀，忍不住。”
“有一回，我们学校要新建一栋教学楼。他们工期太急，太紧，您知道，北京的夏天又热得不行，快封顶时，有个河南来的师傅，才收工回到集装箱宿舍，就猝死了。工头说不是死在工地的，不算工伤，就是不赔钱。我们一些学生听说了，就讲这样怎么行，太欺负人了。然后是他——”他指了指陈献云，“挑头说要帮忙维权。”
“我们又是找法律系的老师，又是找社工专业的老师，联系媒体，联系学校，折腾半天，一点用没有。后来，我们就想，嘿，去他的吧，咱就中国特色，拉横幅，写大字报，闹事谁不会呢？”
“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闹事也是技术活。不过这也不重要啦，反正我们就举着牌子跑到这个建筑公司的大楼前头去。结果还好，我们毕竟是名校，他们顾虑着影响不好，虽然还是没鉴定成工伤，到底庭外和解，让河南师傅家里拿了钱赔偿。”
“可是您猜怎么着，那个公司老板就记住了我。可能是我太优秀了……人群里最闪亮的崽。”他开了个玩笑，“后来我去酒吧，正好碰见他，他就找人把我揍了一顿，打折了左面这条腿。不过我家普通市民，能有什么办法……本来我妈还不太乐意我留学，天津人嘛，去北京已经算去外国了，去髪国可还行？结果出了这档子事，她天天就在家看机票，无论谁敲门，都不许我去开……我其实都两年没回国了，电话里他们就说，没事没事，家里一切都好，不着急回来，爸爸妈妈去看你也是一样的，想吃什么给你寄，小宝栗子，羊羹，果丹皮……唉！该死……”孟时雨惊呼一声。原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抓着生蚝的壳子，也不知道他捏的多用力，竟把手心划了道大血口子。
我心里有些叹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怀，逃过了这个那个火坑，前面或许还有别的灾祸。人世何苦？
这时服务员过来了，问我们吃好没有，我说很好很好，把账单给我们吧。他把账单拿托盘端了过来，又送了咖啡，我看了看钱，数额真是不小，是三个天津人能吃出来的结果。
“轮到您了。”孟时雨拿手按着账单说道，“您还没讲呢，我们先喝咖啡，等您说完再结账。”
我伸手到口袋里想掏根烟抽，口袋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唉，我一惊，旋即苦笑出来，竟然连烟都没了。没有烟酒，可怎么讲下去这个悲伤的故事呢？
“我们那会儿呢，没有说买房的，商品房啊，很少，太少了。都是要么住自己家，一家子挤住一起，要么住单位宿舍。我呢，和家里闹矛盾，就住到宿舍去了。你们知道伙单吗？知道？那就好办了，我就学摸到这么一间。和我一个单元的邻居是个电工师傅。他跟我岁数差不离，精精神神的小伙子。那时我头一回独自生活，嘛也干不好，他就很帮助我。扛个煤气罐啊，修个电灯啊，我们关系就很好，平时一起弄饭，一起看电视。当然，过日子嘛，总有马勺磕锅沿的时候，但我们也不会把气生到转天。”
“后来，他发现了我是个同性恋。但他没有啊呀呀地躲开，也没把这事儿到处去宣传，还是默默地关心我，老想把我往好里带。时间长了，我们慢慢就有了感情。很有感情。我们那时候一歇班就到处玩，天津市里，四郊五县，北京，野三坡，秦皇岛，都去过。最远去到了回泰山，登顶，看日出，还一块儿拍了照片。”
我停了停，呷完了咖啡，有些讲不下去。
“这哪里不幸了？”孟时雨一头雾水地问道，“这不是好事吗？”
陈献云见我不说话，倒是挺体贴，没继续追问，只是扬手示意服务员结账。
我一看，便赶紧把最后一段说完：“我就把我们在泰山拍的那张照片一直留在钱包里。后来到了美国，换了几回钱包，我也一直留着，没扔，很珍惜地放在透明夹层里。没事时，诶，拿出来看看。”
“我要说的这个悲惨的事呢，就是我刚刚一摸口袋，想给你们看这张照片，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钱包啊，没了，怕是叫偷儿偷走了。”
魔改自相声《八十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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