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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先找到我的人，然后我们再谈。”
“可能要花上几天。”
“我会等着。下星期四晚上七点，找个借口出来，我会在马路对面抽烟。如果一切正常，我带你去能够安全谈话的地方。如果你站在路边点烟，就是可以会面，没有烟，我就立即离开，会面取消，另约时间。”
高个子的斯塔西雇员深吸了一口气，点点头。
——
君特·伯恩斯坦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没有在狱政司的名单里找到莱纳·沃格尔的名字，意味着莱纳虽然被捕，但并未入狱。自六月以来，关押人数大增，东德监狱不堪重负，没有多余的囚室容纳莱纳这种仅仅是“态度上”有问题的犯人。坏消息是，汉斯的弟弟很可能还在临时羁押室里，深藏在斯塔西总部大楼之中。那是斯塔西第二司的地盘，狱政司不知道那些水泥房间里关着多少人，他们都是谁。如果想找到莱纳，只能设法盗取第二司的文件，要不就逐一查看每个囚室。
“也不是不可能。”
“什么？”
“亲自去看每个囚室。有多少个这样的房间？”
“我不清楚，三四十个？你不能就这样走进去，那是自杀。”
“当然不能。你刚才说‘临时’羁押室？一般有多少警卫看守？”
“入口最多，进去之后几乎没有，我记忆中是这样的，我调离第二司很久了，也许他们改了规矩。这些羁押室也快要挤满了，因为很多人听信了关于墙的，”君特在两种措辞之间摇摆了一会，“……谣言。”
“你们的清洁工在哪里休息？”
“我不知道，没有留意过，一楼的某个地方，我想。”
“你能到那个地方去，而又不引起注意吗？”
“也许？从没去过，但有些人会去那里抽烟，离停车场比较近。”
“很好。”
“你不可能打扮成清洁工混进去的。”
“我也没有打算这么做。我还有一个问题，地方分局，比如说，莱比锡之类，大约相隔多久会来柏林一次？查档案，开会什么的。”
“他们每个星期都来两三次，很少开会，都是去档案室的。”
“身份证明是？”
“工作证，地方分局主管签名盖章的申请书。”
“就这样？”
“就这样。”
“安德烈，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知道。莫斯科派来了猎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
君特诧异地瞪着他，似乎想质问安德烈从哪里获知这个名字，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就是他。不过我不认为这个猎人是专门为你而来的，只是克格勃在‘风雨前夕’喜欢安插一支方便的枪在现场。”
“所以他们真的打算建墙。”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快了。我和我太太谈过了。安娜同意了逃——同意了你之前提出的事情。”君特用手掌抹了抹脸，另一只手紧紧攥着装香烟的纸袋，快要把它撕破了，他找的外出借口显然是买烟，“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给我们护照。”
“我们的协议是找到莱纳才有护照，这可不叫‘找到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文员，我不能像施魔法一样把你变进斯塔西总部。”
“而我也没有要求你这么做，君特，我从来不让你冒不必要的风险，”安德烈双手搭在君特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你这次要做的仅仅是，在某个时间，‘不小心’忘记锁上某一扇门而已。”
——
就像任何臃肿、行事诡秘、分支庞杂的机构，斯塔西总部的弱点和它的英美对应物是一样的，正因为入口的搜查和身份确认程序极为严格，里面的人更容易放松警惕。人们如此确信不可能有人混进来，以至于看不见近在眼前的可疑迹象。只要一个人进去了，就会自动被认定为自己人。那是闭路电视尚未入侵每一个空间的年代，天哪，我怀念那个时代。
安德烈的计划十分疯狂，同时出人意料地简单，如果你仔细看这里——这支圆珠笔写不出来，亲爱的，给我拿一支铅笔，铅笔总是更可靠，谢谢你。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个入口，它远离主干道，对着停车场。里面是洗手间——我在这里写一个“T”，对面，衣帽间，我写一个“G”。往里面走一些，就是存放扫帚和地拖桶的小房间，消防沙袋也放在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下班时间，这个入口是有人看守的，每个清洁工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在册，防止有人冒名顶替。但是，到了午休时间，就没人遵守那些麻烦的安全规例了，清洁工、打字员和一些结束值班的警卫在门外吃午饭，轮流用一张木桌子和两把椅子。安德烈知道这栋建筑物的结构，曾经和霍恩斯比一起躲在隔音室里研究过偷来的蓝图。这个在厕所旁边的入口是整个链条里最脆弱的一环，只需要某一天，某一个急着返回办公室的雇员忘记把门闩推回原处。
又或者有人故意把门闩推开。
