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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犹豫着，亲了亲我的脸颊。我将他翻转过来干他。他的后背上是三十三个烟头烫出来的伤疤。我吻着那些伤痕，眼眶通红。我不敢问他当年在监狱里都发生了什么。他也不愿意说。
那天我们到了家，大姐一把抱住了阿诚。她偏心明台是真，但阿诚她也不是不疼的。我当着阿诚的面告诉大姐，我和阿诚即使她不同意也是要走一辈子的。大姐脸色不好看，但最终还是纠结着说，好吧。我也拗不过你们了。但是可不要让外人发现了。
夏天的时候，明台从香港回来了。我们哥儿仨去陶然亭游泳。当明台看到阿诚后背上的烟头烫伤时，他居然当众大哭起来。阿诚臊得不行，赶紧叫我把明台拖到更衣室去。明台靠在阿诚的肩膀上哭，向他道歉。阿诚很轻易地就原谅了他。
后来我问阿诚，明台哭哭鼻子就抵了你几年的牢狱之苦，值吗？阿诚笑着说，不值，以后我还得让他多熨几件衣服。我叹了口气，家里人都疼爱明台，难道阿诚就不嫉妒吗？阿诚却告诉我，他不嫉妒，因为他也很疼爱明台。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七八年夏天，明台考上了北大。阿诚也考得不错，但最终决定读夜校。因为我那一年从北大被推荐去了总参三部。主抓对外特工人员的英语、俄语和法语教学。阿诚为了帮衬我，放弃了上正规大学的机会，给我当起了司机和秘书。
多年后的一天，我和阿诚在法国出差。路过一条巴黎的小巷时，他突然说，他好像梦里来过这个地方。他执意要下车看看，他管我要一个法郎，说转过街角一定有一家水果店，水果店前会有一个流浪汉管他要一支烟，但是我们都不吸烟。
我莫名其妙地笑着，掏出钱包。直到我们转过那个街角，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街边的确有一个水果店，水果店前的确站着一个流浪汉。
阿诚给了他一法郎。他说，大哥，真奇妙。我在76号时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做这样的梦。
命运的离奇让人无法解释。我一直看着那个流浪汉，他用法语不断说着，中国先生，给我一支烟。有时候我回顾我和阿诚的这几十年人生，记忆就像光怪陆离的万花筒，不断旋转，排列组合。我与阿诚的相遇、我们在林场的几年、我们入狱、我们彼此寻找……仿佛每一个交叉路口都可能让我们错肩而过。但我们奇迹般地相遇、相知、相分、相聚、相爱。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一切都最终化为了一个“缘”字。而能得到这份情缘，我想我明楼此生无憾了。
《鳏夫独白》完。
《心无挂碍》
一九八七年，我从北京教育局调任到江西，出任江西省教育局局长，任期两年，主抓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推广工作。去年第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贫困山村，很多家庭为了保证充足劳动力，依然不让孩子上学。我和阿诚此行，就是为了普查义务教育的推广情况，并推动义务教育在偏远地区的实行。
盛夏，火车到达南昌站，湿热的空气便扑面贴了过来。阿诚提着我们的行李还没来得及走出软卧包厢，几个教育厅的人已经十分狗腿地上了车，嘘寒问暖，替我们提箱子、给我们递水。我和阿诚向来讨厌别人阿谀奉承，到达南昌不到一个星期，我俩就决定微服私访，和教育局的人打了声招呼，便开车去赣北等村庄考察情况。
七月的南方十分湿热，近日又时连大雨。庐山山路泥泞，我和阿诚从山顶小学开车下来时，发现我们已经很难在天黑前回到附近的九江市区了，便决定去山中的东林寺住一宿，明早起程。在路上，我们碰到一老一幼两位站在岩壁下躲雨的行脚僧，老师父并不老，但样子看着有五六十岁，他牵着的小师父只有四五岁的样子。阿诚请他们上车，忽然，年老的师父拉住了阿诚的手，他说，他见过阿诚。
