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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我带阿诚去试衣服时，他总是很扭捏羞涩，他没去过这种高级的地方，也总是舍不得我花钱，更重要的是，他害怕裁缝给他量尺寸。于是我接过软尺，哄着他，将他抱到试衣间的沙发上，为他量体。他总是像小猫儿讨厌剪指甲一样在我怀里扭来扭去，说着，大哥，我不需要新衣服了……我怎么会放他走？我将细腻的皮软尺绕过他的身体，故意用细细的尺子绷着他的前胸，再将我潮热的手掌覆盖上去，假装不经意地揉搓着他；甚至，我环抱着他，掰开他只穿着白棉内裤的双腿，将冰凉的皮尺“嗖”地滑过他的大腿根，给他测量腿围。他红着脸，眯着眼睛，很快便放纵我对他做任何事了。
男孩子总是长得很快，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友谊商店订做第一套衣服时的尺寸。臀围，二十九英寸；大腿围（就在臀肌沟下面）十七英寸；小腿围和颈周，十一英寸；胸围，二十五英寸；上臂围，八英寸；腰围，二十二英寸；身高，六十英寸……
除了对学生制服以及小西装感兴趣外，我还对内衣裤有了研究。比如几岁的男童适合穿什么面料的内裤、什么剪裁的内裤，我都非常了解。每当我在布料店里闲晃时，总是会想着这样的布料绷在阿诚紧翘的臀部上会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想，我就能在瑞蚨祥荒废一个下午过去。
是我教会阿诚怎么穿袜子的。桂姨家贫，总是让阿诚打赤脚踩着布鞋。那年他们来到北京，十一月了，阿诚的裤腿下还是空荡荡的。北方比不得上海，我心疼得要命，就去买了十几双高筒运动袜。我让阿诚坐到书房的写字台上，双腿悬空，我单膝跪在他脚边，教他分辨袜子的正反，并将雪白的袜子一点一点卷到他的小腿肚上。后来，等我赶走了桂姨，我又教他男士吊带袜要怎么穿。皮吊带紧紧地绷在他的肉上，留下一圈红痕。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进口布料、洋气款式就消失在商店里了。人人都穿上了丑陋的棉袄和质地粗糙的的确良衬衫。我也不敢把家里的好衣服拿给阿诚穿出去了。但好在，阿诚本来就是个漂亮的孩子，在夏季，他就穿着熨得整齐的白衬衫，衬衫下摆不太利索地塞在水军蓝的学生运动短裤里；在春秋两季，他穿一身挺括的中山青年装，黑色小立领后是一圈白色的扣子系到顶头的衬衫；在冬季，他穿浅灰色的棉袄，棉袄很丑，但他将毛线帽一戴，厚织的围巾一围，便立即变得可爱起来。不论哪一季，他的小手腕上总松松垮垮地挂着我的旧手表，骑一辆乳白色的飞鸽自行车，细脚踝下的鞣皮小鞋子被他擦得晶亮亮的。
直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怀念他那时候的模样。然而我如今已经锒铛入狱，而我可爱的阿诚却只能活在我这兑了水的寡淡墨汁下的纸页里。每思及此，我便不由得落下泪来。我不敢想象阿诚在东北那寒冷的监狱里度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但只要知道那么坚强的他竟然会选择自尽，我就陷入沉重的悲哀与自责中。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待遇，同时，我又迫切地不想知道任何细节。大姐给我带来了一些风闻，她听说，阿诚每天放风时都会在监狱的院子里捡一些石子吃掉，不出一个星期就死了；她还听说，阿诚是将破旧的木头床腿掰下来，磨尖了捅进喉咙里死的。我不相信，我让大姐再去打听，但她心疼我，就一个字都不肯再说了。
阿诚的入狱实际上是明台无心触发的，我知道我不该怪他，但一想到我可怜的阿诚，我就无法原谅明台的幼稚。为此，我多年都没有和明台通过信、讲过电话。
自汪曼春事件后，明台便经常往林场跑。他的到来弄得第八生产大队人心惶惶。我和阿诚也十分忌惮。我曾多次写信让大姐劝明台回上海，但明台不想走。他说他喜欢东北，东北的革命需要他。很快，在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明台发现了我和阿诚的关系。
那个夏天，我和阿诚本无暇顾及明台，因为桂姨通过各种手段找到了我们在长白的住址。她不断地给阿诚寄信，说她错了，她想要阿诚回来。
我十分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敢与一个母亲争抢她的孩子，我是真怕阿诚离开我去找她了。那段日子里，我对阿诚极好，好到连他都察觉不对了。夜里，他躺在我怀里，搂着我的脖子亲我，说，大哥，我不会走的，你和大姐还有明台才是我的亲人。我回吻他，狠狠操他，让他痛苦，让他快乐，让他知道至少在性事上他甭想离开我。然而我依旧不放心。我将桂姨寄来的信都藏起来或者烧掉。我不让阿诚看到、听闻到那个女人的任何消息。后来，桂姨循着地址来到了林场。
她包着个素色的头巾，看起来可怜又憔悴。阿诚见到她就恼了。他要她立刻离开，她却泪眼汪汪地乞求阿诚，说她在乡下混不下去了，上海的明家已经破碎了，她只能来东北投奔阿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桂姨并非阿诚的亲生母亲。我看这女人真是怪让人怜悯的，而她想留在林场，不会带阿诚离开我，我就动了恻隐之心。我见食堂还有个空缺，就让桂姨留了下来。
阿诚非常恼火，但他生气从不爆发，他只是闷不吭声地不同我讲话。我找他谈心，他却一句话将我顶了回去，他说，他在这个家不过就是个仆人。他还说，大哥想让谁留下就让谁留下吧，用得着顾及他么？