君特显然承担了这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切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我们只能适当发挥想象力。七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某个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安德烈从这扇开着的侧门走进了容纳着斯塔西的灰暗大楼。想象白衬衫、灰色西装长裤和棕色皮革背带，就像任何一个常年在档案室蹉跎的文员。他没有走副楼梯或者防火梯，而是大方地从人来人往的主楼梯上去，手里提着公文包，因为一个普通办公室职员就该这样，没有理由躲躲藏藏。在二楼某处，他甚至停下来打听正确的方向，也许问了偷懒在走廊上抽烟的分析员，也许问了一位年轻甜美的打字员，没有人质疑这位“从莱比锡分局来的同僚”。他顺利到达羁押室，报了一个假名，就在警卫低头查阅记录册的那一刻，安德烈把他砸晕在地，休息室里的另一个警卫听到声音，出来查看，被勒住脖子，缺氧昏迷之后，和同僚一起被拖回休息室里，搜走钥匙，堵住嘴巴，绑到暖气片上，锁门。这两个警卫接下来一个星期里至少被审问了十二次，都无法准确描述入侵者的具体相貌，来不及看清楚。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现场报道的书面记录，来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书。姓名至今没有公开，美国人给她的代号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这个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时候他们调换线人的性别，免得泄密。总而言之，“W小姐”复述了当日突然爆发的混乱，她在二楼另一侧工作，离羁押室很远，骚乱的声音刚刚传来的时候，她以为是第二司的肌肉壮汉们又逮捕了什么人。
“有时候他们挣扎得挺厉害的。”W小姐告诉她的中情局接头人。
“请继续。”对方回答。
吵闹声越来越大，很显然，事情不对劲。W小姐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纷纷离开打字机和文件夹，到走廊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有人把疯羊放出来了。”W小姐形容，“噢，没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们一群一群地涌出来，惊恐万状，有男有女，十几岁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卫都惊呆了，傻站在楼梯上瞪着眼睛，然后才清醒过来，试着抓这些从拘留室逃出来的人，大喊大叫让楼下关门。人实在太多了，大门关上之前，起码已经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们抓住了那些落在后面的，送回牢房里，我听说两个警卫被打晕，锁在休息室里，所有牢房都开着门。”
“有没有听说是谁做的？”中情局的情报官问。
“那天我们都提早下班了，只有第十四司和第二司留下来清点。第二天回去之后，司长召集所有人开了个会，警告大家不准谈论这件事，否则就当间谍罪处理。但我们心里都很好奇，你可以想象，不过没人敢开口聊这件事，你永远不能确定哪个同事负责向‘楼上’报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互相监视，你明白吗，比如说我负责监视的是。”此处人名被涂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没有看见闯入者，也没有听见关于他或者她的传言。”
“没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们审问了那些未能逃脱的越狱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帮助。那是个男人，越狱未遂的倒霉鬼们都同意这一点，看起来三十多岁，也许四十。深棕色头发，普通的衬衫，用皮背带固定长裤。不，脸上没有明显的伤疤，不，没留意眼睛什么颜色，不，他没有同伙，就是一个人。他开门进来，看一眼，继续开下一扇门，前后不到二十秒。
尽管当晚就统计出逃脱者的名单，斯塔西并没有大举追捕，更没有通知西德边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邮局和媒体的驯兽师——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脚踩在报纸和电台的脖子上，严格禁止报道这件事。这既是脸面问题，又是实际考量。他们没有人手同时缉捕所有越狱者，而且组织大搜捕意味着承认斯塔西内部出现了巨大纰漏，“赫尔曼先生”宁愿被火车碾成三段，也不愿意在俄罗斯和美国眼前承认这种羞辱。那扇厕所旁边的侧门悄悄用砖砌上了，所有雇员都必须从一个门进出，午餐时间不再允许自由进出，不准独自进食，也不准独自出去抽烟。
