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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等的人来了，一个戴贝雷帽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毛呢外套，剪裁精致，但已经很旧了，手肘处有块补丁，尽力选了最接近原本颜色的布料，但还是很突兀。这个男人并没有走进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过，站了两三分钟，抽完了一支烟，到路对面的报摊去买了一份《新德国》，走了。这是可以见面的信号。安德烈等了五分钟，结账离开，科里亚坐在原处没动，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踪他，当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远都有尾巴，这无所谓，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贝雷帽的人大步走进地铁站，安德烈走向轻轨。他们会在火车总站见面，要是苏联人还跟着，那就下来，步行到波茨坦广场。如果戴贝雷帽的人手上的报纸不见了，这意味着他认为情况过于危险，会面取消。
两人夹在稀疏的旅客里，前后走出火车站，戴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夹着卷起的报纸，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见。安德烈慢慢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那里空旷荒芜，零零碎碎散落着用途不明的壕沟和草率补上的弹坑，水泥已经开裂凹陷，中间有一汪肮脏的积水，湿漉漉的车辙在泥里互相交错。七年前，盟军的B-17轰炸机曾经从这里飞过，掷下燃烧弹。安德烈抬起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过的人们不停投来疑惑的目光，才继续往前走。
河边丢弃着更多砖块和折弯的钢筋，在胜利日前后的混乱里，为了快速给车队开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砾铲到一边了事，它们就这么留在原处，被野草覆盖，无人负责。戴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张存活的长椅上看报纸，安德烈在他旁边坐下，看着河水轻轻拍打淤泥。对岸有个母亲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绑在把手上的蓝色缎带随风摇摆。
“下午好，君特。”
“他死了，是吗？汉斯暴露了。”
安德烈闭上眼睛，数了两秒，再睁开。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这位名叫君特的线人在斯塔西工作，能从不止一个途径打听到小山羊的死讯，没必要撒谎，“是的，但是——”
“我不干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君特，但让我们先——”
“我退出，就这样。我同意帮你的时候就说过了，我只想赚点外快，没打算挨子弹。”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样震惊，也很难过，不如休息两个星期，我们再谈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本来不应该再和你见面的。”他按了按帽子，尽管风并不大，“听着，我挺喜欢你的，也不讨厌英国人。我只是不能继续冒险了，我妻子下个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吗？你们不见得会替我照顾她。”
他是对的，所以安德烈没有说话。过了五分钟，焦灼不安的斯塔西军官站了起来，急着离开。安德烈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对方站住了，可能已经猜到情报官想问什么，这个问题从两人见面开始就一直悬在半空中，现在是掉下来的时候了。
“你知道是谁对汉斯下手的吗？就算只是猜的，也请告诉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强烈苦味的什么东西，但碍于礼貌不能吐出来。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面，再看了看河水，这才把目光转向安德烈：“我不敢说我确切知道，但我有种感觉。”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
“来了个新人，在上面。”君特告诉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挥部设在那里似的，“三十四岁，或者三十五岁，比我年轻，德国人，不过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国，‘在那边读书’，听说是这样。像个幽灵，至今还没人和他说过话，办公室总是关着门。他的命令都是深夜发的，让我们去这个或那个地方逮捕‘帝国主义间谍’，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从锁着的房间里推测出这一切，我认为他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也没有名字吗？”
“他让别人叫他‘赫尔曼先生’，应该不是真名。”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吗？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皱起眉，思索了一会，摇摇头。
“谢谢你，君特。”
德国人点点头，没有道别就走了。报纸留在长椅上，页边还有手指摸出来的汗渍。安德烈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视着河水。情报网坍塌起来就像骨牌，一小块倒下就能引发连锁反应。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双眼睛，尽管不在高位，但在预警突击搜查的时候很有用。谁是这个深夜里开枪的不速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尔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没人见过，像个幽灵？
