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你觉得高兴。”安德烈冲他眨眨眼，揉了揉莱纳的卷发，“下次再见，如果有紧急情况，你知道该怎么找我的。”
——
你在笑，你当然会笑了，安德烈的手段不新鲜，对吗？笑吧，你已经见识过不少了，但莱纳还没有。
情报官和外勤的关系几乎，注意我说几乎，就像情人，你得往他们身上一公升接一公升地倾注关怀和注意力，因为这些可怜的家伙通常两样都很缺乏。安德烈的做法很不错，他从一开始就让你知道你不是他唯一的小羊，他还有很多别的人要关心，不过不要沮丧，你是特别的。每一只小羊都觉得他最喜欢自己，只有自己能让安德烈骄傲。让你的小羊竞争，但不能让他们互相嫉妒。给他们爱，但不要给太多了，免得这些爱变成水泥块，把你整个人拉进沼泽里。
总而言之，安德烈得到了他的电缆分布图，可以去霍恩斯比那里重提要求了。他用假名上了一架六处为他安排的皇家空军运输机，挤在外交包裹和好奇的美国飞行员之间，亲自把这五张图表送回伦敦，放到上司的办公桌上，行动处处长当然想知道来源是谁，不过在安德烈回答之前就猜到了。
“麻雀，是不是？是从麻雀那里来的。”每说一个词，霍恩斯比就用铅笔戳一下地图，“安德烈，我告诉过你不要再接触他。”
“是的，长官，你是这么说过。你也说过你需要带脑子的情报官，而不是只会盲从的驴子。”
“我从没用过‘驴子’这个词。”
“无论如何，我是带脑子的那一类，长官，麻雀完全能代替山羊，甚至更好。”
“你还没放弃你的小计划。”
“没有，长官。”
“即使你的计划会害死麻雀？”
“是有这个可能，但什么计划没有？”
霍恩斯比叹了口气，放下铅笔，开始琢磨面前的线路图，用食指抚摸那些规整的、标着数字和字母的细线。最后他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看着安德烈。没抽完的烟被遗忘在烟灰缸边缘，一缕白烟稳定地上升。
“你可以留着麻雀。”霍恩斯比下了最终判决，安德烈似乎想说什么，行动处处长举起右手，制止了他，“但是，只能把他当作一般的线人来运作，也就是说只准观察，不准在使馆里做小动作。你实施下一步之前，必须找我确认，整个流程每一步都必须推演过，必须有可行的逃脱计划。我们不能偷偷捅了东柏林的蜂窝，然后把整窝黄蜂扔给首相和外交大臣，你明白吗？”
“是的。”
“安德烈，如果你的‘脑子’又临时决定不守规矩，我一定会把你调到一楼，让你做一辈子打字员。”
“我明白。”
就在安德烈离开霍恩斯比的办公室，偷偷为自己的胜利喝彩的时候。在遥远的柏林，莱纳第一次推开了“阁楼”的门，在门槛上站了一会，欣赏这个舒适而明亮的小房间。圆形玻璃窗把阳光和窗框的影子投在长毛绒地毯上，一台电视机放在矮柜上，正对着行军床。床头柜上放着便携无线发报机和长短不一的铅笔，插在一个玻璃花瓶里。莱纳走了进去，小心翼翼，像是怕打扰到什么人，他关上厚重的铁门，外面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下他、阳光和尘埃。
他仰面躺在地毯上，看着阁楼倾斜的天花板。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他暂时从柏林消失了。这个想法让他笑了起来，莱纳枕着自己的手，满足地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第八章
安德烈从伦敦回到柏林的时候，给“麻雀”带了第二份礼物，一瓶威士忌，因为“有必要庆祝一下”。莱纳接过酒杯，问他在庆祝什么。
“不是我，是我们。”安德烈拔掉瓶塞，往莱纳的宽口玻璃杯里倒了一指高的酒，“我把你的事告诉了伦敦，他们很喜欢你。”
“真的吗？”
“当然。”
这瓶酒不属于在德国随处可见的牌子，所以只能在“阁楼”里喝，不能让莱纳带回家。两人碰杯，各自抿了一口。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楼下的影厅在播放战争片，如果把耳朵贴在墙上，能听清楚对白和背景音乐。莱纳盘腿坐在地毯上，仔细观察安德烈的脸。
“你好像不喜欢这部电影。”
“谁会喜欢让人想起战争的电影呢？这声音和人们躲在防空掩体里听到的轰炸声差不多。”
“你参过军？”
“和空军一起到这里来的。”安德烈像往常一样提供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往两只杯子里都加了酒。电影也许进行到战况激烈的部分了，一连串步枪的响声，地板仿佛在他们脚下震颤起来。莱纳把酒杯夹在手掌之间，让它慢慢逆时针转动。
“美国人丢的炸弹刚好落在我们住的那条街上。面包店的克拉默一家都没有逃出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
“我很遗憾。”
“所以你之前是个飞行员。”
“地勤，只负责让飞机飞起来，至于它们去哪里，我不太清楚。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战争电影了吗？”
