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正在阅读我这篇自白的人，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写下这些文字的罢！也好，我便告诉你们，我已经将自己最隐秘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了，又怎么会在乎透露出我写这篇认罪书时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呢？今天是一九七六年的九月八日，我在牢中的第一百七十二天，而我正坐在黄浦江边的提篮桥监狱里，和我的阿诚早已阴阳两隔。
说实话，我已经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了。这半年来审问我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群组织代表们，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改写着这篇认罪书，我上交过许多个版本，让他们看到了许多个明楼。我腻了。我腻烦他们让我事无巨细地写，甚至要求我详细描写我与阿诚的每一次性爱。我知道这些人想要什么，他们想要通过我的描述摆脱无聊。在这压抑的十年里，一切爱情的、资本主义的文学作品都被禁得一干二净。或许他们是想要从我的报告中压榨出那缺失的部分吧……不过好在是有了这篇不断被我重写重描的认罪书，我仔仔细细地将这十年来或是愉快的、或是悲伤的往事回顾了遍，更将我的阿诚重生在了这一沓沓廉价的红色单线纸上。而写作让我躲避了孤独，毕竟在提篮桥的这半年里，除了大姐，我没有任何一个访客。人人都想躲着我，人人都不愿再与我这个“现行反革命”产生任何瓜葛。
今天，我大姐也来了，她几日前刚去了趟东北林场，带回来了两样东西：一是我与阿诚养了十多年的君子兰，一是阿诚的骨灰。
大姐将那盆君子兰放在我号房的小桌上，然后将骨灰盒递给了我。我捧着那个并没有什么重量的盒子，盯着盖子上贴着的一张照片。照片是我在他十七岁时拍下的，他坐在我编的一张吊床上，手里捧着一个汁水丰满的柿子。我用手指摩挲着照片上他的脸庞，眼泪一片片地落了下来。我大姐没有哭，她的眼泪早就在她亲自把明台推进那艘偷渡到香港的船上时就流干了。我知道她为了取回阿诚的骨灰一定废了千辛万苦，受尽了长白县那帮尸位素餐的官员的冷遇。我将大姐抱进怀里，我说我对不起她，没能照顾好她。她却喃喃自语，说道，若是咱们明家还有钱就好了，还有钱，就能将你救出去，不在这里受苦。
像我大姐这个年纪的人，往往经历过三次灾难。第一次是三大改造，自家的产业一夜间就不是自己的了。第二次是五七反右，明明在抗战时是红色资本家，五七年却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便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变成了假的，假的变成了真的。经历过这三次灾难的人，要么变得精明，要么变得恶毒，要么变得极富攻击性，要么变得沉默。我大姐，她沉默了。当那些十几岁的穿着军装的孩子冲进公馆“捉拿”她时，她不再反抗；当明台被人蛊惑而酿成大错时，她只有流泪；当人们把她从宽阔的公馆里赶到破旧的弄堂去住时，她不再反抗；当阿诚被关押入狱，她与我拼上了一切却依然无法改变阿诚在狱中自杀的悲剧时，她彻底沉默了。
大姐在我怀中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她站起身，探监的时间有限制，她需要离开了。她抱走了阿诚的骨灰盒，将那盆开得美滋滋的君子兰留给了我。
监狱里放起了第三遍《东方红》，快要熄灯了。我还要在明天上交这份认罪书的，我得快一些了。
一九七二年的大年二十九，明台来了。这么多年没见，他长高了，像个大孩子了。令我和阿诚庆幸的是，封闭的训练并没有把他折磨成一个冷血的机器，他还和以前一样爱笑、爱说话。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在社会主义大楼里接受的教育。当我们听到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给一个社科院的院士戴高帽时，我和阿诚才发觉了他潜在的质变。明台还不自知，他说他和两个同伴——郭骑云、于曼丽一起来长白县城执行任务的，他知道我和阿诚离得近，一放下行李就连夜赶过来了。我和阿诚问他是执行什么任务，他却神神秘秘，顾左右而言他。不论如何，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还是一件幸事。我让明台用我办公室的电话向大姐问好、拜年。大姐一拿起听筒，便放声大哭。我给了阿诚一些钱和粮票，嘱托他去弄一些食材回来，我们在房间里架个火锅。我向明台打听王天风，他管他叫王老师，语气里都是崇拜、字里行间全是信任。这让我心寒。
