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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他很可能争辩，暗杀是克格勃的专长，不应该是六处的。也许还会继续指出莱纳很可能受到了胁迫，为什么对木偶挥起铁锤，而不是操纵木偶的那双手？美国人也应该把他们那只踩进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边，给他安排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工作，不要再和外交沾上关系。他还会询问霍恩斯比，麦卡伦先生如何处理这件事？他离开柏林太久了，甚至不知道那个过度吸烟的美国同行两年前就已经被召回了。
这里也许有个小小的陷阱，一种并无恶意的算计，霍恩斯比特意让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动放弃了的“旷野”，看看能不能唤起情报官埋藏起来的本能。外勤永远是外勤，他们没法按停脑海里的齿轮，顶多只能调慢一些。人们当然可以习惯寄宿学校和英格兰西南这个一成不变的角落，可是，一旦他们回忆起“外面”，这种本来已经接受了的乏味生活会一瞬间变得无法忍受。
不管安德烈的齿轮运作情况如何，他似乎都不急着离开埃克塞特。霍恩斯比独自坐火车返回伦敦，露营像往常一样继续，这个学期余下的德语课也是。暑假来了，又过去了，男孩们晒得黝黑，垂头丧气被送回学校的时候，“朗格先生”也还在，用同样平板乏味的声音领学生们念“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乐会”。唯一的不同是，1960年秋天前后，人们开始在酒吧见到“朗格先生”。他喝酒的时候就和在学校一样安静、疏远和礼貌，两杯威士忌，加冰，不坐吧台，独自一人占据了栅格窗旁边的四人座。不过学校附近这个酒吧从来坐不满，谁都没有意见。“朗格先生”一边喝酒一边审阅报纸，不是“看”，是“审阅”，只有这个词能恰当形容。他专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页的内容，像是要掰开每一个单词，嚼五分钟再咽下去。有一晚。酒吧老板的大女儿鼓起勇气问他在报纸里找什么，德文老师笑了笑，回答“没什么，只是无聊”。
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儿迷恋“朗格先生”，只要德文老师走进门，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别人了。安德烈假装留意不到，只在酒吧老板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说话，也从不和她谈论天气以外的话题。后来得知“朗格先生”辞职离开埃克塞特，她如此失望，以至于在圣诞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悄悄抽泣起来，弟妹惊异地盯着她，父母对视一眼，以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柔情，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给女儿，让她上楼去卧室休息。她当时才二十一岁，感觉肯定像世界末日。
安德烈没有买火车票，租车开回到布里斯托，与母亲和继父一起过了圣诞节，第二天就走了，他告诉母亲，埃克塞特的工作结束了，他可能短期内不再考虑教职，接下来打算去伦敦。再一次，安德烈既没有撒谎，也没有说实话，他的确去了伦敦，停留了短短三小时，搭上了飞往柏林的航班。
柏林没有变。一样的灰暗街道，一样的河水，就好像他离开的这四年被压缩成薄薄一片，变得比一天还短，可以忽略不计。十二月底，雨夹雪从充满敌意的铁灰色天空中飘落，满地泥泞，掺着冰粒的脏水里泡着被风吹落的圣诞装饰。在牧羊人看来，柏林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他的情报网被后来者瓜分了，切成碎块，每人叼走一点点，没人想要的碎屑就此散失，不知道是搬家还是被捕。但安德烈不是为此而来的，他用一本伪造的奥地利护照在旅馆登记入住，把手提箱放到床上，打开，一件一件拿出衣服，摸到夹层，取出一把托卡列夫-33手枪，在客房里转了一圈，把武器藏到衣柜后面，回到床边，重新把衣服放回箱子里。接下来他挪开床头柜，小心翼翼，免得柜子在地板上刮出声音，柏林情报站的外勤已经来过了，床头柜背后用胶带粘着两个弹夹。安德烈拿走这份欢迎礼物，走进浴室，藏进通风管里。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喝咖啡太晚了，喝酒又太早了，安德烈打电话让前台送一瓶威士忌上来，坐在床边，看着布满雨水的玻璃窗。他还有四个小时要打发，然后他会下楼去，拦一辆计程车，去“金色鹈鹕”酒馆。
