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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终究没让他过上好日子。
《金文字典》里有这样一句话：财尽情亦绝。这句话似乎来自一段男女爱情。很多人理解为是那个男人没有了势力，女人便将他抛弃了。但其实是因为男人失去了权力与地位，他便心情懊丧，最终破罐破摔，将爱着他的女人赶走了。
我想，我那个时候就应验了“财尽情亦绝”这样的诅咒，虽然明家还不缺钱，但往昔的地位已经从优势变成劣势，无时不刻地被人攻击着。我活得很辛苦，不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当我看着宿舍的第四堵墙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被阿诚立起来时，我心中阴暗的抑郁和不得志的悲愤在隐隐地酝酿着，有一天，我打翻了阿诚给我单独做的鸡蛋木耳。
在东北，最有营养的食物里木耳最便宜，在林场，遍地你都可以采摘到新鲜厚实的木耳，这样的美食几乎是免费的。而鸡蛋，作为全场年龄最小的知青，阿诚总是能多得到一些食堂大娘们的照顾，她们会偷偷将剩下的鸡蛋藏给阿诚，要阿诚补身体。阿诚是不会吃的。他将鸡蛋打散，蛋液里兑上些井水——他说这样炒出来能显得鸡蛋多一些——然后和采来的新鲜木耳炒在一起，算是给我做一顿加餐。他说，大哥不是做苦力活的人，大哥这两个月都瘦了。
阿诚这样开小灶的行为很快就被人发现了。有的知青指摘他，说他挖社会主义墙角。我告诉阿诚以后不要再拿鸡蛋了。但阿诚依旧执拗地给我做着加餐。直到有一天，我打翻了饭盒。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捡起馒头和热腾腾的菜，他一脸心疼。我知道他小时候受过苦，即使在北京和上海，他也是绝对不肯浪费的。但在林场，我受不了他这样。我觉得他的行为是对我的无能的一种沉默的嘲讽。我抬起脚踹在了他的胸口。然后警告他，我们明家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不可以吃嗟来之食！
他哭了。那是我对他第一次动粗。他捂着他小小的被我狠狠踹了一脚的胸膛，哭得很大声。
我幡然悔悟，我怎么能踢他？怎么能骂他？他对我那样好，他那样照顾我、心疼我。仿佛他才是我大哥，我是他的小弟。我将饭盒捡了起来，将地面打扫干净。用热毛巾擦了擦他哭得一塌糊涂的小脸，又擦干净了他脏兮兮的、带着灶灰和油渍的小手。
我跟他说，我们明家人，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干干净净的、体体面面的。我给他剪指甲，他还在哭。我把他抱在怀里，向他道歉，他说他胸口疼。
我猛然想起当年桂姨伤过他的肋骨，那是有痼疾的！我抱着他冲出房间直奔医务室。医务室的苏医生跟我说，左边第三根肋骨有轻微骨裂，再严重些，就要伤到心脏了。
我真是个禽兽。我忏悔地抱着他往宿舍走，那天，我们迎来了东北的第一场雪。
夜里，阿诚咳嗽起来，好似还发了烧。我又带他去了医务室，几乎是逼着苏医生给他给我开了假条。我说我不能让我弟弟死在荒山野岭里，我要带他去大城市看病。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人们还没有那么疯狂，同情与人性尚未泯灭，苏医生向生产队打了报告，给我和阿诚准了十五天的假。十五天，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长假。第二日一大早，我便带他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我以为我们要在第一医院排很长的队才能看上病。但没想到看病的过程很顺利，病情也是有惊无险。肋骨没什么事，发烧也只是小感风寒。我心情很好，带他入住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招待所——也就是著名的马迭尔宾馆。那个时候，明家的产业虽已一落千丈，但好宾馆我还是住得起的。阿诚一直很担忧，他觉得我的铺张会引来别人的妒忌甚至诽谤。我告诉他，在哈尔滨，没人认识我们，没人知道。他似乎放了心，吃过了药便在柔软的法兰绒沙发上沉沉睡去。
