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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妈仔细辨了一会儿，果然在那呜哩哇啦的蝉叫声里夹着阵阵门铃。她本来心里犯嘀咕，怎么这早晚就有人从医院里回来，开门一看，却是个不认识的男人，穿着蓝白条纹衬衫，袖口卷到胳膊半截，手里提着一只旧藤箱。他瘦而苍白，尽管一眼望去还算英俊，却有种风尘仆仆之感，仿佛身体和精神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周折，两只疲惫的眼睛下面，微笑的时候拱出细细的纹。李妈问：“先生找哪位？”那人迟疑着说：“这里是姓虞吗？有没有一位虞少南先生？”李妈道：“先生正巧不在家，你贵姓？”那人像是犹豫了一下才说：“姓谢。”
李妈估量这谢先生穿着并不是个上流的人，态度便倨傲了几分，点点头道：“先生今天一早就上学校去了，要么你打个电话给他，黄页上查得到。”
“学校？”那人微微地诧异了一下，笑道：“虞少南现在在做老师么？”
“教授。”李妈微笑着纠正，“我们先生在大学教德文。”
那谢先生就弯起眼睛笑起来，丝毫不在意她那种客气的无礼。他告诉她，自己刚回上海不久，上午本来到恩利和路的虞公馆跑了一趟，不料那儿已经没人住了，就来这边碰碰运气。“全是因为打仗，”谢先生摇摇头苦笑，“打完日本人再打内战，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完，人也颠沛流离，想一想，小半辈子没有了。”
“我们这里似乎还好。”李妈仍旧冷冰冰地微笑。
谢先生沉默了片刻，忽然蹲下身开藤箱，从那斑驳的皮带扣下面立刻蹦出更多过时的物件：洗旧了的衣服鞋子、一只搪瓷茶杯、粗齿梳子、牙刷、卷了角的书。他拣了一本书，半跪在地上，就着扉页空白的部分用铅笔写了几行字，然后把那一页撕了下来。
“这个交给虞少南，”那谢先生仰头看着她，把字条递过来，“我来不及给他打电话了，我这会儿就得去码头坐船。”
“明白，”李妈道，“晚上虞先生一回来我就给他看。不过也不晓得他今晚回不回来，我们太太这两天在医院。总之，他一回来我就给他看——”她正一叠声应付着，却见谢先生的手收了回去。
“虞少南的太太？”他微笑着问。
“噢，不是看病，”按道理不该私自讲主人家的事，但李妈突然高兴起来，她想到这个月太太势必得给她们多加月钱，于是从声音到眼角都带着愉快。“太太生了小孩，是男孩！”
谢先生蹲在地上收藤箱，慢吞吞地把那些衣服书本压了又压，垂着颈子，几乎把脸也埋进箱子去，最后把那张字条也折了两折，塞进夹层里。他重新站起来，发出一声总结陈词似的叹息，向她微笑道：“算了，改日我再打电话。”不等李妈说话，他已经拔步向马路尽头走去，她疑惑地目送他，那落寞的后背匆匆与夕阳下青黑的砖墙融为一体，仿佛有无尽的沧桑。
第六十三章 尾声
这时候是八十年代了。年轻的时候觉得日子太过漫长，似乎怎么挥霍都有数不尽的“以后”，过了三十岁也不知怎么，仿佛变老是一下子的事，稀里糊涂的，一生就过去了。说起来一个人的选择实在需要一点运气，当初逃难到南京，不少人说，城破了战争也就结束了，亏得他们一大家子人还肯连续跋涉去内地。日本人走了以后，自己人倒又打起来，盼了这么多年，仗越打越打不完。
身边不少人都去了台湾，尤其上海，每天都有大批人登船。有个一贯胆大的朋友自告奋勇替大家探路，变卖了全部东西，攒出一张三等船票，过了几个月拍电报叫书卿快来，无论如何，总比打仗好。
书卿原本打算再避几年，总有一天还要回上海，没想到再就没机会回去了——但所幸船票没有拖到贵得买不起的时候。初到台北，到处都是日占时期的建筑和街道，赁的房子背靠一座山丘，杂草丛生，涩滞的胡桃木拉门，榻榻米房间，草垫子的编制纹路中氤氲着霉气和脚气。一年四季的热，但冬季和上海相仿，永远下着湿漉漉的小雨，门口竖着好几把伞。