在埃克塞特，几乎没有人想念安德烈。一年之后的圣诞节，酒吧老板的大女儿和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结婚了，他们没有孩子，但是养了三条气势汹汹的罗威纳犬。今天，我想，她已经不太记得多年前那个孤僻的德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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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鹈鹕”提供简单的晚餐，菜色是固定的，每周一换，价格合理，食物也不算太糟糕。所以刚过八点，就会有零零散散的顾客落座，等着一模一样的肉类上桌，为接下来的啤酒和更晚一点的烈酒做铺垫。这是酒馆一晚之中最安静的时候，再过一两个小时，连接桌子的气动管就会发出接连不断的嗖嗖声，运送写着情话和秘密的小纸条。乐队九点半开场，人们聊天，跳舞，碰杯，嗤笑，噪声要到凌晨才逐渐停止。
莱纳并不是每天都去“金色鹈鹕”，天气变冷之后，大概一周两次。有时候是科里亚命令他去，有时候是他自己想要去喝一杯。科里亚的上一只猎物已经被调离柏林了，莱纳应该会更频繁地出现在酒馆里，寻找下一只。为科里亚工作和为安德烈工作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区别，莱纳发现，他们都只把莱纳看作达成目的的工具，但至少科里亚一开始就把这个条件列出来了。
他走进酒馆的时候刚过十点，乐队正在为越来越醉的人群伴奏，香水、啤酒和地板清洁剂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混在一起。酒保留意到莱纳，冲他笑了笑。“金色鹈鹕”总共有三个酒保，两个高，一个矮，被常客们戏称为大鹈鹕，中鹈鹕和小鹈鹕。全都是科里亚的人——至少科里亚和克格勃是这么认为的。莱纳知道这三个酒保同时也拿着中情局、斯塔西和军情六处的贿赂，天知道还有多少其他情报处也给这三个人供应钞票，志得意满地以为自己买下了“金色鹈鹕”的酒保。这就是为什么莱纳和他们说话总是很谨慎，没人能确定今天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哪个或者哪几个。
吧台已经快要坐满了，莱纳好不容易才在边角处找到位置。酒保直接给他送来加冰的威士忌，外加一小份免费的薯片。今晚值班的是大鹈鹕，擅长对付醉汉，如有必要，还能把打架的顾客撵出去。莱纳冲他点点头，表示感谢。大鹈鹕走开了，不到五分钟又回来了，手肘支在吧台上，凑近莱纳：“有位先生似乎十分关注你。”
莱纳喝了一口酒，“好的‘关注’，还是坏的‘关注’？”
“看不出来，你自己判断。进门左手边第二张桌子，墙角，被那个胖土耳其人遮住了。”
“谢谢。”
吧台另一端有人抬起手，大鹈鹕眨眨眼，走开了。莱纳侧过身，认真地看了几分钟乐队，才假装漫不经心地望向酒保说的那个角落。门刚好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涌进来一股冷风和一群穿着制服的年轻军人，完全挡住了莱纳的视线。新来的顾客挤来挤去，和周围的人谈判，搜刮椅子，艰难地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了。越过胖土耳其人的头顶，莱纳终于看见了那位据说十分关注他的先生。对方似乎一直在等他发现，露出微笑，冲莱纳举起酒杯。两人隔着十几张桌子，互相对视了许久，意识到莱纳不打算过去，坐在角落的人过来了，靠在吧台上，脸上全是愉悦的惊讶。
“晚上好，小鸟，真是个美妙的巧合，不是吗？”
关于你的事没有一件是巧合。莱纳想，没有说出来，他放下酒杯，握了握对方伸过来的手：“晚上好，安德烈。”
第二十四章
第一句话总是最难的。能说什么？还剩下什么可以说？哪个句子安全，哪个词危险？莱纳还在犹豫，安德烈已经自如地牵起对话的缰绳，从神情到姿态都很放松，谈论来时的航班，抱怨柏林的阴冷天气，评论今晚的吉他手。莱纳点头表示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发笑，然后询问安德烈打算稍作停留，还是马上中转。这不是真正的谈话，这是谈话前的社交舞蹈，像犬科动物互相嗅探，朋友？威胁？两样各占一些？从眼角余光莱纳能留意到大鹈鹕紧盯着安德烈。因为距离和噪音，酒保肯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被这双眼睛监视着断然不是一件好事。酒馆里还有多少其他眼睛？
“酒不合你的口味？”
莱纳收回视线，“不，不是。”
“如果我不是很了解你的话，我会以为你很紧张。”
音乐声敲打太阳穴，像十二把包着毛毡的小铁锤，莱纳喝了一口酒，直视着安德烈，决心叫停这场无用的探戈：“你来这里安全吗？”
安德烈略微歪过头，仿佛真的感到困惑，“我为什么会不安全？”
“科里亚——”
“噢。”安德烈发出这么一个音节，就像插下一支蓝色小旗，充当地图上的标记，此处有水源，“所以你现在在为科里亚工作，克格勃的小鸟。”
“我不——我的意思是，你难道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为什么会‘早就知道’？”安德烈的声音变得轻柔，几乎淹没在音乐里，莱纳试图分辨他脸上的悲伤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现在只是个游客，莱纳，我早就离开了我的老雇主——是我自己退出的。”
这次轮到莱纳问为什么。
“哪有为什么。老狗需要休息了，就这样。”
“为什么又回到柏林来？”
“我说过了，观光。”
没有人会仅仅来柏林“观光”，就像没有人会专程去交战区野餐。莱纳张嘴想回答，大鹈鹕刚好挑这个时候走过来，问他们要不要续杯。安德烈再点了一杯黑啤酒，莱纳摇摇头。酒保拿了一个干净杯子，到啤酒龙头那里灌满，送到安德烈面前，再瞥了莱纳一眼，看他打不打算改变主意。莱纳盯着威士忌里残余的冰块看，没有抬头。酒保于是退回杯架旁边，一边擦干鸡尾酒杯，一边监视这片热闹的水域。