师父法号慈证，幼年出家极乐寺，此番来江西行脚，正为了参加东林寺的莲花法会。慈证师父说，二十多年前极乐寺遭文革洗劫时，阿诚曾扶过他一把，从此他常为阿诚诵佛，愿他在动荡年代渡难化劫。阿诚记不起这位僧人了，他那时还小，但我还记得，顿时深感人间机缘奇妙。
我问慈证师父如今极乐寺怎样，师父说他师兄慈法是本寺主持，过几年要恢复极乐寺的佛学院，四海之内广招学子。好在当年哈尔滨图书馆馆长陈耀中先生保住了藏经阁，否则红卫兵一把火烧下去，多少珍贵佛经将灰飞烟灭。我问师父他当年的遭遇。师父说，庙倒僧散，他被下放到牲畜厂，他们逼他杀猪杀牛，他不做，就挨打，有一次被打断了气，差点就死了。后来，他们还逼着下放的和尚和尼姑结婚，说不结婚就是迷信。
车内一片静默。良久，我从前座回头，对着后座的小师父说，孩子这么小就出家了呀？老师父说，这是我的孙子，他和他爸爸，从小就很有佛缘的。
阿诚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攥紧了。我们不去猜测也不想猜测那十年带给这位慈证师父多少磨难。好在如今已是太平盛世。
到达东林寺后，慈证师父带我们去挂单处办了住宿证。明天一早我和阿诚就要出发，赶不上莲花法会。于是我们在挂单处就此作别。告别时，慈证师父依旧说出了二十多年前对阿诚说的话，他说，愿小施主心无挂碍，度一切苦厄。
傍晚时分，雨才变小了些。寺庙里是没有晚餐的。我和阿诚向传达室的小僧借了一把伞到外面的农家找些东西吃。路过一个大户，他们家在办家宴，是小儿子考上了大学，要去上海，全家人和乡亲们都来庆祝和送别。男孩的父母摆了很多酒席，乡民很友善便请我和阿诚入座。席间有村民、亲友，也有不少东林寺的师父。师父们的桌上只有茶水，东林寺向来贯彻苦行，僧人是过午不食的。
阿诚很是羡慕地看着那个男孩。阿诚生不逢时，他的中学教育没有完成，但好在我督促有力，没使他在林场时荒废学业，恢复高考后，他又因在我的工作上帮助我而不能全职读完大学，只能上夜校。我很对他不住。
突然，酒席上站起了一个女孩，唱了支《红河谷》。女孩边哭边唱“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离开热爱你的姑娘”……想必她是他的青梅竹马吧。老乡们已经开始起哄了。男孩红着脸，说他上完大学就回来娶那个姑娘。
我和阿诚不好意思多留，匆匆吃了一些饭菜，给男孩父母留下些钱作为红包，然后就离开了。雨彻底停了，夕阳从雾气中游出来，寂静的庐山遮着一层薄纱般的云霭，不平的山路上的水洼里，渡过一群群雁影。陶潜那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竟不是什么浮华的修辞，而是普普通通的白描。我情不自禁地对阿诚说，我将来要是有个家，那一定要在湖畔旁，树林间。阿诚笑了，说，那你回东北林场就行了。
我问阿诚，你理想中的家园是什么样的？阿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有大哥的地方就是家。我停顿了半晌，道，阿诚你的嘴就跟抹了蜜似的，说什么我都爱听。阿诚说，我的嘴抹没抹蜜，你得尝了才知道。闻言，我“啪”地打开了伞，在伞叶的遮蔽下吻了他。情至深处，他喘着气推开我道，咱们晚上住寺庙，不是招待所，你悠着点。我说我们不住了，回去就开车，雨都停了。
那天，我们衣衫凌乱地躺在车顶上。粘腻的潮湿的风拂过肌肤，酥麻麻的。车外是高高的荒草，我枕着阿诚的肩膀，吻着他的胸口，盖着星星和月亮。我呢喃，阿诚，你长大了，你眼角有皱纹了。他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脸。我拉过他的手，说，小施主，不过是一张皮相，心无挂碍，才能度一切苦厄啊。
正是岁月不饶人，不多说了，我不能让今夜春宵虚度。
番外 《一九九五，羊肉泡馍》
一九九五年，二十一世纪的降临进入倒数。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陈希同遭到罢免，江泽民发表《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邓丽君逝世……国家反贪总局终于成立，京九铁路全线铺通，作家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正式出版。