醒来后，烧退了。窗外华灯初上，中央大街一片浮华似锦。我牵着阿诚的手带他逛道里秋林百货商店，他替我挑了一副新眼镜，我给他买了一支马迭尔冰棍。他还病着，不敢吃得太急，融化的奶油流到他的指缝里，被我伸出舌头舔去。
然后我们去吃“反修餐厅”。几周前，位于中央大街112号的反修餐厅还被人叫做“华梅西餐厅”，但如今已被红小兵易了名。哈尔滨华梅是哈尔滨鼎鼎有名的茶食店，与北京马克西姆、上海红房子、天津起士林并称四大西餐厅。大革命爆发后，后面三家的经营都举步维艰，唯独华梅还像往常一样营业到夜里一点。哈尔滨人对西餐的热爱以及这山高皇帝远的优势，让这家餐厅成为仅存的硕果。
那时的阿诚已经很会在西餐馆点餐了。我第一次教他西餐的礼仪还是在他九岁时。我们一起去北京动物园，在绿意葱然的春日漫步，我给他拍了许多照片，他最喜欢的是那张鸽子都飞到他手臂上啄食面包屑的照片。然后，我带他去畅观楼吃法餐。那是比马克西姆还要高级的西餐，他在雪白的桌布前显得那么拘谨，我坐在他旁边，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用刀叉切牛排。他很聪明，很快，他就能轻盈而敏捷地将一块菲力切割得整整齐齐。那一餐，他学会了西餐的点餐顺序以及一句对餐厅侍者说的法语：s'il vous pla?t。
那天在华梅西餐厅，阿诚吃了很多道菜。回到酒店，他就立即躺在了床上，仰着他撑得有点凸起的小肚皮。我笑着说他没出息，他却反驳我林场的饭菜太难吃。我走过去，掀开他的衣服下摆，说，让大哥看看你的肚子，我摸上了他的肚皮，光滑而细嫩的皮肤让我战栗不已。他躺在深蓝色的法兰绒被子上，暧昧的暖光从彩色玻璃灯罩里穿透过来，温柔地笼罩着他。突然，他开玩笑说，他的肚子圆得像怀了孩子。我愣住了，我发现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象他怀孕的样子，我想玷污他，让他怀上我的孩子，让他挺着肚子给所有人看。我声音沙哑地逼问他，你要怀谁的孩子。他懵了，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我又逼问他，是不是想给某某和某某怀孩子，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最后被我逼迫得无奈了，只得说：好啦好啦，我给大哥怀孩子还不行吗？
我变态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于是得意地笑了，赶他去浴室洗澡。而我则快速地，闻着他脱下的衣物自渎着宣泄出来。
我想，我真的是完蛋了。
在哈尔滨的半个月里，我们过得幸福而漫长。唯一令人不愉快的，是我带他去极乐寺观光的时候。
那时我们正赶上红小兵破四旧。极乐寺的僧众被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揪了出来，被迫着举着一张板子，板子上书：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当那些红小兵打砸寺庙时，当金身大佛轰然倒塌时，所有站在寺外挂着罪牌的僧人都跪了下来，双目饱含泪水。
我低头看向阿诚，他眼眶湿红，一个角落里的小僧摔倒了，阿诚避开人群，悄悄将僧人扶了起来，我张望着四周，生怕有人看到。我用身体挡着阿诚，然后听到那小僧对阿诚说，阿弥陀佛，愿小施主心无挂碍，度一切苦厄。
那句话我不知阿诚有没有听懂，但我却听进了心里。十五天马上就要过去，我们收拾好不多的行囊，站在蒸汽缭绕的站台上，我听到背后那列火车乘务员吹响的哨声。那是一列前往莫斯科的列车，登车的护照与审核极其严格，生怕本国国民流窜到国外似的。我久久地凝望着那辆列车，我内心有一个冲动，走吧！逃吧！逃出去，不再回来！我的脚步向那辆列车的方向迈了一步，忽然，阿诚牵住了我，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用力地拦着我，他的双目清明，他知道我想干什么。然后，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成为我继续在林场坚持了十年的动力。他说：我们逃了，大姐和明台怎么办？