“在空军之前，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英国，不然还能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奥地利？你的口音听起来很有趣。”
“不管我去哪里，认识到什么人，总会听到这句话。”安德烈把手臂搭在椅背上，杯子里的酒轻轻晃动，“母亲在林茨长大，我猜我可以算半个奥地利人。”他耸耸肩，“但我从来没去过奥地利。”
“你不想去林茨看看吗？”
“有什么必要？我不认识任何人，我母亲认识的人应该都已经死了。”
莱纳下意识想说“不一定”，马上改变了主意，闭上嘴。战争过境的地方，死亡是不能质疑的，这也不是人们愿意轻易提及的事情。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烈酒尝起来像苔藓、蜂蜜、烟雾和湿润泥土，在他的胃里点起温暖的小小火焰。安德烈坐在唯一一张椅子上，看着他，没有笑，但眼睛里带着笑意。情报官今晚看起来很放松，松开了领带，袖子卷到手肘，外套歪斜着搭在椅背上，快要滑到地板上了。
“所以你的母亲现在住在英国？”
“之前是的，现在她也已经去世了。”
莱纳垂下目光，又喝了一口酒，低着头，好像一只被困在书架高处的猫咪，不知道该怎么下去，哪个方向都不对，只好僵在原地。安德烈离开椅子，到莱纳旁边坐下，把玻璃杯放在地板上，免得打翻。“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抱歉。汉斯以前也觉得我很烦人。”
“我不这么觉得。”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也许你更应该去当个审讯官。”莱纳又紧张起来，安德烈拍了拍他的背，“只是开玩笑，没关系，问吧。”
“你的其他‘小羊’，他们是怎样的？”
“好奇还是嫉妒？”
“好奇。”
安德烈笑了笑，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也许没有意思。楼下的放映厅传来斯图卡轰炸机标志性的尖啸声，隔着水泥和木板，听起来像漏风旧房子发出的怪声。
“你们都很不一样，我没法给你一个笼统的描述。”情报官最终说道，侧过头，看着莱纳，“医生，机场地勤，家庭主妇，邮差，厨师，卡车司机，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帮我打听不同的消息。”
“你也和他们在这里见面吗？”
“有些人我始终没见过。”
莱纳看着他，显然感到意外，但没有继续问下去，也许是出于某种年轻人的自尊心。他把酒杯放到一边，躺了下来，双手搭在肚子上。安德烈低头看他，这次露出了微笑，帮他拨开一绺卷发。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莱纳低声说，好像并不是要说给安德烈听，“你从伦敦回来之后，就没有再让我去做什么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够有用。”
“我很抱歉给你这样的印象。”安德烈把手放在莱纳的肩膀上，“你很特别，莱纳，所以我不会轻易让你去冒没必要的险。我们的工作不像电影或者间谍小说，大多数时候都需要安静守候，直到时机来临，也许等三天，也许三年。想象成舞台剧，为了观众，我们一刻都不能脱离表演状态，只不过你要演的是你自己。”安德烈的手指划过莱纳的脸颊，“而且，你是一个计划的关键部分，为了让这个计划成功，你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拿地图已经非常危险了，类似的事我不会让你做两次。”
莱纳坐了起来，“计划是什么？”
“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又一个秘密。”
“不是秘密，而是事情必须按部就班发生，不能打乱顺序。拿起你的酒。”安德烈举起自己的杯子，示意莱纳也同样做，“敬汉斯。”
楼下放映厅的喇叭传出一段忧伤的音乐，战争又在黑白画面中结束了，灯光亮起，观众鱼贯离开。明天晚上，等放映员把倒带完毕的胶片塞进机器里的时候，死去的人会再次站起来，再次步向同样的结局。莱纳和情报官碰了碰杯，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玻璃相碰的声音被放大了。
“敬汉斯。”
——
安德烈这一晚至少说了两个谎。首先他不是地勤，是工程兵，战后才和空军沾上一点关系。第二，他的母亲还活着，和继父一起住在布里斯托，经营着一家钓鱼用品店，两人都以为安德烈在渡轮公司工作，六处每年会以安德烈的名义给他们寄两张渡轮折价券，维持这个假象。他声称母亲已经过世，也许是为了拉近和莱纳的关系，也可能是单纯的保密需求，他仔细地分隔开羊群，不让他们有见面的机会，但万一意外发生，这些小小的细节差异也能够防止他们意识到牧羊人是同一个人。比如，面对法语区线人的时候，他用“安托万”这个名字，自称来自科隆，或者米卢斯，取决于目标人物对地理的熟悉程度。另外一些时候他完全舍弃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扮演寡言少语的“哈特福德先生”，暗示自己和皇室有些关系，引诱一些爱慕虚荣的猎物，大部分是沙俄末期难民的孩子，在某间漏水的小公寓里蹉跎，幻想着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贵族生活。