这一年，我和阿诚受到一位冯姓史学教授的邀请，秘密地从北京抵达西安，接受冯教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口述历史的匿名采访。
十二月的西北，从西伯利亚呼啸而来的冷风将这个城市吹得十分萧索。火车抵达西安站时已经是傍晚。我在这个城市虽有不少朋友，但我和阿诚都不想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这次旅行。所以在下火车后，车站外没有来迎接的人，我们像其他乘客一样，在冷风里排着队包车前往宾馆。
次日，冯教授造访。在我们的准许下，冯教授做了一些录音。采访大约用了六个小时，结束时我们三人都已饥肠辘辘。冯教授提议带我们去回坊吃一次正宗的羊肉泡馍。我欣然同意，阿诚也愿意作陪。只是没想到菜刚点完，冯教授的寻呼机便发来一个急电召唤他走了，只留下我和阿诚对着一大筐馍饼面面相觑。
阿诚是不吃肉的。这个习惯始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我问过他原因，但他从不愿意告诉我。我想这大概与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有关，而但凡是牵扯到那段经历的，我与他都极有默契地不会再提。只不过，我们所在的这家店除了羊肉泡馍就什么也不卖了。阿诚只好去对面买了两个锅盔，二两凉菜回来，好陪着我一起吃。
羊肉泡馍这个东西，吃着很香，但将馍饼撕碎的过程实在焦心，更不要提我和阿诚已经饿了好几个小时。我是没耐心掰这硬邦邦瓷实实的馍饼的，阿诚见了，放下筷子，很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馍饼，他将它们细细撕开，掰成一堆雪白的小粒，再去档口让厨师用粉丝羊汤冲了，端回给我。吃饭的过程我们都很沉默。毕竟在六个小时对苦痛过往的回忆和复述中，我们已经耗尽了心神。直到走出了果渊斋，我们漫步在充盈着小吃摊上传来的白色雾气的回坊小街上时，他才突然拉了一下我的袖口，指了指前面的一家小摊。
他说，他想吃糖葫芦了。
我给他买了一串去了核的、糖霜最多的、冰糖片最大的糖葫芦。他咬着山楂的样子，还和小时候如出一辙。我笑话他，说，你多大人了，怎么还吃这小孩子的东西。他却反讽我，告诉我，他还年轻着呢。
我心里有一些不舒服。我们的年龄相差十年。这十年足以成为一道很难逾越的分水岭。他尚且童稚时，我已经成熟；他步入壮年时，我已经老去。唯有青年时代的那短暂的重叠，似乎可以让我们忘却这十年的差距。然而，当我望着他举着糖葫芦的背影，我惊觉自己已经有些追不上他的脚步了。不过，当他转过身，在烟火气弥漫的小吃街上向我招手，我知道不论何时，他都会等着我。
当晚，冯教授给我们下榻的宾馆打了电话。告诉我们他明天和后天都不需要再来采访了，我们今日很有效率。我大抵是知道冯教授的隐含意思的。我和阿诚的故事太过特殊和惨痛，他若是将我们放入他的新书里，恐怕那书是很难被出版的。
阿诚倒是很开心。毕竟我们突然多出了两天的假期。他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要去华山游玩，还说要去兵马俑、秦岭等地……我倒对西安的景致没有什么兴趣，但只要和阿诚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当我把这话告诉阿诚时，他竟然有些不自在地害羞了。他说，那就哪里也不去了，我们就在西安城里好好休息两天。
西安到底是十朝古都，历史留下的深深印记被凿刻在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上，同样也遗留在街头巷尾、曲艺人的歌声里。
