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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忘记带勺子了。
他把自己的下巴、胸口弄得一团糟。他吮着自己的手指，然后问我要不要吃。我终于忍耐不住，我靠近他，捧着他的小手，舔着他手腕上的蜂蜜。然后，我逗弄玩儿似的舔着他的下巴，他的嘴角。他嬉笑着推开我，说，大哥你要吃就从罐子里吃嘛。我舔舔嘴唇，问他，大哥离开上海这两个月，你有没有想我。他羞涩地说，有。我将蜜糖拿到了一边，将他抱到了自己的腿上。在他耳畔沉声问，哪里想我？我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脑袋，问，是用这里想我吗？然后又将手掌摸上他的心口，问，还是用这里想？他在我怀里不安地扭动着，最后，我在他的低呼声中将手覆住了他短裤的裆胯，问，是不是这里想我了？
我抚慰他。他毫不反抗。他身上的蜂蜜香气让我迷失。我吮着他蘸着蜜糖的下颌，故意用嘴发出很大的声音。他感到羞耻，他闭上了眼睛，睫毛因快乐而抖动着。最后他叹息，啊，大哥，我好想你……
文工团在沈阳的演出很快便结束了。我们转道去旅大市。那是一个位于辽东半岛上时髦的港口城市。她曾经历过不少战争的洗礼，特别是苏联的入侵。直至一九五五年，苏军才彻底撤离了辽东半岛。而旅大市实则是旅顺与大连两个城市合并的产物。老一代人，仍旧将旅顺与大连分摘得很清，甚至多数人依旧沿袭俄文旧称，叫这里“达里尼”。
无论如何，阿诚很喜欢这里。我便拖延了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文化宣传队不演出，或者没有什么劳什子的批斗大会时，我就会带着阿诚到旅顺港口坐船，然后在黄金海岸的礁滩上、那冰凉的海风中打排球。最后我再带他去中山广场吃点心，给他买了一套他一直想要却根本无法在第八林场这种穷乡僻壤买到的画具。
当然，这些我们都要瞒着文化宣传队的人。但我刹不住车，每次都要带他玩耍到天黑才回到旅馆。阿诚似乎渐渐接受了我革委会副主任的新身份，毕竟我总是让他在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尝到甜头。他开始像以前一样粘着我，听我的话，乖巧并且惹人怜爱。
我与他之间的触碰变得更加大胆与深入。我开始将手指伸进他的嘴里，模仿着媾爱的姿势进进出出，挑动着他柔软的小舌，看着他哼吟着将口水流到下巴上。我开始带着情爱意味地推挤着他的前胸，听他无力地反驳我说，大哥，我不是女孩子。我便极其下流地问，你怎么知道女孩子喜欢这个？当他再想进一步拒绝我，我便全身而退，在他快要得趣时一下也不碰他。我知道他会立即急切地钻进我怀里，答应我所有过分的、越界的要求。有几次，我将我的下面滑进了他的股间，在他细嫩而敏感的皮肤上疯狂地磨蹭着，我几乎以为我已经进入了他。他哭叫着，抓紧了淡粉色的印着“消灭帝修反，世界一片红”的毛纱枕巾，他求我慢一点。我让他用法语、俄语两种语言请求我，我说我要考考他，学习得怎么样。他照做了，他声音颤抖着说出那些带着魔力的外国词语，像初生羽毛的幼鸟寻找外出觅食的双亲。
每次事情结束，他便眯着一双迷蒙的眼睛躺在我肩上。他的身体依旧敏感，我使坏地碰他的腰一下，他便会轻轻地叫一声。有时我为了听他这样叫，会一次又一次地触碰他，最终再次挑起他的兴致。
我这永远不满足的小宝贝……
等到我们回到了第八林场，春天已经到来了，万物复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变化最大的，是林场的政治局势。
第八林场在上级的指示下与附近的库叶岱彼油田，以及长白织作厂合并为一个工作单位，改名为第八生产大队。而王天风也一跃升级成第八生产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以及第八林场的党委书记。
他见到我的第一件事，便是递给我一个写着“死间计划”的黄色牛皮封袋。然后他对我说：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不久后，我接到大姐加了密的来信，她告诉我上海形势不好，她想把明台送出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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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一章开始，我不能这么污了。太过分了。
深夜暗搓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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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当然不会同意大姐的决定。且不说我们能不能把明台偷渡出去，即使他成功离开了，那我们余下的亲人要怎么办？我们将会受到多大的惩罚？大姐给我的回信却让我心寒，她说，我和她都是长兄长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为弟弟牺牲是必要的。我质问她有没有想过阿诚，她却回答我，明台不像阿诚，阿诚能忍耐，能吃苦呀……
我看着坐在我旁边拿着锋利的刻刀在雕着木像的阿诚，那刻刀不知道多少次蹭破他的手指，而他只是笑着跑到苏医生那里包上胶布，不一会儿就回来坐下，坐在我身边，接过我手里的木块。
我的阿诚呀……
一天晚上，我委婉地告诉阿诚大姐的想法。阿诚愣了一下，他眨巴着眼睛很久，我从头受伤的神情里看得出他明白了大姐对明台的溺爱，和对他的轻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我，如果我们接受惩罚，大哥会受伤吗？——他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危和幸福。