吃过了火锅，大姐又打来一通电话，她说她不相信那是明台。这三年来我们只从旁人口中听闻明台尚且活着的消息，从未与他通过哪怕一次电话、写过哪怕一封信。其实连我和阿诚都有点不敢相信呀。明台和大姐聊着电话，他看起来也有些哽咽，口口声声说上海是要回去的、要回去的，但却听不到他保证是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回去。我与阿诚相视一眼，深觉明台变了。
吃过火锅，夜色已经很深了，窗外还飘着大雪。阿诚不放心明台走夜路回县城，执意要他留宿一宿，明早他亲自骑车把明台送过去。明台犹豫了很久，然后挂电话给那个叫于曼丽的同伴打了招呼，才将将同意。我与阿诚并没有打算将我们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当晚，明台和阿诚睡一张床。
第二日，当阿诚踩着厚厚的积雪从县城返回时，我立即拉着他问起明台的那两个同伴是什么样的人、对明台又是什么样。阿诚笑笑，说明台艳福不浅，于曼丽是个漂亮丫头。我急了，我问他那两人是不是正经人，不是问他长成什么样。阿诚笑得更厉害，道，十五六岁的孩子能是什么不正经的人？
他恰恰错了。若是把这场大革命比做成炼钢炉，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就是炉子下面供养着熊熊大火的柴棒。正是他们堆砌起了革命的狂潮，正是他们被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所利用，犯下了不可饶恕但又无法问责的罪孽。
汪曼春与梁仲春依然在我手下做事。前者很是激进，后者正仗着自己的职位继续投机倒把。我和汪曼春在表面上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她政治正确，当年在给自己的叔父汪芙蕖定罪时她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和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极有必要的。只是阿诚常常暗暗吃醋。我能感觉到。每当我对着汪曼春有些“表演过度”时，阿诚那晚就会使坏般地向我索取。我在他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彻底拥有了他。那天他快被我的手指折磨疯了，快要到时，他“啪”地将我手里的木珠打飞，几乎破口大骂道，你要么真刀实枪地进来，要么就别再弄我！然后他眼眶一红，皱着鼻头哽咽着说，我快受不了了……这样直白又坦荡的邀请我怎么拒绝得了？我进入他的身体，他的温暖与紧致让我赞叹着叫出了声。他搂着我，承载着我，他处子的身体如此美妙。他向我索吻，我给他他想要的。我们快乐地拥抱在床上，互相抚摸。他曼声而吟，啊，大哥，求你再给我多一点……
我们在床上的花样是很多的。林场的生活太过单调无趣，我们便向其他方面探索。我很喜欢被蒙住眼睛，将主导权让给阿诚。这是在我去配新眼镜做散瞳验光时发现的。那几天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阿诚便常常“偷袭”我，把我弄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后，他又轻飘飘地走了，丢下我一人可怜地自己解决。待我视力恢复后，我便将他捉过来狠狠干了个爽。从此，我们便保留了蒙眼睛这个太过情色的前戏节目。
这样慵懒的日子若是过习惯了还真有些舍不得。但时代的车轮是碾压在历史上，带动着人类前进的。有时你并不想有所作为，但社会和环境却逼着你向前走。七二年一开春，长白县稳定了三年的政局开始出现了冰面上的第一道裂痕——汪曼春被一个匿名人士举报为资产阶级当权派。
（未完待续）
第十五章