我们望着那辆列车鸣着汽笛驶离站台，在白色的迷蒙的蒸汽里，我仿佛听不见这世界上的任何声音，我仿佛看不见着世界上的任何希望。但我能意识到、触摸到——阿诚紧紧握着我的那只手。
回到林场后，我不再消沉。我知道上海还有人等着我，指盼着我。入冬前，我收到大姐的来信，她担心冬天的山上太冷，便托了关系，把我和阿诚调到了林场下辖的一家木雕厂。我们在那里用伐木的废料雕出一个个的主席像。
时光荏苒，转眼间，阿诚已经十三岁了，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他的四肢更加修长健美，他的脸庞多了一些稚嫩的棱角，他的下巴——我爱死了他的下巴，他的下巴微微向外翘起，像美人尖儿一样让人想要一口含住。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和阿诚在林场后山的小溪里游泳时，听说今天来了一批新知青。
这批知青里就有我北大的同学，我一生的宿敌——王天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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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甜度如此之高我都不相信是我写的了。
因为这章比较甜，《繁衍》今天我先停一下。
下一章看门梁大爷就要出场了！
第六章
我曾经努力分析过，为什么我会对阿诚产生如此大的渴望。我想，那或许是因为我少年时期与汪曼春的那段不成功的恋情。我知道在天主教教会，我的渴望常常发生在牧师与唱圣歌的男童间。而西方舆论称此癖为pasi-philia，即“对小孩的情谊”。但我想用这种定义来规套我是不科学的。我从未对除去阿诚外的任何孩子——包括阿诚的同学产生过这样的冲动，我更不会只对阿诚存在野兽般的欲念。我是爱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从我教他自渎那一年开始，已经过去了二十四个月。在这二十四个月里，我们在肉体上的触碰变得更加深入。
我不再满足于畏缩的和礼节性的肢体接触，我开始故意地，用带着情爱意味的方式揉弄着他、抚摸着他。比如，在我教他俄语时（那是我们唯一可以说的外语，虽然我认为俄语又落后又没有用处），我会将他放在我的大腿上，即使他的身高已经不适合蜷在我怀里了。我会嗅着他发间木头的清香，用低迷的声音在他耳颈边念着那冗长却优美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一开始还在颤抖着拒绝，但久而久之便会靠在我肩膀上，用太阳穴顶着我的喉咙，我说话时震颤的声带让他头晕脑胀，冬季的炭火炉温暖着他穿着毛线袜子的双脚——他的双脚，正不安地垂在椅子外面，在听到故事的紧张处时还会轻轻地抽搐着。当我倦了，他还会撒娇般地抓住我的毛衣，对我说：大哥，再念一会儿，就再念一小会儿。
有时，在夏天，我们一同去后山的小溪游泳。那是一个僻静的只属于我俩的地方。是我们散步时共同发现的桃源乡。我会故意脱掉泳裤，在被黄昏的阳光照得暖融融的溪水里游泳，并且哄骗阿诚也不要穿泳裤。他很犹豫，在一次他忘记带泳裤后，他终于赤裸着跳进了水中。我把他捞到身边，仰躺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我凝视着他的躯体，他曼妙的、年幼的、健康的躯体，我观察着被阳光晒成小麦色的肌肤，抚摸着他手臂上一道黑白分明的晒出的界线。他和我嬉闹起来，我压着他潜入水里，大腿挤进他双腿间，用力摩擦着。他在水下无声地吐出一个气泡，双手抓紧了我的手臂。于是我将他捞出水面，在太阳与月亮共处一片天空的傍晚里，我搂着他，双手隐匿在他的腹股沟下，让他浅吟着宣泄出来。啊。他低叹着，我们的身体共同陷进溪岸滩涂那温热而洁净的泥沙中。