在东西柏林弯绕的边界上，检查站变多了，一夜之间翻倍，好像从水泥缝隙里长出来的丑陋真菌。暂时来说，边防军并不阻止东柏林居民到西边去，这不实际，那时候还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东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带任何证件，直接跳上地铁到西边去，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这种日子一去不回了，从现在开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头的西柏林商店买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证。
安德烈和莱纳手上没有可用的证件。前者的奥地利护照被六处收缴，逃出波恩的时候并没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经暴露的护照；后者撕毁了东柏林身份证，那本伪造的西德护照也许能用，但斯塔西已经把他列为通缉犯，照片分发到每一个检查站里。安德烈选择躲在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
两人藏身的那栋公寓，与斯塔西大楼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两百米。那是个半废弃的地方，多年未修缮，外墙残留着战时的弹孔，砖块剥落，露出钢筋。除了顶楼和三楼各有一户活人，其余的公寓都是空置的，住户逃往西柏林时带走了值钱的物品，留下来的大件家具和电器要不就被偷走了，要不就被肢解，零件另作他用。他们像一对老鼠，白天睡觉，入夜之后才悄悄活动。君特时不时给他们带食物来，塞在一个没人用的信箱里，等他们自己去取。有时候伊尔莎代替君特过来，放下衣服、面包和纸条。
他们不能永远待在这些被掏空了的公寓里，但没有人想得出完美的逃脱方法。伊尔莎认为他们应该再试一次奥地利边境。君特提议他们找一栋横跨东西柏林边界的建筑物，从二楼窗口跳出去。要是他们知道安德烈在波恩的经历，肯定不会这么建议。西柏林和它背后的英美情报机关不可信任，他们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这个随时会被红军淹没的孤岛上，必须彻底离开德国领土。
于是，新的出逃计划是这样的，伊尔莎给君特一家提供伪造的法国护照，后者将会按照正常流程申请夏季假期出国度假——这家人每年夏天都开车去一次旅游，应该不会招来怀疑。他们先用自己的护照和斯塔西签发的通行许可越过东西边界，驶往亚琛方向，到了德法边境再换护照。安德烈和莱纳藏在车尾行李厢里，离开边境再出来。
新问题随之而来，行李厢太小了，不可能放下所有箱子外加两个成年男性。他们一度考虑改装后排乘客座，拓宽空隙，但汽车实在太小了，除非特意定制零件，否则无法在藏了人的情况下把乘客座按原样装回去。他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改造那些支架和螺丝。
“莱纳按照原计划藏在行李厢里。我和你们一起坐在前面。”安德烈说。
“什么？”莱纳压低声音，准备抗议，安德烈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肩膀，让他别说话，转向君特。在晃动的烛光里，三个人的脸都好像悬浮在黑暗之中。窗户用报纸和胶带封起来了，免得透出光线。
“也许可以。”君特点点头，往后靠到墙上，“沃格尔必须藏起来，但是你不在通缉名单上，边防军不可能知道你是谁，斯塔西里见过你的脸的，也许只有我和‘赫尔曼先生’。”
“和我们的苏联朋友科里亚。”
“以及科里亚，但他不见得会在检查站翻看护照。”
“就是这样。”
“你没有身份证明，”莱纳指出，“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小鸟。”安德烈冲他眨眨眼，蜡烛的火焰在他瞳孔深处跳动，“规矩很多，斯塔西热爱这些分条列出的法律铁丝网。可是，规矩用于管束听话的人，而我是个经验丰富的麻烦制造者。”
第三十一章
出发日期定在8月20日。不是他们定的，是斯塔西庞大的行政架构里某颗螺丝钉分配的，要是这位无名行政人员得知他或者她以某种方式决定了逃犯的行动轨迹，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好笑。
君特·伯恩斯坦照常上班，只要有机会就告诉别人，他今年夏天将要去西班牙度假。他的妻子，安娜·伯恩斯坦，也对她的读书俱乐部成员说了类似的话，并且当着朋友的面在商店里买了新的沙滩巾，给孩子们买了新泳衣，完全是准备享受安达卢西亚丰沛阳光的模样。
莱纳远远没有这么笃定。每过一天，他的焦虑就仿佛增加五公斤，像沙袋一样层层叠叠堆在肩头。他做噩梦，发出恐惧的呜咽声，直到安德烈把他摇醒，抱进怀里，悄声在他耳边呢喃听不清楚的安慰话语。两人睡在废弃公寓的地板上，铺着从柜子里找来的毛毯，三层，枕着从起居室找来的沙发抱枕。门口拉了一条钓线，绑着一个玻璃杯，要是有人走进来，他们能及时听到。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到这一层楼来，邮差也不。
“我痛恨柏林。”莱纳低声说，下巴搁在安德烈的肩膀上，“我痛恨斯塔西。”
“斯塔西，确实。柏林，也许不，它只是个地方，一圈人工画出来的边界，它被劫持了。恨它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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