我急了。我说谁把你当仆人了？他居然又顶嘴回来，他说，大姐给我的毛衣是明台剩下的；明台把我当司机、当钱包、当洗衣服的佣人；而大哥你……他顿了一下，然后不说话了。
我质问他，我怎么样？
他气喘吁吁，道，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你的弟弟还是你养的婊子。
我全身冰冷。我知道这一天总是会来临的。但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样恶毒的词语。是谁教给他这个词的？他这么想自己已经多久了？他这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已经多久了？我根本没意识到他会这样的敏感，他会这样的自卑。我心脏抽痛。我无法再面对他，我离开了房间，在林间游荡，直到深夜才回来。回来时，他坐在床沿等我，我对他说，阿诚，你不仅仅是我弟弟，你还是我的爱人，我的挚亲。他沉默，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当晚，我们躺在床上，窗外月光皎皎。他突然钻进我怀里，问我，大哥，我是不是从来都没管你要过什么东西？我说，你一直勤俭懂事。他犹豫了很久，然后嗫嚅道，我想要个家。
阿诚，这个孩子总是让我心酸，让我有愧怍感。我把他搂紧了，说，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你记住，只要咱俩在，咱俩就有一个家。
自此，阿诚和我稳定了。他就像风筝牵了线一般有了归属。他的心定下来，也不再被桂姨烦扰。直到桂姨撞破了我和阿诚的关系并将此事告诉了明台，问题才接连不断地到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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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台并没有故意害楼诚。
第十七章
在这坟墓般的监狱的幽暗的空气里，我的头痛侵袭着我的身体、消磨着我的意志。但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已经写了几十万字，还没有讨取革委会委员们的欢心。我无法继续写下去，我思念他。
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阿诚……
若是有人将我在提篮桥监狱写的这几十万字集结成册，我希望印刷工人将他的名字不断地印下去，将整页纸都排满……
（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
一九七六年的冬至，我出狱了。那时，江青已经被隔离调查，打倒四人帮运动开始。我大姐用一个月的时间瘦下了二十斤，从早已被划为公有财产的明公馆的后墙狗洞里挤了进去，把十年前埋在院子花坛里的嫁妆挖了出来。那些金银珠宝、首饰花丝在四人帮倾覆前没有任何用处，但如今，这些值钱的小玩意儿却可以让我免去几个月在监狱里的磨难。我大姐将她的嫁妆悉数贿赂给了法官，法官判我为误抓。很快，我获得准许，成为提篮桥监狱第一批出狱的文革囚徒。入狱前上交的手表已经不见了，我没有向看守索要，只是问他们我是否可以把我写了三年的“认罪书”带走，当年管我的革委会委员们都已下落不明了，狱卒更不会对这些破烂纸张感兴趣，他们挥挥手，让我赶紧走。
当提篮桥沉重的铁门被打开，我一眼就望到了寥寥几人中的大姐。像我们这些囚徒，在入狱前就被亲人划清了界限，来迎接我们的家属少之又少。正可谓：此门走出也无家，一阵春风两眼花。我入狱时是早春，衣衫太薄，这三年在监狱里身体也差了，不足以抵挡寒冬。我大姐带了一件我的旧大衣，一穿上，才发现我竟瘦了这么多。我挽着大姐的手，在黄浦江腥臭的河风中走着，路旁的灯杆、树干上都挂着丑化四人帮的木偶，昔日的崇拜者成为了今日的糟粕，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老百姓太容易被政权左右。
大姐说，明楼，家里又只剩下咱俩了。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我收到北京大学的来信，他们邀请我回到学校讲课，振兴这十年来被打压的学界。我让大姐辞退了她在菜场的工作。我大姐的手不是用来掏鱼肚子的。我带她去了北京，依然租住在我上学时住的那间四合院。我将阿诚的那盆君子兰也带了过去。十年之后，故地重游，时过境迁的沧桑感让我泪盈于睫。日子算是好过了一些，我开始动笔继续写我的“认罪书”——或者说，我这十年的回忆录。
七二年的夏天，在明台从桂姨那里得知我与阿诚的关系后，他并没有跑来质问我们，也没有立即将我们举报。那一天阿诚是约好要去县城里给明台送些山里的野菌干果的，当他到达明台的宿舍时，发现桂姨躺在了血泊中，而明台举着一把刻刀，惊恐地看着阿诚。阿诚毕竟是我教导出来的孩子，他镇定地走过去，将明台手里的刻刀拿过来，他打了盆水，擦掉明台脸上溅到的血珠子。明台说，阿诚哥，我杀了你妈妈。桂姨脖子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阿诚把她的尸体拖到一边，擦干净了地上的血。然后他对明台说，她不是我妈妈。
很快，门外传来了脚步声，阿诚让明台赶紧走。明台问阿诚他是不是和我通奸。阿诚没有理会他，告诉他，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明台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到林场，当他告诉我阿诚被捕，我们再从林场反回到县城时，已经是黄昏了。时间太短暂，阿诚根本来不及布置现场，他杀死了桂姨这件事几乎无法翻案。我趁着事情还没被曝光，托人让我进看守所看他。阿诚坐在铁栏后，似乎很镇定。他说，大哥，我完蛋了，你快送明台走。
