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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风站在礼堂的舞台上，睥睨众生般地看着我们，然后，他发现了坐在人群中的我和阿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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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追求的污，是那种用lofter都让你往上放，却依然让人感觉很污的文字写出来的污！
阿诚简直是大哥的心跳宝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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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想说说我和阿诚共处了很多年的那方陋室。
那是一间和其他宿舍别无二致的由牢房改造的单间。三面环包的砖墙对面是阿诚砌的第四堵墙，门和窗就在这面墙上。门边钉着一排我用木雕厂废料做的木头衣钩，衣钩下面有个脸盆架，架子上挂着两条毛巾。离着不远处是两张床，一张挨着墙靠里，一张正对着大门。我怕阿诚夜里冷，他就睡在里面。两张床之间有一个旧梳妆台做我俩的床头柜，上面摆着我们的茶缸和一个墨绿色的小台灯
梳妆台是苏医生给我们的，她也是上海人，嫁到了东北，夫家条件尚好，像这种用旧了的家具还是会请木工重打新的。于是她家的旧家具往往便宜了林场的知青。阿诚将梳妆台上的镜子拆了下来，挂在了脸盆架上方的墙壁上，有时衣服挂的多了，就会挡住镜子。两张床的对面就是门旁边的窗，窗台上摆着阿诚从北京带到上海、再从上海不远万里地带到第八林场的那盆君子兰。君子兰的绿荫下就是我的写字台。写字台旁是一个巨大的双开门旧衣柜，同样是苏医生的馈赠。只是衣柜太大了，遮挡了大概两厘米的窗口，导致左半边的窗叶一直无法打开。我和阿诚的衣服并不多，本来全塞进衣柜下面的两个大抽屉里就可以了，但我和阿诚在着装上向来要求整洁，一定是要穿熨得一丝不苟的衣裤。于是我们仍旧将衣物全部用三角架挂起，整齐地排列在双开门的立柜里。而下面两个抽斗，便被我塞满了书籍与笔记。
我的相机，是整个陋室里唯一的高档物品。这台德国徕卡胶片单反相机是我在1964年购于北京友谊商店的。直至多年后的今日，它依然是35mm胶片中的佼佼者。我很心爱这台相机，常常用它记录一些林场的知青生活。可惜胶卷在这深山老林里不太好买，我的摄影创作时常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好在我们还有看大门的“梁处长”，他是十分愿意高价兜售我一些摄影用品的，只是为他带货的卡车司机不懂，有时会买错。
在林场的岁月里，我用这台相机拍下了许多的阿诚。有拿着斧头伐木的阿诚、有穿着脏兮兮的白围裙站在食堂里的阿诚、有趴在木雕厂作坊的窗台上睡着了的阿诚、有游泳的阿诚、玩单杠的阿诚，甚至有承欢在我身下目光迷离的阿诚。我将这些照片一一收好，能见人的就挂在墙上，不能见人的就使劲看几天再烧掉。
我还教过阿诚摄影，让他来拍我。我集齐了1954年徕卡生产的六只镜头，我告诉阿诚28mm、35mm、50mm、75mm、90mm和135mm的镜头都有什么分别。他听了都快要睡着了。最后我问他要他用哪个镜头拍，他说要用135mm的，因为拍出来的人显得瘦。然后，他开始变着法的取笑我，说别的知青来林场都累瘦了，就你胖了。
我胖，还不是因为我做东西好吃吗？
阿诚的厨艺是很一般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离开食堂去木雕厂工作时，全生产队没有任何一个人投反对票。但我就不一样了。我好歹也是吃遍北京城的美食家，上手来两道高级菜色还是不成问题的。每年林场的除夕晚宴，压轴菜必然是我明楼来做。
阿诚在做饭这一点上还是很服气的。
黎叔曾经给过我们一个圆形的铝制饭盒。别人的饭盒都是方的，只有他的是圆的。我举着那个圆饭盒问阿诚想不想念马克西姆的蛋糕。阿诚点头。我就用那个铝饭盒和一些剩下的劣质面粉给他烤了一只拿破仑，就着浮渣的碧螺春，吃了一顿简陋的下午茶。
那天，我教会他一个法语词：mille-feuille，mille是千的意思，feuille是薄片、叶片、花瓣的意思，而拿破仑蛋糕也叫千层酥。教完这个词，我告诉他：一个人即使再落魄，也要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可是高贵优雅不能忘。我们是明家人。
王天风的到来，让第八林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烧山。
经过整两年的砍伐，距离林场最近的那座山已经被我们彻底伐空了。山坡山头只剩下遍地的木桩和荒草，就连乌鸦也不愿在这里筑巢的。王天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过段时间国家会派无人机来播撒种子。无人机播种的区域就是所有挨着苏联和朝鲜的边境林场，目的是为了向邻国展示我国高新技术的水平……
既然要播种，那么必然就要烧山，因为烧过的土地营养才丰富。于是全场的知青都扛着铁锄铁铲被卡车拉过去，围着山脚挖出一条十米宽的防火隔离带。
烧山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几百个人手持火把围着山奔跑着，每隔十几米就用火把点一下地上的荒枝败叶，直到火链围成一圈，笔直地冲上山顶，将整座大山燃烧殆尽。人们在欢呼。火光的闪烁下，我看到王天风的脸，他沉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但眼神中是像这大火一样的对权力的渴望。