河对岸的母亲折返了，走得比刚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线，谁说得清楚呢？柏林到处都是窥视的眼睛。他起身离开，边走边小声哼唱《空中骑士》[2]，手指在裤腿上打节拍。他焦虑的时候总是这样。
——
安德烈刚来柏林的时候，这地方是个废墟，各种意义上都是。战前建立的情报网已经不存在，线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踪不明。军情六处搬进了奥林匹克体育馆，中情局悄悄占据了弗伦街的一栋红砖建筑。而克格勃——当时还叫内务部——早就在卡尔斯霍特安营扎寨。英国人还在慢吞吞地修复碎裂的窗户和被弹片击穿的屋顶，克格勃已经耐心地织好了庞大的情报蛛网。
公平而论，五十年代不是军情六处状态最好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伦敦虚弱又吝啬，每个便士都要拿去润滑生锈的财政齿轮，喂养间谍花费不菲，战时英雄们也厌倦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要不就去更体面的部门另谋高就，要不就回到乡间大宅一心一意养马。总部的气氛就像散场之后的剧院后台，音乐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关灯。
可是铁幕的交响曲还在继续，每分钟都变得更响亮，大号和定音鼓是红军，小提琴和钢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题旋律。美国人也登场了，只带了吉他，格格不入，还比任何人都吵闹。舞台中央再也没有英国的位置，可怜的岛屿被挤到边缘，时不时敲一下三角铁。法国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乐在聚光灯外大声抱怨，也许有人听，也许没有。
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柏林应该是什么？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灯光都打在上面，太多灯光了，观众甚至看不清乐队，乐队也看不清对方，尽管他们都努力眯着眼窥视对面的乐谱。我们总是怀疑对面偷偷运来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确定，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同时极力否认自己在偷窥。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尔打到台前，观众也许会鼓掌，也许大声喝倒彩，双方都练出了厚脸皮。
不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什么看上安德烈，一个服役超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语足够好，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首都。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下到市区里架设电线。因为反复被情报部门借走当翻译，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脱掉军队制服，换上旧衬衫和不合身的长裤，打扮得像个柏林人，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是个在地下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出口。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手写的，整齐又详细。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技艺”，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情况下和线人沟通，怎样使用死信箱，怎样藏匿缩微胶片，诸如此类。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顶坍塌的教堂做接头地点，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巨大石砖和烧焦的木头。波兰飞行员会把紧紧卷起的纸条塞进石板的缝隙里，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柱子，看似无法移动，实际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进半只手掌的缝隙。安德烈拿走纸条，留下钞票，美元，不是德国马克。
1950年1月20日，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再也联系不上。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礼物是微薄的月薪，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职务是“电工”，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秘书，翻译，记者，英文教师。毕竟，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长编织云朵，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斯塔西、苏联军事情报局、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诈的，警惕的，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他哼着歌慢慢接近，邀请他们跳舞，悄声细语安抚他们，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