明台是必然要送走的。阿诚破坏了现场，挪动了桂姨的尸体，即使翻供让明台去顶罪，他也难逃干系。明台犯了大错误，已经不敢再向我辩驳要留在东北完成他那劳什子的“革命”。此时王天风已经知晓了桂姨的事情，我打电话给大姐，说东北去苏联肯定不行了，王天风监视严密，你得让明台走航线，从上海去香港。
我望着阿诚，他还那么小，却要背负这么重的责任。我将手穿过铁栏的缝隙，搂过他，我们隔着这道冰冷的栅栏相拥。我知道阿诚一旦接受审问，那些觊觎我地位的人将会不怀好意地折磨他，逼迫他说出一词半句的我的不是。阿诚在我怀里，说，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把你供出来的。
我怕的就是这个。我宁可也被关押进监牢里，也不愿他一人承受下所有刑罚。我警告他不许把自己毁了。他却释然地告诉我，鸡奸是死罪，杀了自己的母亲已经必死无疑了，他不会拖我下水。
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没用了。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明台抵达香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阿诚接受审讯，被宣判死刑。当夜，我在王天风的门外站了一宿，深秋的寒夜几乎让我无法站稳。王天风最终打开门，说，明楼，我在北京就觉得你对他太好了，看来你们是真有嫌隙。我说，我把明台送走了，破坏了你的死间计划。但我还是想求你，求你帮帮阿诚。
王天风笑了，他说，你并没有破坏死间计划。然后，他对这个计划只字不提。多年以后，我想，在长白县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能有什么裴多菲俱乐部，那计划恐怕就是针对我们这拨上海来的知青制定的吧？
最终，我和王天风制定协议，我自首，说我是鸡奸犯，我强迫自己的弟弟和自己发生关系，此事被桂姨撞破后，阿诚因畏惧而杀了自己的母亲。而他则把阿诚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我的政途算是结束了。我自己也要完蛋了。在自首的前一夜，我写了十几封信给我大姐、我表哥明堂、北大的导师、同学、林场的同事等帮助过我的人，我告诉他们，明楼要去远行了，感谢他们一路相随，希望他们生活愉快。
我在自首后，第二天阿诚就从死牢转入了普通牢房，而我的死刑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我坐在冰冷肮脏的囚室里等待行刑队的到来，然而，我却等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梁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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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大哥出狱，再写大哥入狱。
第二十章
我记得阿诚小时候是不爱坐火车的。火车很挤，声音嘈杂，气味也不好。于是我总会想办法弄一张靠窗的位置，让他坐在窗边，用我的身体为他隔开外界的一切。他在我怀里，戴着个大大的口罩，火车一开动他就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地因晃动轻撞着窗玻璃，我怕他撞疼了，就伸出手臂，将手掌垫在他的脑袋和玻璃之间。他睡得很踏实，而我却要一连好几个小时保持这个姿势不动。
如今我再次坐上列车，身边却已经没有了他。
旅途是漫长的，特别是你有强烈的期待和焦灼的心情时。现下我只好掏出纸笔回忆我与阿诚的种种。当年我被转往提篮桥监狱时，阿诚已经知道我认罪的事了。他恼怒地写了十几封信给我，质问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牺牲。他在心里说，大哥，我的命是你给的，是明家给的。我为你死，心甘情愿。我眨眨眼，泪珠就掉下一颗。那时候大姐也已经知道我和阿诚的关系了。她愤怒，但也分得清轻重。她先是托人打点了提篮桥和革委会，请求给我的死刑缓期；然后她找到明堂哥，在他的帮助下拯救我。我一步步从死刑到了死缓，再从死缓到了三十年有期徒刑。我当时想，三十年，三十年后我才能出狱去见阿诚，那时候我和他都要老了吧？没想到，才四年我就从提篮桥里出来了。
我今晨给林参谋去了电话。一年前，76号监狱人满为患，上级调动重刑犯前往漠河开矿。押送队伍条件有限，也来不及打一条能穿起几十号人的铁索，就只给犯人穿着最单薄的衣服，一股脑将他们塞进大卡车上。犯人们互相拥挤取暖，如果谁逃了，那么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很难活着跑出林海雪原。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七个犯人从卡车上跳了下去。一个当场死在车轮下，另外六个失踪了。这七个逃犯76号不敢向上报送，便谎称是七个犯人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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