我和阿诚在易俗社听了场秦腔，叫什么《日本女人关中汉》。实在是一支不入流的曲目。阿诚也不太满意，说还是京剧好听。阿诚小时候最爱听的一折京剧就是《霸王别姬》。那时我常领着他去正乙祠看戏，他说虞姬殉道殉节的精神让他感动，虞姬和霸王的爱情让他倾慕。我垂了垂眼，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们俩的那十年。后来——其实也就是前两年，阿诚以前的初中同学开始做电影了，那人拍了一部《霸王别姬》的同名电影，还请阿诚和我去看。那部电影过于煽情，又讲的是那十年的故事，影院里传来一片低低的抽泣声。我是流泪了的。但阿诚反而很讨厌这部电影，他说他看着恐慌。不过倒因为这部电影他喜欢上了出演男主角的一个香港演员。他听说这人还会唱歌，从此，该港籍演员的专辑就不断地出现在家里。
阿诚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他毕竟比我年轻，品味还挺追逐潮流。大革命时期没有机会听到港台和国外的歌曲，但八十年代一开放，他马上买了一大批因大革命而低价处理的黑胶碟，从那以后，家里那台旧唱片机总是咿咿呀呀地唱着，烦心得很。后来，我干脆托人从日本买了一个八二年的索尼CD机送给他，让他戴了耳机听。阿诚很喜欢这个CD机，他也向来珍惜东西，所以直到十多年过去了，他仍旧把那台CD机带在身边。我们从北京来西安的火车上他就听了一路呢。
从易俗社出来，我俩溜溜达达地往宾馆走。我晚饭时有些头疼，没胃口多吃，此时正饿了，便问阿诚要不要再去回坊吃些零食。他同意，我们就步行过去。
冬夜的西安空荡荡的，有一种神秘而寂静的美感。路旁的华灯照应着新修建的沥青马路，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花坛还没来得及被撤下去，黑黢黢地一大片，枯枝败叶，但却散发着不属于城市的泥土芳香。已经十点钟了。阿诚有些困倦，我们并肩同行时，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靠向我，最后干脆半倚在我身上。我们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分享着身体的热度，彼此取暖。直到忽然一辆车驶过，阿诚受惊般地和我分开，远远地走到一边去。
已经一九九五年了，我们依然无法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
我不愿细想我们关系的悲哀，毕竟这苦难的生活还是给了我许多的幸福。我向来是个知足的人。我径直走向他，与他肩擦肩、手臂磨着手臂地走着，然后在我们的手背碰到的时候，我会用小拇指勾一下他的小拇指。这是我们玩了几十年都不腻的游戏，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我们都会追寻这一安全的小小的刺激。
可惜的是，当我们到达回坊时，果渊斋已经关门了。好在小吃街依然灯明火亮，行人穿梭其中，小贩卖力吆喝。
我和阿诚选了一家有着一口热气腾腾的铁锅的羊肉泡馍摊。我们落座，抬头就是一串油腻腻的小灯泡。暖黄色的灯光将阿诚照得更加年轻温暖，他坐在我对面，坐在那方小小的、可笑的蓝色塑料凳上，依旧像上次一样帮我仔细地撕着馍饼。也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林场的日子：我忽然想起他每天都会给我做的那盘鸡蛋炒木耳；我忽然想起他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举着一把伞，我们共同穿越林间的雨幕；我忽然想起他跳入清澈的泳池时的身影；我忽然想起他站在哈尔滨火车站迷蒙的蒸汽里，拉着我的手，让我不要逃，要留下来……那十年的记忆像洪水一般湮没了我，我呼吸急促，几乎浑身颤抖。终于，我忍不住了，我想说点什么，想要表达我胸口这团胡乱的热情与冲动，然而，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凝缩我们苦难又幸福的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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