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例外。
作者有话说：
[2]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国流行歌。
第三章
“麻雀”咖啡店是一小块切下来移植到柏林贫瘠土壤里的法国，从甜点类型到侍应的恶劣态度都一样。只有七张桌子，落地窗提供了大部分的光线，因为用电管制，冬天下午四点多就早早关门。陌生人就是在天将黑未黑的时候来的，把自行车放在门外，随便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四下环顾，打量其他客人，最后在侍应不悦的目光下收回视线，点了黑咖啡。
这位格格不入的顾客可能二十出头，深色头发，颧骨和鼻梁的弧度看起来有点眼熟，尽管安德烈很确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这种难以界定的熟悉感促使他多看了陌生人几眼。科里亚走得比平常早，咖啡店里只剩下两三个常客，都没有留意那个局促不安的男孩。侍应从厨房回来了，把咖啡放到新来的顾客面前，告诉他咖啡店再过半小时就要打烊了，顾客盯着侍应，没有说话，好像不明白什么叫“打烊”。安德烈等侍应回到柜台后面，拿起帽子和外套，走过去，坐到男孩旁边，仿佛对方本来就在等自己。
“别动，看起来自然一点。”男孩似乎随时准备跳起来，安德烈一句话制止了他，“在等什么人吗？”
“你是谁？”
“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来卖什么？”
对方皱起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过了一会，摇摇头：“我来找我哥哥。”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能帮上忙。”
“汉斯，汉斯·沃格尔。他失踪好几天了，我知道他经常来这里。”
汉斯·沃格尔。这就是躺在停尸间的那个男孩的名字，安德烈也许想起了他的脸，不知道是生前还是死后的那张，希望是前者。这么多天过去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应该早已被埋到郊区的树林里，柏林的失踪人口可能有一半都在那里，足够在地狱里开一个特殊派对。可惜就像其他情报官一样，安德烈也有一种反射性遮掩真相的倾向。他侧过头，假装认真回忆，点了支烟，盯着男孩看，直到对方不安地在椅子里挪动起来。
“沃格尔。没错，我应该见过他。深色卷发，蓝眼睛，总是穿同一件脏兮兮的粗呢外套，对吗？你长着和你哥哥一样的眼睛。我可能知道汉斯在哪里，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说。”安德烈从烟盒里摸出一小张硬纸片，男孩犹豫着接了过去，侧过身，对着微弱的光线看上面的字母，西柏林一家旅店的地址，“一个小时后到这里来找我。”
“为什么？你是谁？”
“到时会告诉你的。”
“至少给我个名字。”
“安德烈。”他笑了笑，把烟头按在茶碟里，戴上帽子，“朋友们都这么叫我。”
——
旅店是军情六处的安全屋之一，虽然看上去并不太安全，整栋建筑物都明显往右歪，里面低矮昏暗，散发着漂白粉和霉混合的气味。一个瘦弱的老太太整天蜷缩在柜台后面，掌管着绑了褪色号码牌的钥匙。安德烈倾向于到这个地方来“检疫”，意思是和潜在的线人首次接触。因为这个地方没什么值得遮掩的，确实就是一家濒临倒闭的旅店而已，柏林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即使克格勃跟着他进来，也不会找到什么。老太太从雾蒙蒙的眼镜后面看了一眼安德烈，什么都没问，直接递给他钥匙，上面的挂牌写着“226”。
汉斯的弟弟非常守时，差五分钟到一小时到时候到的，在旅店门口畏怯地张望，被老太太不耐烦地喊进来。安德烈带他上楼，右手轻轻握着男孩的手肘，没有胁迫的意思，但也不让他轻易逃走。木头嘎吱作响，地毯破损的地方露出腐烂的木板，一对男女在某个客房里争吵，玻璃摔到地上，短暂的寂静，然后是微弱的抽泣声。穿堂风吹动了仅靠一根细电线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巨大的影子左右晃动，两人的脸一时被照亮，一时被阴影盖住。隔着墙能听见收音机的声音，沙哑地播放钢琴协奏曲。两人踩着破碎的音符走过凹凸不平的二楼走廊，226号房间看起来和其他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圆形把手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员工休息室，请勿进入”，安德烈回头看了男孩一眼，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打开了门。
客房中央放着一把的椅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放在那里不可，好像某种特意设计过的舞台装置。靠墙放着一张床，但没有床垫，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木框。安德烈拉上窗帘，开灯，光线令这房间显得更破败了，暖气片污渍斑斑，拴着一截用途不明的铁链，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鞋印叠着鞋印，能看出来那些无名访客站的位置都和他们现在差不多，椅子和床周围没有鞋印。
“莱纳·沃格尔，对吗？你的名字？。”安德烈开口。
“汉斯提起过我？”
“经常。”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
“我曾经和你哥哥一起工作。”
“你也在德意志邮政工作？”
“不。汉斯在别的地方和我合作。”
安德烈仔细观察着莱纳的表情，看他在听见“别的地方”时有没有醒悟到什么，显然没有。安德烈不知道应该感到宽慰还是焦急，宽慰是因为汉斯信守承诺，从未向家人透露过一个字；焦急是因为，这位莱纳·沃格尔现在正式成为安全威胁，要是他决心四处嗅探寻找汉斯，斯塔西迟早会盯上他。要是安德烈阻止他，势必要暴露汉斯的工作内容，没人能保证这个弟弟不会马上跑到斯塔西那里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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