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如擂鼓。我向林参谋追问细节，他却说不上来，只道可以带我去看看犯人逃跑的地点，带我去找看管犯人的狱卒。但具体是哪些犯人去了漠河，哪些犯人逃跑了，他也不清楚。当时不是他押送的。
我大姐送我走时再三阻拦。她怕我此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怕我再次陷入忧虑中。事实上她是对的。但这种忧虑和焦灼早在梁仲春递给我那张纸条时就产生了。我已经做好了失望的准备。
我是在长白县城的边防军附属托儿所里找到林参谋的。他给托儿所当保安。林参谋收下了我的两条烟，带我去找当年押送犯人的狱卒。
我跟在林参谋后面，穿过长白县的大街小巷。才短短几年，这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得繁荣了，气氛也不像当年似的一触即燃。
到了。林参谋说。他将我带到一个脏乱巷尾的破房子里，敲开门，却被一位蓬头垢面的肥胖女人顶了出去。她说她老伴去年中风已经死了。
这条线断了。我十分沮丧。但林参谋安慰我道，76号去年才被撤除，有很多文件都没有被处理，我们可以找到当年被送往漠河煤矿的犯人名单，再联系漠河那边，要一份最终抵达漠河的犯人名单。两个名单相减，不就知道逃跑的那七个人是谁了吗？
我在县城里找了招待所住下，第二日便和林参谋去了76号。那是一栋布满了枯败爬山虎的灰色大楼，楼外是缠着铁丝网的高高的围栏。走进大楼里，只觉得十分阴森。前往档案室的走廊里我路过了几间刑房。刑房地板上还有洗都洗不掉的暗红色印迹。别看了。林参谋说。我问他是否知道阿诚有没有受过酷刑，他告诉我他对阿诚没有什么印象，76号人太多了。在落了灰的档案室里，林参谋找到了那份名单。他立即打电话给漠河，请那边的工作人员将名单寄来。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央求漠河煤矿的工作人员把名单念给我听，可那边只有囚犯的编号，没有人名。我只得将编号一一抄写下来，再对应着花名册翻译成人名，两相对照，逐个划掉。
直到黄昏时，我和林参谋才找出了那七个人。而这七个人之中，的的确确有阿诚的名字。
我浑身震颤。我激动得恨不得立即给大姐打电话。但林参谋却泼了我一头冷水。他说，七个人里可是有一个现场被卡车轮碾死了的。何况去往漠河是冬天，他们最多穿一件夏天的衬衫薄裤，怎么可能逃得出去？就算逃出去了，他们没有合法户口，又要怎么活？
我说，我得去事发地一趟。
林参谋给我写了地址。那是在黑龙江省，快要到哈尔滨的一处深山的公路上。林参谋帮我向他部队的朋友借了一辆小汽车，他朋友是给领导开车的，领导出差了，四天后回来。我时间紧迫，便立即提着不多的行李出发了。
等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彻底傻眼了。那样恶劣的环境，是不会有任何人能活着逃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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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为精确地找到了林参谋给我在地图上标出来的黑点。那是一条窄到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山路，路面泥泞，没有铺石子或者沥青。山路的一面是峭壁，另一面就是万丈深渊。如果那七个人要是从卡车上跳下来，只有三种选择：一、从卡车末尾跳下来，最安全，但是末尾坐着狱卒，几乎不可能。二、从峭壁那一侧跳下去，但跳下去没能及时站起来就会被汽车轮碾死。三、向悬崖那边跳下去，跳下去后如果没扒住崖壁，就会立即被摔死，如果扒住了，还没等卡车停稳，就可以顺着崖壁爬下去，逃走。这是成功率最高的选择。
我不相信那个被车轮碾死的笨蛋是阿诚。我知道他一定是逃出去的那六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他逃到哪里了呢？天色已经昏沉，一阵大风刮起来，将山顶的积雪吹了起来，雪雾弥漫，我只好开车下山，找地方住宿。
入住宾馆后，邮局尚未关门。我到邮局里给大姐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她说她收到明台的信了。这几年从逃港的人很多，经济也不好，香港劳动力饱和，已经不是很包容了。既然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她想让明台回家。
我知道大姐这些话是想争得我的同意，让我原谅明台。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我还记得阿诚入狱的那天晚上，明台哭着拉我的手，他说他害怕桂姨去告密害了我和阿诚，他动手才杀了她。他以为他在社会主义大楼里学到的本领足够让他掩藏好桂姨的尸体，消灭证据，但那是他第一次杀人，他慌了。我质问过他，为什么你要留阿诚在那里？为什么你要让他替罪？他回答不出。我知道他还小，他怕死，他不懂得什么是责任以及鲁莽行事的后果。于情于理，我都无法责怪他。又何谈原谅呢？
我告诉大姐，明台愿意回来就回来吧。
从邮局出来，小县城里已经灯火黯然了。我走在凄冷而陌生的大街上，路过一个推着手推车的卖马迭尔冰棍的老人。我想起我带阿诚去哈尔滨看病时，我哄他，也是买了马迭尔给他。于是我叫住那个老人，向他买了一支冰棍。我问，这么冷的天，您的冰棍有人买吗？老人笑道，你不就买了吗？