“听着。”安德烈碰了碰他的手背，“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聊天？你来决定，我不像以前那样熟悉柏林了。”
“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莱纳把钞票压到宽口酒杯下面，“祝你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再见，安德烈。”
“莱纳。”
莱纳站住了，转过身。
“我住在‘大使’酒店。用‘K. 费尔森’这个名字登记的，K代表卡尔，如果前台非要问的话。”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也许没有。只是给你一点情报。消息是柏林的硬通货，至少我还在的时候是这样的。再说，如果那边的先生，”安德烈往酒保的大致方向扬了扬下巴，“告诉科里亚你和一个长得很像安德烈的人谈话了，你却给不出这个人的行踪，他会生气的，我们可不想让克格勃生气。”他用啤酒杯碰了碰被遗弃在吧台上的宽口玻璃杯，“晚安，小鸟，我是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
莱纳什么都没说，快步走向大门，一路推开喝醉的人，暗暗希望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落荒而逃。
——
莱纳当然知道“大使”酒店，并且在过往几年里把酒店内外摸了个透彻。那是往来柏林的外交官和商人最青睐的落脚点，自然也盘踞着克格勃和斯塔西蜷曲的触手。前者时常在酒店大堂活动，后者招募了清洁工和客房服务员，监控外国住客的行踪。安德烈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选这家老旅店？是聪明的烟幕弹，还是他真的就是个游客？
这就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一样。安德烈留下一扇半开的门，等莱纳自己决定进不进去。莱纳讨厌下这个决定，但这个思绪就像粘湿的面粉团一样，就算丢掉了，也还是沾得满手都是，不能假装它未存在过。莱纳犹豫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临近傍晚的时候差点拿起电话打给科里亚——他终于在家里安装了电话，接纳了二十世纪的科技——在拨出最后一个数字之前放弃，承认失败，拿起挂在门后的外套，出门，快步走向地铁站，掺杂着柴油气味的冷风把长外套下摆吹得像鼓满的船帆。
卡尔·费尔森，他去前台报出了这个名字。穿着鸽灰色制服的女士向他微笑，请他稍等一分钟，拿起了内线电话。费尔森，莱纳思忖假名是分配的还是安德烈自己选的，为什么是Felsen，“悬崖”？ 还是说，卡尔·费尔森是安德烈的真名？
“抱歉，先生。”前台接待员转回来，一手捂着话筒，“我忘记问了，您拜访费尔森先生的理由是？”
“我是他的侄子。”
她低声对话筒转述，认真听了一小会儿，挂上听筒，又露出那种好像从罐头挖出来的标准笑容：“费尔森先生现在下来。”
“谢谢。”
他等在大使酒店引以为傲的宽阔主楼梯旁边，巨大的橡木扶手几乎到他肩膀那么高，可能本来就不是设计给普通人类用的，而是留给某种步履沉重的巨人。大理石梯级看起来也更适合巨人长着鳞甲和倒刺的脚。从楼梯可以看到摆放在大堂的沙发，莱纳刚走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迅速清点了沙发周围的人，两个男人，三个女人。那两个男人应该都超过七十岁了，旁边同样白发苍苍的女士也许是他们的妻子，唯一的年轻女人可能是护工。大使酒店里到处都是威胁，但这几个老人不是其中之一。
安德烈在楼梯顶端出现，快步往下走，皱着眉，可能也对台阶的宽度感到不满。莱纳注意到他也飞快地瞥了一眼大堂沙发上彷徨的几个老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牧羊人穿着大衣，莱纳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带着武器。安德烈跳下最后几级楼梯，眨眨眼，好像在说“抱歉让你看到我笨拙的体操技艺”，拍了拍莱纳的背，当作打招呼。
“侄子？”
“是个最方便的说法。”
安德烈笑了笑，戴上帽子，向大门走去。门童为两人拉开门，祝他们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谁都没有说话。走过了许多间准备打烊的商店和正开始迎客的餐厅之后，莱纳意识到安德烈要到河边去。两人从一条旱桥下面走过，短暂的黑暗，滴水声，烧焦垃圾和尿液的气味，上方某处，一列轻轨驶过，隆隆作响。然后他们走出了阴影，河水在眼前展开，映着对岸稀疏的灯光。有人曾经想在河边建一排水泥护栏，但半途就放弃了，留下几个及腰高的水泥团块，像三只长歪的牙齿。旱桥旁边有栋低矮的三层建筑物，围墙上布满涂鸦，路灯被毁坏了，昏暗中看不清招牌，可能是个水泥厂，仓库和高耸的搅拌机隔开了河和马路。是个行刑的好地方，莱纳吞咽了一下，把手藏进外套口袋里，免得让安德烈看出他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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