我将他搂进怀里，他的无私让我羞愧，他的高尚让我自卑。正如他的同学的那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我这个卑鄙的人只能将卑鄙作为自己的通行证……那天晚上，我碰了他许多次，他最后全身酸软在我怀里，只能娇娇地喘息着，说，大哥，不要这么弄我了，我明天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回信告诉大姐，叫她可以准备送明台离开了。大姐想的是从上海出发到香港。但海路管得太严，路程也危险颠簸。我们最终舍近求远，选择了一条最保险的路径：从东北走铁路去苏联。
我看着睡在我怀里的阿诚，我抚摸着他漂亮的眉毛和日益显现出棱角的脸颊。我多么恐惧他发现了我的阴谋。我多么恐惧失去他。
我知道，他揭穿我的那一天总会来临的，只是我没想到会那么的快。
六九年的春夏之交，一批小知青来到了第八生产大队的织作厂分队。他们比阿诚大不了太多，阿诚有时下了工就会去织作厂的职工宿舍找他们玩。织作厂的经济条件比林场好一些，离长白县城很近。我并不讨厌那些小知青，像是朱徽茵、小李等人，都是心地善良的孩子，并且他们对阿诚也很好。只是有时阿诚玩得太久，天色晚了，我需要骑着自行车去接他。不过接他回家也是一件幸福的事，他坐在后座上，抱着我的腰，兴奋地跟我讲今天他和他们又学会了什么，又做了什么样的游戏。我们骑着车穿过高高的田垄，山坡上是布满苍穹的繁星与那轮总是圆圆的明月。
孩子们之间总是无话不谈的，特别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分享彼此的秘密，寻找刺激。有一天晚上，我骑着林场的那辆旧二八式在织作厂宿舍门口等他时，阿诚看我的眼神不对劲了。他不愿意坐在我的车后座上，不愿意抱着我的腰。我当时没放在心上，等回到了林场，我开玩笑地把他抱进怀里时，他猛地推开了我。他说，大哥，我们以后不要这样了。我笑问他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又不喜欢大哥抱你了？他回答说，织作厂的朋友们讲到了性，他们说性只有夫妻才会做，如果爸爸对女儿、妈妈对儿子、哥哥对妹妹这么做了，那就是不伦。
不伦。他真的将这个词说出来了。我的心脏一阵恐惧的抽痛。他意识到了我龌龊的行径。即使阿诚向来乖巧，但他也有他的叛逆。从那天开始，他再也不爬到我的膝头和我亲昵，他再也不会睡在我的被窝里了。
烦心事一桩接一桩。不久，大姐给明台弄到了签证。明台会坐着火车从上海出发到北京，再中转到沈阳，然后火车经过哈尔滨、黑河，接着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最终到达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表哥明堂的朋友会在那里接上他，把他送到莫斯科的一所寄宿小学。我大姐心疼他极了，她说明台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更不要说是独自出门。大姐说她会把明台送到北京，然后由阿诚在沈阳站接上他，把他送上前往圣彼得堡的列车。为了避嫌，我无法离开林场。我给阿诚开了一张四天的假条，足够他赶到车站，送了明台，再赶回来。阿诚虽与我的关系产生了间隙，但他到底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不会在这种节骨眼上闹情绪。
三天半后，阿诚回来了。他说明台已经登上列车，一切顺利。然后他提出一盒沈大成的双酿小团，一罐西湖龙井。那是我最爱吃的上海老字号糕点和我最喜欢的茶，都是大姐让明台带来的。我问阿诚，大姐有没有给你带东西，阿诚的神情有些黯然，他拿出一件毛衣，毛衣有点小，那是明台的尺寸。
我可怜的阿诚。我将他抱进了怀里，这次他没有躲开。他蔫蔫地趴在我肩头，跟我说，大哥，我害怕。
我和阿诚都很清楚作为逃亡国外的叛徒家属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安慰阿诚，说，有大哥在呢。但他的回答却出乎我意料，他说，他并不害怕被批斗被审判，他害怕我像大姐一样不心疼他了。
我怔住了。我竟不知他是这样没有安全感。突然，他直起腰，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一边脱，一边说，大哥想要什么都可以。我狠狠地拽住了他解扣子的手，我向他保证，我说我永远不会抛弃他。我甚至说，比起明台，我更爱惜他呀。阿诚听了很高兴，他捧着我的脸，热烈地亲吻着我的脸颊。我说，你不怕我们这是不伦吗？他停了下来，眨着眼睛，小脑袋在高速运转着。我将他抱下膝头，我对他说，等你再长大一些，如果你还想要大哥，你告诉我。
一直以来，我总是用我长兄的身份去压制他、操控他。现在，他成长了，他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我的愿望也膨胀了，我不再只渴求一朝一夕的露水情爱，我想要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爱我，我想要他有尊严地爱我。我愿意等他。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接到表哥明堂的电话，他说明台并没有到达圣彼得堡。随后，王天风从哈尔滨开会回来，他约我到他的宿舍小酌。我单刀赴宴，他却告诉我一个噩耗：明台在哈尔滨接受共产主义培训，他将加入死间计划，成为王天风剿灭东三省“裴多菲俱乐部”的一枚重要棋子。
明台甚至还没有到达边境，就在火车上被王天风截了胡。我愤怒地瞪着他，却一个字也没有办法反驳。因为王天风说：任何人都可以为革命而死，难道你的弟弟就不能吗？
