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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我打听到了明台接受培训的基地地址，我想也是时候告诉阿诚我已经原谅他了。当我找到阿诚时，他却对我说，他和王天风谈过一次，对方答应如果阿诚申请去哈尔滨接受社会主义培训，明台可以被送回上海。阿诚告诉我，他打算用自己去换明台。
我震怒至极，我的阿诚，翅膀硬了。
我用极其激烈的语气否决了他。我告诉他我不会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我叫阿诚死了这条心，并且警告他永远不要靠近王天风。他被我暴戾的模样吓坏了，他向我道歉，他说他错了，他再也不敢在不同我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做决定了。他那做小伏低的样子让我内心的怒火突然化作了一股邪火直窜到下腹去。想想，我们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一起睡过了。
阿诚很了解我，当他看到我赤裸裸的眼神时，他明白了我想要什么。
我故意问他，如果你知道错了，你该做什么？
他紧张起来，气息也变得急促了，接着，他跪在我两腿间，把头埋了下来……
我曾经给他用嘴弄过几次。他很喜欢。但同时对于宣泄在我口中这件事，他非常过意不去。他曾提出也用嘴帮我，但却被我拒绝了。我舍不得让他可爱的小嘴碰我那里。但看着他当时非常懊恼的样子，我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他不乖了，做错了事情，就用这种方法向我道歉。
现在，他笨拙地用手指拉开我的裤门，隔着我的底裤吮了上去。他卖力地取悦着我，用嘴脱下我的底裤。我将手指穿进他的发丝间，几乎暴力地按着他的头让他吞吐着我。我喷洒在他脸上，他眼眶湿红，像被欺负坏了的样子。我将他抱进怀里，用手帕擦干净他脸上的污垢。突然，他搂着我的脑袋亲了过来，嘴唇印在我的嘴唇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我吸着他的小舌，他轻轻咬着我的嘴唇。这一切都太棒了。我真爱他给我的恩赐。这纯洁又柔软的孩子，竟向我展现了他放荡的一面，他是渴望我的！然后，他向我表白，他说，他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他说，这几个月我不碰他简直要折磨死他了。他还说，他就想要他的大哥。
闻言，我抱着他站起来，将他扔到床上，我急迫地拽开他的衣服，就像个初尝禁果的青少年。我抚摸他，我宠爱他，我吻他的每一处，我听他在我身下声音婉转。我舔着、咬着他大腿内侧敏感的皮肤，我将手指伸进他嘴里，让他弄湿，然后，我向他体内伸进一指。他小声尖叫起来，他很疼。我知道，他太小了，根本容纳不了我。但从今天开始，我得到了我一直想要的特权，我可以成为唯一那个开发他身体的人。我相信，在我的教养下，他会逐渐适应我们之间新的“游戏”形式。
我伏在他耳畔对他说，阿诚，不着急，我们慢慢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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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章提到的阿诚同学的父亲曾经是国党，还拍电影，最后被送进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吗？那个姓陈的同学是陈凯歌。
还有那个“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人是北岛。全部都是当年经历了文革的北京四中校友。就连这俩人所在的年级我都没有写错哦。
第十二章
经过一整天在木雕厂的工作，夜晚总是过于疲惫。所以清晨成为我俩亲昵的时刻。我将他压在写字台上，窗帘紧闭，窗台上君子兰的叶片划弄着他的面颊和我的手臂。我用手指进入他，他现在已经能容纳我的两根手指了，也就在前几天，我找到了他体内的那一点。那就像一个欲望的闸口，每当我研磨着那处，他竟变了一个人似的，双眸失焦，口中咿呀的声音高到让我不得不捂住他的嘴。他以他十几岁的孩子的身体展现出荡妇般的姿态，他大敞开他的腿，紧紧地夹着我的胯。我将一颗打磨得十分光滑的木头珠子顶进他后面，位置离那一点很近，他只要稍稍扭一扭他的腰，就能让自己得到快乐。我让他整日地含着那颗珠子，每晚睡觉前才将它取出来。取出来时，他的后面已经湿得一塌糊涂。每一天，他的行走、奔跑、坐卧，都受那颗木珠的牵制，他总是目光炙热地望着我，而我的一个眼神都能让他兴奋。更不要说我当着他的面打磨一颗更大的木珠时，他吞咽着口水，几乎失神的模样。
我让他每时每刻地想着我，每时每刻地渴望着我。
明台的事情还悬之未决，王天风却被调离了林场。他去了哈尔滨，升官了，专门负责训练社会主义大楼里的青年“特务”。临走时，他告诉我他会照顾好明台的。我望着他的目光里平静无痕，我心中对他已经只剩下了怨恨，再无半点当年同窗共砚的情谊。