第二天一早，我从另一条路上山，发现这边正在修路。几个老乡告诉我，火车要提速，马上要建新铁路了。他们要把公路铺好，方便运送钢条木枕的卡车开过去。他们还说，这条铁路要从哈尔滨直接到最北边，修到苏联人家门口，让他们看看中国的高速火车。
我开着汽车小心地绕过修路的路段，缓缓开了十里地，遇上两个要搭顺风车的测路员。他们看起来很疲惫，一上车就在抱怨，说有个钉子户干扰他们修路。我没想到这样的深山里竟然还有人居住，便问了测路员住址，驱车前往。
后来我常觉得，那一定是命里的安排。是命运让我们还能再次相见。我开车到了那户人家，那栋飘摇的破房子外写着“旅社”两个字。房子里只住着一个老汉，他这家旅社已经在山上经营了二十几年了。我将阿诚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老汉告诉我，那天晚上，有几个穿着囚服的人敲了他的门，说想进屋暖和暖和。老汉很害怕，他一直紧紧闭着大门，直到阿诚求他。他看阿诚年纪很小，就说可以让他进来，其他六个人必须离开。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新疆兵团的男人在住店。男人本来是东北人，文革时被调去了新疆。他儿子得病死了，这次他是带着儿子的遗体回老家下葬的。男人看见阿诚，说，你这个样子是逃不出去的，我儿子死了，但户口还没有吊销。你跟我回新疆，给我当儿子，我给你一口饭吃。阿诚拒绝了。他说他有亲人，他的亲人在上海。兵团的男人冷笑，说，你现在已经是逃犯了，要是抓到了你，不但你要枪毙，你的家人也要受牵连。阿诚犹豫了。男人又说，我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年了。你给我送终，等我死了，我儿子的户口你就用，到时候你想回上海也行。阿诚没了主意。男人又补了一句，你总不想让你家人也被你连累吧？
我听那老汉的复述，心里又惊又怕，我担心那个兵团的男人骗了他。我急忙问老汉阿诚有没有跟那个人走。老汉说，他跟着他走了。不跟着他走，他哪儿也去不了，他只能冻死在山里，饿死在街头，或者再被抓回监狱里。逃犯是要被枪毙的。
我的心都凉了。
我追问老汉阿诚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老汉支支吾吾说没有。但当我灰心丧气地离开时，他又拿出一个信封来。他说，这是阿诚委托他去邮寄的。但第二天就有人到他的旅馆搜捕逃犯，他太害怕了，就一直没有把信寄出去。
也幸亏那个老汉没有把信寄出去！信是寄往提篮桥监狱的，阿诚不知道那所监狱会检查犯人的每一个邮寄包裹和信件，他会暴露自己，暴露我们的。
我接过信急急拆开。上面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我在新疆省乌苏县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应该是那个带他走的兵团男人的姓名。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他倒算聪明。
我把车送回了长白县军区。请林参谋吃了顿饭。调查到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阿诚还活着。林参谋托人帮我查到了二十二团的号码。我激动地借用附属幼儿园的电话打过去，但对方告诉我，那个兵团男人的名字并没有登记入册，他们这儿没这个人，更没有什么领养回来的男孩。我一遍一遍地问，但对方被问烦了，直接挂断了。
我颓然地坐在电话机前，身边是一群在嬉耍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感染不了我，反而使我更悲伤。我知道我的阿诚被那个男人骗了。他下落不明，生死未知。而我有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说，我得去一趟新疆。此时还没有直通的铁路，我只能回到北京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再开车去二十二团。林参谋帮我订了张票，从长白县最快能回北京的只有后天下午的车票了。我说好，正好我可以到第八林场看看以前的老伙伴。
我借了林参谋的自行车，骑到第八林场时，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四年足以物是人非。我和阿诚住的那排矮房已经不见了，原地长起一栋新的宿舍楼。我到门房那里去，问医务室的苏医生在不在，锅炉房的黎叔在不在。门房道，苏医生一家搬到天津去了。黎叔还在。
我在锅炉房的团团蒸汽里找到了黎叔。他见了我，吃惊地走过来。他请我到他的桌前坐下，为我沏了杯热开水。他手忙脚乱地说要给我找好茶叶，我让他别客气，但他执意让我坐好，等着他。
黎叔出门去找茶叶了。我观察起四周，一切都同几年前一样。突然，黎叔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我犹豫了一下，觉得我已不是这里的员工，还是不要乱接电话的好。可是那电话一声一声地响着，吵得人心烦。
我最终拿起了听筒，可我怎么也没能想到，听筒里传来的竟然是阿诚的声音。
阿诚说，您好，请问是第八林场吗？请您帮我转接医务室苏医生。谢谢您。
第二十一章
我坐在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激动地写下这篇日志。
阿诚的确是在新疆，的确跟那个男人走了。但男人并不是新疆兵团的，而是兵团下属古尔图农场周边的村民，老家倒的确是东北。那时候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全靠自己生产，所以每个兵团下都会有一个农场。那个男人养了很多牛羊马匹，农场青黄不接时，就由他提供肉和奶。男人离群索居，独自住在十分偏远的地方。