我几乎想要对他拳脚相向，他却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明台要被你们送去哪里？明楼，你这个弟弟已经是一着死棋了。但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弟弟在我的生产队里。
王天风在赌，他在赌我更偏爱明台和阿诚中的哪一个。可他们都是我的弟弟呀！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亲人呀！我满脑子都在想我该如何向大姐交代、我该如何在不伤害明台的条件下同样也保护好阿诚、或者……如果就这样放任“死间计划”执行，王天风最终会放过阿诚吗？
我孤魂一般地失神地走在夜间的山林里。春雨潮潮，我看到阿诚提着一盏小灯，举着一把大大的雨伞向我跑来。他将雨伞罩在我头顶，用手指梳理着我因雨打而凌乱的发丝。我将他抱进怀中，极其珍重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不论如何，我先要保住我的宝贝，我的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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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很甜吧？虽然总是心慌慌不踏实，但是不是比《繁衍》看着舒心多了？
本章的肉有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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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裴多菲俱乐部” 本是一个匈牙利的政治沙龙，由一群学者、记者、诗人和艺术家组成，他们抨击时政，同时谈诗谈酒谈风月。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小小兴起过一个“二流堂”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有相似之处。五五年“肃反”时，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二流堂”颇有些“裴多菲俱乐部”的意思，说以夏衍为首的一众艺术家和记者等人有反革命倾向。很快，丁聪、吴祖光等人被打成右派，紧接着，那些与他们接触亲密的人也被打成了“二流堂小家族”。从此，“裴多菲俱乐部”成为那些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大帽子，一旦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那便离“五七干校”地狱般的“改造”不远了。
王天风的“死间计划”便是训练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让他们打进那些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内部去，让他们窃听、举报。但浑水一旦蹚进去，就很难全身而退。王天风是不打算保这几个孩子的，他要把他们连同那些“裴多菲”和“二流堂”们一网打尽。
我和阿诚在雨夜里穿行，回到住处后，我告诉他明台被王天风扣在哈尔滨了。阿诚听闻，突然面若金纸。他双唇颤抖，然后“噗通”一声给我跪下了。他说他错了，他说当明台那么理所应当地把所有行李都丢给他来提时，他太嫉妒明台了。他故意把他送错了车，让他上了一辆需要在哈尔滨中转的列车，而不是那辆经站不停的发往圣彼得堡的列车。他说他送明台上的那辆车也是可以到达苏联的，他只是想让这个小少爷体会一下双手提着沉重的行李在站台上跑着赶车的滋味。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王天风会在那趟列车上。
我又惊又怒。阿诚怎么可以在这种关键时刻耍小性子！他怎么可以把明台的性命当成儿戏？但同时，我又是那么心疼他、可怜他。他嫉妒明台已经嫉妒到这般地步。他是多么珍视我和大姐对他的宠爱呀！
阿诚跪在地上，他说，大哥，这是我的错误，我用命把它扳回来。
我真想甩他一嘴巴，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难道他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愤怒和疼惜在我内心交杂着，我无法与他共处一室，我走出了房间，走进了雨里。直到后半夜，等我回来时，他依然跪在那里。我不去理会他，径直走向床铺休息。第二日清晨，他依然跪在地上。直到广播里传来上工的《东方红》歌曲声，他才扶着椅子，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缓缓站起来。他一整天都是以那蹒跚的方式走着路的，而我却对他冷目相向。
即使他的动机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他的行为不能被轻易原谅。
很快，我收到了大姐的回信。我并没有告诉她是阿诚送错了车，我只是告诉她王天风是那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大姐的字里行间都是痛苦和不安，她打电话来骂我，说我与王天风沆瀣一气，做什么革委会副主任，我不想同她争执，也害怕有人监听，我挂了她的电话。
阿诚变得抑郁了。我在责罚他，用冷暴力责罚他。但他的抑郁也让他迅速成长起来，我知道他在思考，在思考自己的归属、身份，以及同我的关系。成长是残酷的，特别是在这样的年代里，我需要让他迅速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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