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哈哈……”
他肆无忌惮地笑着。我却深深地绝望了。因为我发现，我对他的欲念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我想，书中所说了“衣冠禽兽”大抵就是指我这样的人吧。
转眼间，我从北大的本科毕业了，进入研究所继续深造。而阿诚也一跃成为十一二岁的亭亭少年。我院子里的君子兰还在旺盛地开着，阿诚把它们照顾得很好。
只是，北京政局的祥和面具已经出现了裂痕。但我沉醉在与阿诚愉快而避世的生活里，当我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晚春，阿诚已经进入初中，就读于北京四中的初中一年级。有一天放学回来，他递给我一张通知单，单子上写着，要求所有家长带自己的孩子去人民大会堂看《东方红》的演出。通知单后附着门票。
我带着阿诚去看了演出。当数百名手捧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形状，共同仰望天幕上冉冉升起的主席像时，我恨不得堵住阿诚的双耳，遮蔽阿诚的双眼。我怎么能让他看这样的意识形态洗脑的作品？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即使中途离席也会让周遭人说闲话的。
随着攒动的人流从大会堂走出来，我和阿诚一路沉默地往家走。在一个漆黑的无人小巷里，阿诚突然开口说：“初三年级的一个姓陈的男孩，他爸爸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了。他爸爸以前加入过国民党。他爸爸还是拍电影的。”
回到家，我将学校下发的通知签字，将回执条沿着虚线撕下，与那两张盖着“已观看”红章的门票钉在一起，交给阿诚。
学校是要收的。用来证明家长的确带着孩子看了。
“大哥，”阿诚稚嫩的声音里传出不符合年龄的忧虑，“我们会有事吗？”
我告诉他，如果有入团机会，你就去入团。其他的事情不要操心。不要和学生好勇斗狠，更不要疏离群体。你很聪明，大哥相信你能把握好这个度。
一是清华附，二是北京女一中，三是北京四中。这三所学校闹得最凶。很快，六月一日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那一天，忽然所有学生都变了模样，有一些人——特别是四中的学生，他们穿上了绿色的军装，戴着鲜红的袖箍，脚踩大军靴，神气十足地骑着“飞鸽”喊着口号流窜于街头巷尾。那是一种压抑后的狂放，是得意忘形，是优越感。
课，正式停了。北京四中如此，北大也如此。
我和阿诚都回到了家。我是彻底不想参与这些事，我也不怕其他学生的指摘，我在大学里很高调，是明星学生，但在研究所，我几乎把自己变成一个人人看不见、人人想不起的幽灵。
可我不敢不让阿诚参与活动，我怕他“不合群”，成为被众人批斗的对象。阿诚很懂事。他逢每周一、三、五随学生出行，二、四、六就躲在家里，周日，他同我去北海公园划船。可惜，北海公园也最终被学生占领了。象牙一样纯洁的白塔不再拥有往日的宁静，红旗飘展，血一样浸染了碧湖翠草。
六月十五日，北京四中校长杨滨接受批斗。这位女校长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被学生们在操场上公开羞辱着。
阿诚回到家时，心情很沮丧。直到吃过晚饭，他跟我说高中部的一个叫赵振开的学生写了一首诗，悄悄给他看了。诗中书：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告诉他离那个学生远一些。但同时也告诉他那个学生极富文采，是满怀真正的正义与责任感的人。
不多日，我收到研究所的通知。所有非京籍学生需回户口所在地等待进一步串联指示。
我捏着那张通知单。步行去了北京四中。阿诚在游泳池里游泳。他湿淋淋的双臂在地面上用力一撑，从池水里跃了出来。阴翳的阳光透过游泳馆的小窗照射进来，空旷的场馆让人双耳充斥着水花飞溅的回声。
我对阿诚说，我们要回上海了。
（未完待续）
——————
这个故事是HE，不是BE，放心往下看吧。现在是酝酿，等俩人到了林场就只剩下了污。不要急。不要急着吃肉。
第三章
从火车站走出来，黄浦江上游来的湿润空气就让我感受到了故乡的亲切。阿诚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我们在北京四合院里养了多年的那盆君子兰。
家中情况很不好。明台已经休学在家，而大姐的不少产业遭到查封，她自己也经常会被学生围追堵截。最后，她只好带着明台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公馆内的仆人大多被辞退了，只剩下一个叫阿香的小丫头。她倒是很贴心，能同大姐说上几句体己话。