要想到他们所住的那片区域，首先要从乌鲁木齐开车三百多公里到乌苏县。在乌苏县军区，林参谋联系他部队的老朋友借我一辆高底盘的跃进卡车。我要请一位向导，开着卡车到驿站去。驿站是从有人烟的地带到无人区大漠的最后一个过渡线。驿站以北是村庄，驿站以南，就是茫茫的戈壁滩，只有马匹和其他牲畜能识路了。
我一刻也不敢休息地开车过去。在驿站里，我请向导替我翻译，让驿站老板牵一匹马出来。我很久都没有骑过马了。在我尝试着驯服这头畜生时，我听到了阿诚的叫喊。
大哥！
我转过头，看到一个背着光的人影。当我几乎要从马背上摔下来时，阿诚跑了过来，他牵住了嚼子，马安分下来。他抬头看着我，我踉跄着从马上跳下来，一把将他抱进了怀里。阿诚松开了缰绳，回抱住我。马跑了，我听到驿站老板用维语大骂着去追。我抱着阿诚。
他长高了，晒黑了，变瘦了。但他健康，他还活着。
我说，阿诚，咱们回家。他却告诉我带他来新疆的男人快死了，他请了个医生，要给他看病。他说那个男人对他不差，虽然没给他锦衣玉食，但好歹没有饿死他。我知道我们明家的孩子都是懂报恩的，便找到一位医生，跟着阿诚进了戈壁。
直到进了戈壁滩，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阿诚之前没有联系我。这里实在是太偏远了，既不通路，又不通电。阿诚告诉我，他的“养父”怕他跑了，一直不肯让他离开家门。也就在一周前，“养父”终于病得下不了床了，而阿诚不得不替他去给古尔图农场送牛奶时，阿诚才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时他立即给大姐在上海的住处和工作所在的菜场打了电话。他听菜场的人说我被平反了，出狱了，还带着大姐去了北京，他又给四合院打电话。可是十年前我们不再续租那座四合院时，电话地址就已经被更改了。他最后没办法了，只能打电话给林场，却没想到接那通电话的人竟是我。
我想这或许就是因缘巧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我如此辛苦地寻找他。然而夜幕降临，大力者负之而走。一切似乎不是我努力就能够得到的。这冥冥之中仿佛有一股力量——在那个瞬间、那个地点——连接了那通电话。
我问阿诚，他都不让你离开家门，你还要救他吗？阿诚却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故事。他说当时逃跑的七个人里，一个被车轮碾死了，剩下五个全被冻死了。他和那六个囚犯逃到山腰一个旅社时，旅社老板死也不让他们进去。那天晚上下着暴雪，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都是不可能活下来的。那个旅社外有个伸出去的烟囱炉，他们六个人就藏在烟囱炉下面取暖。夜深了，烟囱炉冷了，他们冻得意识模糊，也就在这时，住在旅社的兵团男人叫起了阿诚，他说他看阿诚年轻，可以救他，但阿诚要跟他走，给他做儿子，他病了，想找人为他送终。阿诚同意了，他留了一封信塞进伙伴的衣服里。然后偷偷从窗户里爬进男人住的房间。第二天等阿诚醒了，他所有的伙伴都冻死了。而那个旅社的老汉正在搜刮死人的衣服、钱，以及所有能变卖的东西。而阿诚的信也被拿走了。
阿诚说，不论怎样，他都救了我一命。
当我们带着医生到达那个男人的房子时，男人已经咽气了。那是一个很瘦很瘦的人。干枯的皮肤贴在骨骼上，相貌丑陋。我都不知道这一年来阿诚是怎么天天面对这样的人的。我们将男人的尸体拉到了古尔图农场，本以为那里会有男人的朋友，但事实上正是这个农场的人将男人赶了出去。只因为他在东北时和苏联人做过生意，人们批他是“苏修”。我出钱火化了他，将骨灰寄到东北，托人给他找了陵园下葬。
在新疆周转了多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大姐也等不及想见阿诚了。当她接到阿诚电话时，她都激动得哭了。去年正是她到东北林场领的阿诚的骨灰，她最不敢相信阿诚还活着。但我不太想这么早就带着阿诚回家。我想和他单独在一起，想和他聊聊这几年的生活。我们一同回到了北京，却没有马上回家。我向他小时候一样带他去住北京饭店，带他去大栅栏吃糖葫芦。他说，大哥，我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
我突然才发现，阿诚都这么大了。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昨天夜里他骑在我身上，喘息着昂起头，他的一颦一笑，他的举止形态都已经散发出成年人的魅力。他的个头快要赶上我了。我说，阿诚，你变化真大呀！他低头笑了，还是和当年一样羞涩。
我带阿诚去见了梁仲春，我当面向他道谢。梁仲春看着成长了的阿诚说，不容易呀。
在外面游荡了三天，我们终于打算回家了。但阿诚不愿意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去，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只拿一双长腿勾着我，缱绻地不让我从床上下去。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他害怕大姐不同意我们。我哄他，我说，阿诚，都什么时候了，那样的十年咱们都过去了，害怕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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