今天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我没有按时完成认罪书。我本以为我会遭受一场诘难甚至刑罚。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审问我的革委会委员们竟然一个也没有出席。我感到奇怪，直到早上本应响起的《东方红》变成了《哀乐》，我这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今天去世了。
大街小巷哀嚎遍野，一个泱泱大国竟在一夜间阴云笼罩。但提篮桥监狱里是寂静的。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在冷笑。大姐又来了。她的手臂上带着一个黑袖箍，她也为我带来一个，并用曲别针帮我别好。她说，他死了，明楼，我可怜的弟弟，你就要熬到头了。我大姐最近变得很消瘦，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人都变得很消瘦。再加上那蓝扑扑、灰蒙蒙的破棉袄，贫苦的中国人被外媒称之为“蓝蚂蚁”实在无可厚非。我问大姐，我这还在监狱里呢，怎么可能熬得到头？大姐若有所思，她喃喃道，快了，快了……
即使大姐对我出狱一事抱有极大的信心，但认罪书是不得不继续完成的。说回到四年前，汪曼春被长白县县革委会缉拿归案。这件事让我很担心，非常担心。我担心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汪曼春出事，而是害怕她被逼急了反咬我一口。
汪曼春在林场的这几年里不断地和我接触，我知道她还希望将我们的爱情死灰复燃，但我与她之间已经不会有任何可能。她在察觉这一点后，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支开我身边的所有女性，似乎宣言她得不到的男人其他女人也不可能得到。她的怀疑逐渐从林场蔓延到我在上海和北京还有来往的女同学，在一无所获后，她将目光落在了阿诚身上。
我承认，我和阿诚在公众场合的举止有时候会略微过了一些，毕竟我面对他，总是很难控制自己。林场的人大部分比较简单，不会往那方面去遐想，我便有些肆无忌惮。但汪曼春不是这穷乡僻壤长大的，更何况一个善妒的女人总是疯狂的。汪曼春曾经暗示性地和我提过几次，说，阿诚都这么大了，你不该总是像逗孩子一样抱着他。她说完这句话，阿诚便惶恐地从我膝头跳下来，有些慌张地站到一边去。他这样的举动不但没有减轻汪曼春的怀疑，反而越描越黑。不过，如果汪曼春仅仅只是怀疑，我还不会因她被捕而心惊肉跳，她后来还曾在浴室撞到过我们。
林场的公共浴室是分时段的。晚上六点到九点是男浴，九点一刻到十二点是女浴。我和阿诚常常为了避免人多，都会在男浴快关闭时一同洗澡。浴室里的每一个隔间都用简陋的塑料帘子隔着，我和阿诚刚进浴室不久，她便突然闯了进来。我觉得她是提前预谋好的，因为当她看到我和阿诚从同一个隔间走出来时，她的脸色难看极了。从此，她不再粘着我，每每见了，她只用怪异的眼神打量着我和阿诚。她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仿佛随时会毁了我们。
浴室事件没过多久，汪曼春就被革委会的人抓走了。
那天清晨，汪曼春甚至没有梳洗的时间便被人从床上拽到了押送车上。我和阿诚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三个小时后了。按理说，匿名举报信至少要经过几道审核、花费个几天才会被执行。很快，作为汪曼春的长官，我接到了县革委会的电话，要我去一趟县城，协助审查。同我一道去的还有汪曼春的同事梁仲春。
显然，梁仲春是不会给汪曼春留活路的，他定要报了当年苗苗的愁。我知道我无法力挽狂澜，汪曼春必死无疑，我只能将她往下踩得更深，她才或许没有喘息的机会将我与阿诚抖出来。毕竟在这个年代，妻子检举丈夫、儿女检举父母、兄弟检举姐妹……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人咬得鲜血淋漓。
当梁仲春一脸快意地从问询室里走出来后，我闭了闭眼，推门进去。一进了房间，我看到一头乱发，形容狼狈的汪曼春。我是同情她的。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除却我想隐瞒我与阿诚关系的私心外，我也想惩罚汪曼春。她在上海闹革命时让很多人家破人亡。因果报应不信不行。汪曼春望着我，眼里充满了乞求，她说，师哥，救救我，梁仲春胡说八道，他要害我。革委会的人让她闭嘴。他们客气地邀请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告诉我听到问题后，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所有问题提完后，我可以进行补充检举，检举到位，有奖励。