唯一令大姐感到高兴的是，她为阿诚准备的卧室终于派上了用场。自从阿诚的第一次梦遗，他便不肯与我同睡一张床。学校是有生理卫生课的，但讲解员用词之隐晦还不如不讲。更何况四中那年还是男校，本就远离异性，再加上那段时期对性的压抑，男孩子们总是会对此事一无所知。阿诚就问过我一个贻笑大方的问题，他曾严肃地一脸正直地问我：男女混用游泳池，会不会让女生怀孕。自那件事后，我对阿诚的开蒙就上了心。
毫无疑问，阿诚的开蒙是我亲手教的，带着我日益旺盛的占有欲与邪念。
那是我们等待串联指示的一个傍晚。上海的夏天总是难捱的，但好在公馆周围被树林荫蔽。我总是在午后绑一个吊床在树干上，阿诚和我躺在上面，我给他念书，念的是台湾女作家陈喆的《窗外》。那在当时还没有被禁，是后来才在大陆彻底被封杀的。我拿到的是繁体字版本的，阿诚读起来费劲，便支着脑袋听我念。
当我念到江雁容与康南私会时，阿诚突然不舒服似的捂住了耳朵，他的脸颊通红，抗拒再听下去。我逗他，说你是不是害羞了，他将脸颊埋在我胸口，撒娇似的不让我再念下去了。我喜欢他这个样子，阿诚向来懂事，很少向我撒娇求饶。我玩心上来了，便更加大声地念着书里的内容，后来，阿诚被吸引了，他痴痴地听着，呼吸都变浅了。他细细的手指在我的胸口无意识地画着圈，我的呼吸却变得粗重起来。最终我将书丢到了草地上，从背后环绕住他的身体。吊床轻轻地晃动着，我可以看到他薄薄的的确良睡裤下微微隆起的形状。我伸手握了上去，在他耳畔问：“你会弄这个吗？”
他慌张地挣扎了一下，我将他按住，再开口时便换上了“大哥”式的语气：“大哥可以教你。”
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加速了。我开始揉弄起他，他在我怀里颤抖着，轻喘着，最后低叫着宣泄在我掌心里。
我掏出手帕将手擦干净。问他：“学会了吗？”
他半睁着迷茫的眼睛，羞赧地张开红唇，回答我，说他会了。
我一只手轻轻划弄着他宣泄后敏感的身体，他战栗着，小手抓紧了我的前襟。我一边亵渎着他，一边用正经的口气教育他：“一周只可以自己做一次。多了会伤身。”
他嗯嗯啊啊地答应着，明显已经陶醉在我的触摸下。
我想，这样很好。就像诱导一个人抽鸦片。我阴暗地想，如果每日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一点点，那么总有一天，我会得到我想要的。
但我的邪恶计划还未来得及实行，我便接到了调去东北林场上山下乡的指令。
（未完待续）
——————
污，开始了。
——————
你们见过一晚三更的lo主吗？
第四章
接到指令的那个下午，我正和阿诚在公馆后花园的莲花池里游泳。前几日我同他一起换了池里的水，并将池壁擦得干干净净。池底是柔软的培植泥土，几丛生得健康粉嫩的莲花在夏日的微风里摇曳。
阿诚就藏匿在花瓣的阴影下，他像鱼一般在荷叶与花茎间穿梭逡巡。当他潜到我身后想要吓唬我时，我一把揪住了他被阳光晒成小麦色的健康的小腿。我和他一同栽进了莲花池里。
“别伤着花儿。”他扶着我的肩膀稳住身形，胸口到小腹都紧紧贴着我的肌肤。我的手揽过他的腰，问他想不想念北京宽敞的游泳池。
阿诚是在陶然亭公园的“蘑菇池”里学会游泳的。之所以叫“蘑菇池”，大抵是因为那两个儿童池的喷水器形状很像蘑菇的缘故。那年是北京最炎热的夏天，阿诚八岁。我和他带着一个用帆布和发泡海绵做的橙色泳圈，一路从西四开车到陶然亭公园。浴室里，阿诚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脱得精光，我给他穿上塑胶泳裤，又将他乌黑的头发塞进黑色的软帽中。他紧张地扶着我的手臂，生怕别人偷看他。
我牵着他的手，拉着拘谨的他走到泳池边上，当他看到所有人都和他一样只穿着单薄的泳衣，他便放得开了。我带他下了儿童池，托着他柔软的肚皮教他如何凫水。有人以为我们是父子，我便开玩笑地轻轻拍了他的屁股一下，让他叫我爸爸。只是阿诚依旧执拗地大声管我叫大哥，生怕别人把我看老了。
那个时候的泳池换水系统还不发达，每天傍晚换水时，位于深水区的出水口便会涌出海浪般的水波。许多爱玩的人就会假借换水的波浪享受冲浪一样的体验。只是，想要去深水区游泳，是需要深水合格证的。深水合格证是一个白色塑料牌，上面写着一个英文的“R”，证明此人可以在救生员的监管下在深水区游泳了。我曾偷偷带着还不太会游泳的阿诚溜进深水区。他的双脚踩不到底，便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放，我喜欢他“投怀送抱”的害怕样子，更喜欢他浑身湿淋淋，双唇红润地叫我大哥的样子。于是我时常使坏般地带他去换水口“冲浪”。他紧张地趴伏在我胸口，小小的手掌柔柔地掐着我背后的皮肤，低声叫着我：大哥，大哥。
有一次他的泳帽被水冲走了，我让他抓着深水区的栏杆，然后潜进水中替他寻找。也许是我在水下寻找的时间长了些，当我带着泳帽浮上来时，他几乎吓得要哭起来。他见了我，便一脚踩着水向我游来，一口气游了七八米扑进了我怀中。
就在那一刻，他学会了游泳；而也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成功地让他这辈子都离不开我了。