我让他沉沦在我的怀里，但除了以“大哥”的身份、以“帮忙”的目的来抚慰他之外，我是从不逾越的。但我像巴甫洛夫训练那条狗一样训练着阿诚，让他只对我一个人流口水，让他没有我就不行，让他没有我的“帮助”就无法像个正常男孩一样让自己得趣。
事实上，我真的做到了。少年的身体总是焦躁不安的，当他忍耐不住时，他便会爬到坐在写字台前的我的腿上，调皮又犹豫着拨开我手中的钢笔，我会故意问他想要什么，他害羞说不出口，只是用他的身体蹭着我，像荒原上求爱的小兽一般。往往他主动时，我便会做得过一些，比如我会惩罚性地延缓他释放的时间，听他说：求你了，大哥。再比如，我会把手伸到他后方，揉弄他的臀。我发现他喜欢我这么做，他发泄得更快了。
当他搂着我的脖子，一声声地喊我：大哥，大哥，大哥的时候，我想，我快要得到他了。即使只是身体上的沉沦，我也快要完完全全地得到他了。
后来，我们的桃源乡——后山的小溪被其他知青发现了。有一天我和阿诚提着一篮山上摘的野果往小溪走时，我们看到有十几个男孩正在溪水里不知疲倦地扑腾着。我和阿诚都非常沮丧。并将我们的坏心情都归罪于木雕厂的守门人梁大爷。
梁仲春其实只有三十多岁，但因为他看起来像五十岁的，人们都管他叫梁大爷，他脾气好，便不计较。梁仲春原是长春人，以前在体制内做文书工作，还是位处长。批斗时本来没伤着他，是他自己走岔了路从台子上跌下来摔断了腿。治疗不及时，所以跛了。一个跛腿的人本身就会显得年龄大，再加上他是带着妻子孩子来的第八林场——他妻子是个悍妇——活活把这个人折腾老了。生产队可怜他，就给他派了个最轻松最轻松的看大门的工作。
但这个梁跛子却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他和和气气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鸡贼的贪小便宜的心。林场里的“走私”工作就是由这位“梁处长”主持的。他常常会央求给林场食堂送货的卡车司机捎带一些城里的烟、酒、茶、小点心、小画册。冬天的时候他常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那件军大衣可是他了不得的法宝。他在大衣两侧内襟上缝了四十多个小口袋，那些烟、酒、茶、小点心、小画册就都被他塞进这些小口袋中。如果哪个知青想买东西了，便会讨好地叫他一声“梁处长哎……”，梁仲春就会“啪”地打开他的军大衣，得意地把商品展示给人家看。
我和阿诚的小溪就是被梁仲春发现的。他在这条普普通通的溪水里看到了商机。夏天时他支个小凉棚在一旁卖西瓜；冬天时，他汲了水上来泼洒在知青宿舍外的小广场上，等着冰冻住了，剪几个彩纸做的小旗，挂上彩灯，放上革命歌曲，请大家来滑冰。而他呢，他抱着他儿子苗苗在场子外面卖门票。
这事儿生产大队是知道的，革委会也是知道的。但他们在这种造福十里八乡的小事上也就不追究梁仲春投机倒把的行为了。更何况，革委会主任还来广场上扭着他胖胖的肚子溜冰呢。
我想，梁仲春要不是生错了时候，他可真是个人才。
说回正题，一九六八年，我在北大的同学，王天风来了。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三样东西：《毛主席语录》、半箱子烟和一份第八林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上任书。而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撤了梁仲春的西瓜摊，并且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针对前任革委会主任的批斗大会。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心宽体胖的前主任是如何跪在小礼堂的舞台上“谢罪”的。王天风高姿态的出场震慑到了整个平静的生产队。忧虑浮上了每个人的眉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蔓延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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