他们问我，明楼，你和汪曼春是不是谈过恋爱？我说，是。
他们问我，明楼，你和汪曼春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说，没有。他们看起来很失望。
他们问我，明楼，汪曼春是不是大资本家汪芙蕖的侄女？我说，是。那她有没有和汪芙蕖划清关系？我说，有。
革委会的人见我说的都是实话，“不配合”他们的调查。于是他们又将问题问了一遍。他们问，你和汪曼春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犹豫了一下，看了汪曼春一眼，然后说，有。革委会的人笑了，继续追问，当时她还是处女吗？我闭上眼睛，说，不是。革委会的人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总结道，那她不仅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个破鞋了。
汪曼春叫我，说师哥，你不能害我啊！我不说话。
革委会的人继续问我，汪曼春有没有和汪芙蕖划清关系？我说，没有，他们依旧沆瀣一气。
他们问我，明楼，你还想不想和这个资产阶级当权派发生性关系了？我说，不想了，当初都是她骗我。
汪曼春呆滞地跌坐在地上。
他们问我，明楼，汪曼春是不是经常听小布尔乔亚阶级的歌曲？跳小布尔乔亚阶级的舞蹈？我说，是。
汪曼春突然爆发了，她喊道，我也要举报！我要举报明楼！我没有和他上过床，他是同性恋！他是鸡奸犯！
我冷汗倒流，冰凉的手掌紧紧攥着椅子的扶手。革委会的几人不怀好意地看向了我。他们问我，她说的是真的吗？你是同性恋？你是鸡奸犯？我说，我不是。我如果是同性恋，我为什么要操这个破鞋？
我故意用了“操”这个字眼。革委会的人很喜欢。他们不再理会汪曼春的叫嚷，反而问我，明楼，你说汪曼春这样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破鞋，是不是该枪毙？我说，该，太该了，应立即枪毙。
汪曼春颤抖着，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当我走出问询室后，梁仲春凑上来，他贼眉鼠眼地说，她这回死定了。我感到羞愧，我觉得我自己十分肮脏，我毁了一个人。即便那个人该死，但这的确是我间接将汪曼春送上了断头台。
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和梁仲春在傍晚时分回到了林场，当我看到宿舍门外焦急地等待着我的阿诚时，我忽然释然了。我想，即使我成为一个连自己的瞧不起自己的恶人，但只要能保护阿诚，只要能保护我的家人，一切都是值得的。
汪曼春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的那个除夕夜被枪毙的。当晚，第八生产大队的文工团开了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在《喀秋莎》的热闹歌舞里，我的耳畔仿佛听到了一声冰冷的枪响。
正月初一，明台来给我和阿诚拜年。他进屋摘帽，得意地笑着，然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哥，汪曼春被我搞完蛋了，我帮大姐报仇了。
（未完待续）
—————第十六章大概会写到熊孩子明台害了阿诚。然后会虐几章。
第十六章
我曾有一段时间对男童的服装深切地着迷过。那时候我和阿诚还在北京。一九六五年，友谊商店刚刚落成，我时常带着阿诚去那里选购衣物。我对他的着装非常讲究，首先不能太华美以引起他人不怀好意的关注，但必须质地精良，羊绒西装短裤要安哥拉羊毛，呢子大衣要棉麻纱混真丝的；其次要注重细节，纯棉衬衫的领口和袖口在浆洗后总是很硬，容易擦红阿诚的皮肤，我会让裁缝垫一层薄薄的丝绸面料在上面；最后，款式要耐看，不一定新潮，但必须经久不衰。所以阿诚的打扮看似与其他孩子无异，但上手一摸便知道他穿了一身好料子，也能知道为他选购这身衣服的人有多么疼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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