不过安德烈在奥地利这一点上说了实话，他的母亲确实来自林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未知，当年母亲乘船逃到英国之后，并没有在登陆纸上填写孩子父亲的姓名。后来为安德烈登记入学的时候，她填的是自己的娘家姓，并且修改了拼法，去掉了德语的痕迹，当时很多欧陆难民都这么做，套上一个英国化的姓名，匆匆摆脱旧生活的残余。
于是，这位被英国收养的牧羊人，离开“阁楼”之后并没有回家，又去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六处后来撤出柏林的时候按程序销毁了所有文件，但伦敦还保存着副本，因此今天还能读到安德烈在1953年那个春末夜晚发出的电报。从发送时间看来，安德烈在办公室至少待到凌晨四点，撰写详细的报告，详细报告他和麻雀的对话，评估麻雀的“精神状态”。他写道，“麻雀显得局促不安，但该线人性格如此。本次见面未见异常。”
如果说麻雀天生紧张的话，那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只会更紧张。自从克里姆林宫的著名住户去世之后，使馆与莫斯科的通讯陡然增加，而且包含大量不允许当地德国雇员经手的加密电报。这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让六处感兴趣的是，莱纳提到苏联人对东德政府态度冷淡，甚至有指责他们加剧事态的意思。乌布利希对国有化的偏执既激怒了德国人，也激怒了莫斯科，从东柏林到德累斯顿，从工厂到码头都在隐隐沸腾，传言会有大罢工，过了一会又传言说美国人要接管东柏林了，也有人说是苏联人要接管西柏林了，又说坦克都已经到了柏林市郊，不知道该听哪一个故事。
“我应该担心吗？”莱纳问，他的公寓里没有安装电话，每次都要骑着自行车找一个不同的公共电话亭。
“应该还不用。”安德烈告诉他，“继续观察。我们都在盯着这件事。”
下一次碰头定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六月初。既然“麻雀”目前只能执行观察任务，没必要频繁见面。事实上，连见面也不需要了，安德烈会在6月10日13点37分给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他从来不约整点，免得反间人员找出规律。响铃四次之后没有人接听或者接听者不是莱纳，会面宣告取消。
6月10日这天，莱纳准时接听了电话，把打听来的零碎消息告诉安德烈，苏联人据说想“切断”东西柏林，没说具体要怎么做。从来没有人能切开一座城市，也许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这消息是翻译从秘书那里听来的，秘书又听另一个秘书说的，这第二位秘书在门外听见了大使和一个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员聊天，这个传播链本身就不特别可靠。
情报官和线人约定一周之后再联络，去另一个电话亭。然而到了6月16日，传言已久的罢工开始了，而且一夜过去之后人数翻倍。莱纳没有接听电话，安德烈每隔十分钟打一次，到中午就放弃了。去往东柏林的所有公共交通已经全部被切断，他拿起帽子和外套，打算步行到东柏林去，但还没走下楼就被发报员叫住了。驻扎在弗伦街上的美国人发来了电报，只允许安德烈和霍恩斯比查阅。
里面的消息其实没必要保密，再过几分钟，所有人都能在大街上看见发生了什么。苏联的T-34轰隆作响地开进了东柏林，在十一点的太阳下，一整队庞大的钢铁怪物。我不想说后面的事了，总是让我不舒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我不知道安德烈对这天的回忆是什么，但莱纳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枪声，而是寂静，1953年6月17日的夜晚非常安静，一些人不能发出声音，剩下的不敢发出声音。
第九章
东柏林在平静中过完了六月余下的日子，一种枪口前面的平静。如果你是个斯塔西的话，这几天就是畅饮权力之酒的好日子。无人反对，无人阻拦，无人追责，平常那些看不顺眼的码头搬运工，制革工人，纺织工人，玻璃厂工人，统统可以抓起来。没有什么法律！写在纸上的条文是一条黑色的小蛇，恭顺地缠在斯塔西的手指上，按他们的意愿弯曲，或者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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