说回到一九六六年。我大姐拿着一爿厚厚的牛皮信封走到了莲花池边，她脸上带着泪痕，牛皮信封的封口已经被拆过了，显然她已经知道了里面的内容。
我收拾行李离开前的那一晚，大姐拉着我们到后院去，她亲手挖出一个小坑，将父母留给她的所有嫁妆——那些金银玛瑙的首饰埋了进去。她告诉我们钱是好的，但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不能有钱。她还烧了她最喜欢的一条法国买的裙子。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留不得。
第二日，我在阿诚恋恋不舍的眼神中钻进了北上的列车。
抛开这十年来的黑暗不说，东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伊春的骄阳与红叶、长白山的皑皑雪峰、热腾腾的炖菜、鲜族人的冷面……
我到林场报道的过程十分艰辛。从上海直达的列车必然是没有的。我只能从北京转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做慢车经吉林站到敦化，从敦化再坐一天一夜的车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县，与其他前往林场的知青汇合，然后，林场来的卡车会将我们一起拉到长白县。
长白县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被冰雪覆盖的长白山，它的南边就是隔着鸭绿江便可望见的北朝鲜。林场的知青们常说，每天到了夜里，驻扎在长白县的边防兵就会提着枪在鸭绿江岸上巡视。若是对岸有朝鲜人想要偷渡，他们就会把偷渡者打死在江里。而这就是为什么早晨的鸭绿江是红彤彤的。我心中嗤笑，江面泛红只是倒映了朝日的霞光，这些知青也太无知可笑了。
从我所在的第八林场到长白县城还有一段距离。第八林场所在的山脉以前叫做库叶岱彼山。“库叶岱彼”在鲜族话里是“处子”的意思，象征着鲜族人永不砍伐与染指的圣山，千百年来，库叶岱彼最高峰的白雪也没有人动过，只是突然有一天，共产主义来了，鲜族人的圣山被共了产。
也许上面的人觉得“库叶岱彼”这个名字有着太过强烈的性暗示，而且一不小心还会说秃噜嘴变成“裤腰带皮”。他们便将林场按照呆板的数字命名，而库叶岱彼山也被改成了“八山”，库叶岱彼峰被改成了红军峰。
在林场的头一个星期，日子是不难捱的。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事物。但一个月过去了，我震惊地发现我的体力还不及这里的一个农村妇女，而我对伐木以及耕作的知识还不如这里的一个当地孩童。我开始吃不消了，我无比怀念上海、怀念北京。家书也是一封又一封地往回寄，思乡的情绪犹如初春泛滥的冰雪融水，滚滚地从长白山巅冲击进南下的江河。
最令我绝望的是，我无法停止思念阿诚。每一个白天，当我举着斧头游走在茂密的山林里时，我思念他。每一个黑夜，当我睡在那方陋室里时，我思念他。我渴望他，我想要回到他身边，我恨不得把我们在北京的那些美好日子都挖出来，放在手心里细细地再数一遍、再过一遍。我甚至阴暗地期望他也被发配到这个偏远而贫苦的地方。
令我没能想到的是，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在我到达林场后的第六十二天，阿诚，我可爱的阿诚，提着他的包裹和大姐给我捎带的食品用品，出现在了第八林场的大门外。
然而，他并不是像我一样被发配来的，他是主动申请到这里下乡的。
他说他想陪着我，他怕我照顾不了自己。
（未完待续）
第五章
Delectation morosa ——这是一句修道士拉丁语，意思是“愁闷中的乐趣”。阿诚就是我的delectation morosa。每当我回想起那苦难的十年，阿诚就像那些黑白岁月里的一抹温暖的色彩，点亮了我的青年时代。一个人的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正是这个人发展宏图伟志的最好时辰，而我却像腐败的秋叶一般被冰雪埋葬在长白山脚下。那个时候，我是忧郁的、焦躁的甚至是暴力的。
我动手打过一次阿诚。
第八林场是由一所抗战时期的国民监狱改造的。知青宿舍就是曾经的牢房所在地。所以，每一间房都十分狭窄，只可容纳两到三人居住。并且房间只有三面砖墙，第四面是一排铁窗。我们在入住前只草草用木板将铁窗钉上，现在秋天渐渐来临，北风愈烈。木板墙有些撑不住了，生产大队便拉来了一批刚烧好的石砖。只是这里的知青都是城市来的孩子，哪里会砌墙盖瓦。阿诚怕我冷着，又不愿意让我干这种粗活，他便每天从食堂下工后找一个叫黎叔的老护林员教他怎么砌墙。我要在很远的山地伐木，每晚坐着卡车回到宿舍时，往往星星都出来了。所以当我看见阿诚一点一点砌好原本漏风的墙时，我心里十分愧疚。
2/11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