很快，我顺替成为第八生产大队的革委会主任，管辖织作厂、油田和林场三地。我上任后，不再像王天风那般铁腕管制，我将心思放在了发展三厂经济上，希望能用自己在北大所学的知识，切实改善这里的条件，也不枉我被下放所浪费的光阴。顺便一提，我很看好梁仲春的精明头脑和他息事宁人的懒散态度。我将他提拔为林场的革委会主任，他白天还在木雕厂看看大门，但工分却因为身兼二职而略微涨了一些。梁仲春很是感激我。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给阿诚庆祝了他十四岁的生日。他又长高了，头发也长了一些。当他趴在我胸口看书时，他身体的重量变得更加可爱。他生日过后没几天，我们隔壁那个被下放的老干部去世了。事发突然，令我和阿诚都没想到。这个老干部已经七十七岁了，走得很平静，算是喜丧。我和阿诚帮助他收敛了尸骨，在寄送他的骨灰时，阿诚突然对着骨灰盒上的照片说：终于熬出来了。我默不吭声，然而我心里却也十分焦虑。我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什么时候才到头，或许它会永远进行下去吧？或许，我这辈子都离不开长白山这片深山老林了。
老干部的房子空出来，也没有知青愿意住，当时林场已经盖了新的宿舍大楼，新宿舍有暖气有热水，这排由监狱改造的房子自然是没人住了。我和阿诚喜欢这里清静，即使他们为我俩在大楼里留了一间房，我们也没有搬过去，除非是冬天冷得不行了，我们都不太愿意冒着暴露隐私的风险和其他知青住得那么近。老干部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我便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后，我将两个房间中间的墙打通，做了一套办公室出来，就像上海公馆我的卧室那样。
居室空间大一些也有不少好处。原来卧室的布局没有变化，只是我将那个挡着窗扇的大衣柜挪到了外面。这下房间里可以转开身了。我和阿诚在几个知青朋友的帮助下给地面铺了一层松木地板。这些松木都是我亲手砍伐带回来的，我在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粗活，来林场这几年，我竟从劳动中获得了成就感。我想我的确是变了。
好日子没过多久，大姐寄来了一封信。拆开信看，汪曼春竟然要来第八林场了。她是追随着我的步子过来的，大姐信里的意思是叮嘱我不许旧情复燃。我当然不会再和汪曼春相好，这些年离开上海，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明媚开朗的少女了，她和那些“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她批斗、争权甚至谋杀……我想我不会再和她有什么感情上的来往了。我们的爱情终止于我大姐把我送到北京的那一刻，更终止于她穿上绿军装的那一刻。
只是让我担忧的是，我从来没和阿诚提起过汪曼春。所以当他看到汪曼春从解放卡车上跳下来，挽住我的手时，阿诚把一大盆的冬枣掉在了地上。汪曼春是作为织作厂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到来的，与梁仲春二足鼎立，都是我的手下。我是汪曼春的顶头上司，又是她的旧情人，于情于理，我不能撇下她去安慰阿诚。所以我只好看着阿诚一人跪在地上将他失手打翻的冬枣一颗颗地从尘土里捡起来。
当晚，阿诚并没有问我汪曼春是谁，他还像往常一样从澡堂回来，为我俩接上一暖壶热水泡茶，并帮我熨好明天要穿的衣服。我最心疼这样的阿诚，我倒是希望他开口质问我，甚至耍小性子、闹小情绪。可他没有。他总是默默地守候在我身边，支持我所做的一切。我把他手中的熨斗拿开放到一边，抱着他讨好地亲吻。他笑了，然后说，大哥，你饶了我吧。
我是当然不会“饶了”他的。第二天早晨，我在他怀中醒来，餍足地打了个哈欠，便突然听到外面乱成了一片。我和阿诚穿好衣服走出去，发现人们正围着食堂外的一片短墙，那墙上靠近墙根的位置上赫然写着“打倒毛主席”几个歪歪扭扭的红字。
人们面面相觑，汪曼春突然开口说，这一定是一个孩子写的。
理由有三：首先，反动标语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有比成年人站着写矮；其次，字迹歪歪扭扭，像初学写字的人所为；最后是成年人不会写“打倒毛主席”，他们会写“打倒毛泽东”。
汪曼春的理由看似简单可笑，但第八生产大队的人却非常买账。毕竟如果这是一个孩子写的，来林场工作的都是成年人，那么他们自己就不会受到怀疑。
全大队有孩子的一共就那么几家。汪曼春将那些孩子都拉出来，按个头排队。阿诚当然是首先被排除的，他个子高，更何况汪曼春怎敢动我的兄弟？
排除来，排除去，最可疑的竟然是梁仲春的小儿子苗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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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人祖传实力背锅。
明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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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反动标语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汪曼春还将此事捅到了上级，即使我觉得怀疑一个孩子十分可笑，但我不得不放手让她去做，因为一旦我阻拦了，那么我就是反革命帮凶。
汪曼春将苗苗押到了拘留所——不用我解释也知道这拘留所必然是王天风的产物。汪曼春先是用糖果哄骗苗苗，让他承认这是他写的。梁仲春到底也算是家教不错，苗苗硬是没承认。汪曼春一气之下便将他关了起来。