王天风本是湖南人，当年以全省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了我的同学。他在学业和学生运动方面是十分投入的，他甚至可以三天三夜不寝不食，只为了在应付期末考的同时组织一场学生党派辩论会。自那以后，同学们都叫他“疯子”。
在北京时，王天风见过一次阿诚。那时，我刚刚超过他得到了唯一的研究所保送资格，并且，我为了阿诚的家庭教学而放弃了学生社团的活动。那一天是北京一个杏去桃来的深夏，我牵着阿诚的手从信远斋买了半斤酸梅汤，正乘着傍晚的凉风，在卖绿豆水饭的打冰盏儿声里慢慢悠悠地往家走。走到门口，只见朱红色的大门外蹲着一个人影——正是王天风。
王天风见了我们，他立即站起来走向阿诚，他仔细盯着阿诚看了好久，道：“你就为了他，社团都不参加了？”
我听了很不舒服。阿诚更不舒服。我刚想反驳两句，王天风却抬腿要走，阿诚却叫住了他。
阿诚问他是不是还没吃饭。
王天风愣了一下，摇摇头。于是我那善良可爱的阿诚摇了摇手里从菜市口买的二苍荷叶，说，我大哥可会做荷叶粥了，比他们北京人做的都好吃。
王天风便留下在我们的小院里吃了晚餐。席间我们三人言谈不多，但月明、风朗、花草清香。我那时候并不讨厌王天风，还差使阿诚从井里提上一篮西瓜，就着西瓜、喝着绍兴黄酒，我与王天风甚至清谈了几句。酒后，我便躺在竹篾编的摇椅上，抱着阿诚，用筷子蘸了黄酒喂他。他伸出舌头来舔，觉得好喝，又眨着眼睛央求我再蘸一些，他抿着嘴唇，用上些力气嘬着我的筷子头，我望着他，手有些不安分地偷偷在他腰间游走。忽然，在一旁看着的王天风站起来，向我们告辞。
临走时他对我说，要是离开社团也行，但可要把人家教好了。
我自然是教得很好，不然阿诚怎么能考进四中呢。
在烧山的火光熄灭时，我结束了这段回忆。王天风向我走来，他告诉我飞机播种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们是不可以砍伐开采的，封山育林成为首要任务。至于剩余劳动力嘛，他准备带着知青们在东北串联，演出、演讲、开大会、破四旧。
这几个词听得我一阵心惊肉跳，但我不能做出反对的表示。毕竟在这个时代里，王天风的作为是积极的、进取的；而我这种只希望和阿诚窝在山林里等待风潮结束的思想是消极的、落后的。
王天风见我长时间不表态，他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做革委会的副主任，帮助他实现大革命的最高理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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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暗搓搓地来一发。
第八章
我一直很后悔当初答应了他。我本来在林场把自己藏得很好，不与任何人结盟、不与任何人结仇。但我实在是无法抵挡王天风扔出的筹码。他说，如果我同意，他会让我带着其他知青去大连、哈尔滨、沈阳做串联。林场的冬天很冷，每年阿诚都会感冒发烧，我想，我可以带他去大城市，给他更好一些的住宿环境。
阿诚在得知我成为第八林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他就不再和我讲话了。他一封家书寄给大姐，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回信，信中只有一行日期：1967年1月1日。
那是一个寒冷的元旦，是大姐终于被学生们推上批斗台的那个元旦。
大姐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的，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面临无休无止的谩骂与诘难。所以当学生们推搡着她和其他几个上海大企业家时，她身后的汪芙蕖害怕地痛哭流涕，而我大姐则是挺直着身板，昂首阔步地走在队伍前面。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只有十岁的明台竟然被这些红小兵从老公馆里揪了出来，明台是从小被宠惯了的，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他在人群里大哭着，喊着他要姐姐、要姐姐。我大姐怕他们伤着明台，她竟然给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跪下，求他们放过她的弟弟。
汪曼春是在那群红小兵之间的。她和她叔父汪芙蕖早已划清了界限。也正是她第一个冲进明公馆把明台带走的。
卿本佳人，奈何……
我放下大姐的信，大姐不理解我是正常的，她想象不到林场的生活有多苦。而阿诚，我知道阿诚还小，他不理解我也是正常的。我不会和他们争执。只是阿诚对我突然疏远的样子让我有些难过。我用木雕厂的废料给他做了一个小风车，他将风车丢进了抽屉里，从来也不去玩它。不过他没把风车直接扔到垃圾站就已经让我很欣慰了。
很快，封山育林的计划开始了。林场的知青们整装待发，准备好去东三省的大城市搞串联。在我收拾行李时，阿诚终于和我开口说话了，他说他不去批斗别人，他不会和我们串联的。我依旧没有理他，第二日清晨，我将他直接从床上拖了下来，塞进了车里。这一行有我和阿诚，以及十几个第八林场文艺宣传队的演员。我们是去几个大城市做表演的，演出内容是《白毛女》。
除了演出外，我们也会参与各地革委会的革命工作。说是“革命工作”，无非是捉住黑五类做审问、搞批斗。阿诚最看不惯这一点，他和我的冷战一直持续了很久。我想，他生气就生气吧，至少今年冬天他不会生病了。
我以为小孩子是不记恨的，小孩子的脾气也是不稳定的。然而在我们到达沈阳时，我再也无法忍受阿诚对我的漠视了。