得知自家儿子被抓的梁仲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赶来，他在拘留所外破口大骂，说汪曼春不是东西，连孩子也要折腾。梁仲春的老婆更是在拘留所门口哭闹，惹得不少人围观。汪曼春根本不理睬。她在上海搞运动搞出了经验，明白该心狠的时候就不能手下留情。
我知道，汪曼春是想把和她分庭抗衡的梁仲春给踩下去。直到如今，我们也没闹清楚到底是谁写下了那行反动标语，但苗苗很争气地没有屈服在汪曼春的威逼利诱下。
苗苗在拘留所里呆了三天三夜，汪曼春饿了他三天三夜。她把他扯到长白县城去，让他和县城里的黑五类们一起跪在台子上接受批斗，才只有八岁的苗苗细细的脖颈上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犯”。梁仲春过来求我，我只能让阿诚给苗苗送一些吃的，陪着苗苗说说话。梁仲春也知道我的难处，我是资本家后裔，能混到如今这个位置还没被人扳倒已实属不易。
后来，事情闹大了。汪曼春带着苗苗去了刑场。刑场实际上是后山不远处的一片开阔洼地，是长白县城及周边地区执行死刑的地方。当夜，汪曼春将苗苗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那些犯人被绑着，没捆苗苗。对面的一排人举着枪对着他们，汪曼春亲自端一杆枪对着苗苗。梁仲春被压制在一边，他大叫着骂着汪曼春，而汪曼春则想逼他，逼他承认是他叫苗苗写的反动标语。围观死刑的人里还有朱徽茵等人，他们立即骑车到我和阿诚的宿舍外，叫我们快去救救苗苗。我和阿诚赶到的时候，正听见汪曼春大喊一声“放”！我丢下自行车便冲了过去。
枪声响起，一排死囚像柜子一样“哐哐当当”地栽倒。苗苗跪在沙地上，惨白着一张小脸。我的手紧紧攥着汪曼春的枪杆，那枪杆被我抬得很高，她没有打中。梁仲春冲了过去，抱住了苗苗。苗苗仰起脸问他，爸爸，我死了吗？梁仲春含着眼泪，说，他们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没死。我勒令汪曼春不许再关押苗苗，也不许再打扰梁家人。我告诉她，如果她用这样的方式都没使一个孩子开口，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无辜的。汪曼春被我严厉的神情唬住了，她心有不甘地同意了。事后汪曼春虽同我讲她当初并没有打算枪毙苗苗，但我永远记得那滚烫的枪杆传达到我手心里的热度。我对汪曼春最后一点好感也随着那在寒夜里逐渐冷却的枪杆而消散了。
那夜，我带着被这阵仗吓坏了的阿诚回到宿舍，才猛然想起这也是阿诚第一次见到执行死刑。他背后的衬衫被冷汗浸湿了。他问我，大哥，我们会死吗？
在苗苗的死刑“陪绑”事件后，林场很快迎来了难捱的寒冬。梁仲春登门谢过我一次，他提着一只烧鸡和一捆鼎丰真的酥香大麻花。他说他老婆身体不好，冬天来了，想向我请个假准许他老婆回长春去养病。我当然知道梁仲春在想什么，他想让他的家人躲得远远的。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爱人所在的织作厂，向厂长求了张假条。大队里人人都知道苗苗被误抓的事，谁也不想再伤害这个可怜的父亲，假条很快批下来。我告诉梁仲春，让他爱人带着苗苗到长春休养吧，等开春返工时，就别再带着孩子回来了。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一九七二年了。回首一看，我竟与阿诚在这边境山林里流放了六载有余。此时的阿诚已经是一个发育得健康漂亮的十七岁少年了。他修长的四肢懒散地舒展在我怀里，柔软的碎发散发着洗发水的清香。林场的劳作让他的肌肤晒成性感的蜜色，微微翘起的下巴和淡粉色的嘴唇让我心旌荡漾。他同我亲昵时，总是用那双健美的长腿缠着我的腰胯，因变声期而变得低沉的声音在我耳畔说着幼稚可爱的情话。他的臀……他在我怀中的每一个扭动都让我浮想联翩。他变得如此美妙，我简直想把他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不让任何人染指。即使谁和他多说上几句话，我也嫉妒得发狂。
第八生产大队也在近几年发展得很好。几个小村落和县城随着知青人数的增长而悄悄出现在库叶岱彼山附近。林场已经不再像我们来的那年一样孤零零地生长在山野里，我们被并入长白县，一条崭新的公路缩短了山林到县城的距离。但经济的发展也有它的弊端，原本远离人烟的林场正逐渐被卷入城市的革命漩涡中。
一九七二年的春节，三年杳无音讯的明台敲响了我和阿诚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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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和《夏天》这两篇文章与《鳏夫独白》在剧情上相连接，但在时间线上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夏天》是文革后楼诚二人的归宿。但年龄大小以及明台的身份背景都是不相接的。请不要误以为这三篇文章在一个时空体系下。
《鳏夫独白》是HE，最后重复一遍。
说实话真的很不喜欢被问结局到底是HE还是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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