在一九六七年的八一零黎明机械厂武斗事件后，沈阳的空气一直弥漫着硝烟与硫酸弹的气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任满洲省省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开除党籍。那一天，整个城市沸腾了。人们走上街头，拥挤着、推搡着，掀起了“揭发、控诉、批判”刘少奇的恶劣狂潮。
那一天，我和阿诚就在沈阳。我们被街上的人潮冲散了。人们挥舞着拳头，破碎的酒瓶危险地划过脸颊，不远处的高台上几个脖子挂着重木牌的刘少奇的前党羽被推搡着。我逆着人流大声呼喊着阿诚的名字。后来，枪响了。一团火在人群中燃烧起来，大家拥挤着要离开火源。尖叫声、哭号声、谩骂声……我想，没有我在身边，阿诚一定害怕极了。
当我在一个肮脏的小巷里找到他时，他正颤抖着蜷缩在角落里。他从未见过革命的暴力与血腥。纯洁而未涉世的他更不会理解这样的暴力与血腥。他看见我，扑进了我怀里，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像从前那般一声声地叫我：大哥，大哥。
我带着他，远离了疯狂的人群。我带他去了一个离市中心很远的招待所。我将他清洗干净，塞进被子里。他一直紧紧抓着我的衬衫。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亲吻着他的发旋。忽然，他拉过了我的手，让我抚摸上了他有些旧了的学生运动短裤。我翻身压住他，他紧张极了，他的喘息变得急促。我伏在他耳畔说，我看到你在颤抖了。你心脏跳得很快。你想让我亲亲你的脸蛋吗？你想让我抚摸你吗？像以前那样，从脖子到胸口再到肚子，最后我的手指滑进你的短裤里面……我故意使用这样直白的措辞，而他也的确被我挑弄起来了，我甚至没有碰他他就已经哼吟出声。然后，我告诉他，我今晚一下也不会碰他，因为他竟敢冷落了我整整两个多月。他急得快哭了，他哼哼着往我怀里钻，拉着我不让我离开。我就像一个变态一般扭曲了他正常的取向，他离不开我，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带给他快乐，他必须要求我。
然后，他开口求我。他说，求求你，大哥。我依旧不理他，最后，他讨好般地亲着我的脸颊，然后用我教他的那句法语说：s'il vous pla?t……
我狠狠将他翻过去，让他的后背冲着我。然后我警告他，今天会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头昏脑涨到可以同意我的任何行为。于是我将我的罪孽挤进他的两腿间用力摩擦着。他娇嫩的大腿内侧的肌肤滚烫到几乎要灼伤我，我发泄在他的腿间，他湿漉漉地黏腻腻地畏缩在我怀里，我抚弄他，大力地揉着他的臀，我抠弄着他胸前的两颗……这都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尖叫，他呼哧带喘地抓皱了床单。我想，我离完全占有他真的不远了。但同时，丧伦的罪恶也在逐渐将我拖入那漆黑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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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 vous pla?t=拜托了=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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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literally的屈服在淫威之下啊。。。
不知道这章会不会被和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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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每当我看见蜂蜜时，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阿诚。自从六六年我在老公馆的吊床上第一次教他自渎，我们再次相互拥抱已经是他来到东北林场之后了。那个秋天，我常常带着他在库叶岱彼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散步，阳光穿透枝叶照射在我们身上，十分温暖美好。他是林场最小的知青，看起来像个孩子。黎叔心疼他，怕他吃不好，便送给他一罐蜂蜜。那蜂蜜竟然还是上海的品牌，橙黄色的标签纸上印着“冠生园”三个红色大字。若是在上海时，我是不会把这样廉价的蜂糖拿给阿诚吃的，但当黎叔在物资如此贫乏的东北送给阿诚这样一瓶家乡的甜食，阿诚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我欣赏阿诚的一点，他懂得珍惜，知道感激。不像明台，大姐的珍珠项链到他手里，就像扔个小玩意儿一样丢到了一旁。
那个时候的林场，天气刚刚入秋，不算冷，但叶子已经黄了。我和他坐在金灿灿的树冠下、金灿灿的阳光里，库叶岱彼积累了千年的厚重的落叶层就像床铺般柔软。我帮他拧开冠生园的盖子，他伸出手指去蘸里面的蜂蜜糖，糖浆的汁液顺着他的手指流下去，滑到细瘦的小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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