因为有熟人介绍，书卿去了一家小工厂做会计，辗转又凭借汇丰的履历进了一家本地银行，但究竟做得身心疲倦。正巧那段时间结识了几个朋友，一拍即合，大家凑起钱来开了一间小小的酒馆。
客人大多是同类，看眼神就能够辨认得出，那是一种走进来就混杂了试探、警觉和渴望的目光，有人尚在伪装，另一部分人已经拥有了痛苦的坦然。他们见过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在吧台抱着书包沉默地坐了两个钟头，然后走到公共厕所里割腕。是书卿发现了喊起来的，叫车送他去抢救，幸而他缺乏常识，刀片没有划在正确的位置。趁对方父母还没来，书卿站在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病床前问：“你有什么毛病？”
高中生说：“我不能跟你们一样，我要当个正常人。”
书卿悲悯地垂下眼看着他说：“正常，我在你这个年纪也这样想过。”
“然后？”
“承认自己，放过自己，我们这种人可以活得很久的。”
他掉过身走了，留那十七岁的孩子自己领悟。到了医院大门口他才记起来，那还是战前在上海的时候，他瞻前顾后，想恋爱又恐惧恋爱，虞少南就是拿这话来说服他：你放过自己罢！就是那天他们亲吻了，站在衖堂的墙根底下，踏着爆竹燃过以后满地的红纸屑，在烟硝和尿臊气里摸摸索索地拥抱、拉扯。当时觉得对一个人有了冲动就算是爱，直到现在他才敢说这话，他是真爱虞少南的。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是战争叫他们流离失所，但战争也推了他一把，给他不在意旁人的底气，反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走，也就无所谓身边这个“社会”。起初他母亲还常常哭诉，痛骂他不孝，叫祖宗绝后。有一回他笑着问她：“我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管它谁家要绝后呢。”
他母亲不得已全说了，他这才知道自己应该姓什么，但知道了也就只是知道，他把那陌生的姓和自己的名字连起来念了两遍，感觉十分拗口，当然也不可能去改。到台北以后他赚了点钱，直接同他母亲分居，两三个月也不见一次，免得她看到他带朋友回家气得犯高血压。他带回来过好几个人，但没有一个超过一年，似乎在少南之后他就丧失了恋爱的能力。他想，大概是年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人能够从情情爱爱里学到的东西终结于二十几岁，从此他怎么生活都带着虞少南的影响。
两岸一直相互隔绝，这一年终于开始互通信件和电话。他们有个客人在政府里工作，辗转找了许久，告诉书卿他妹妹碧媛一家已经回了上海，书卿听说，觉得倒也十分在情理之中。他托人经由香港寄了一些现钞给碧媛，打算说定一个时间通电话，没想到一等又等了好几个月。
直到那年快过完了这通电话才打成，一接通，就听见对面声音相当嘈杂。碧媛告诉他，自己是在电话局里，打越洋电话的人很少，但不远处是内地的长途电话线，两三台机子前排了一溜人，都是焦急地在等待着，唧唧喳喳地攀谈。碧媛的声音也老了，一口有些陌生的上海话从那喧闹的背景里跳脱出来，仿佛是镶嵌在一块石板壁上的浮雕。
回到上海之后碧媛过得仍然很困窘，她问他米价、菜价，又对他每个月的开支刨根问底。书卿早已把酒馆的出资转掉了，一个人住，用钱的地方当然比别人少许多，但他近来常年患着关节病，吃药也是笔不小的支出。这时候到处都穷，崔阿金早在内战时就死了，据说是街上枪战，一块碎弹片打穿了他的脑袋，所以碧媛不但要养活自己，还得做许多头绳、鞋子之类的东西拿出去卖钱贴补两个儿子。在内地，人人都说去了台湾的人生活得多么糟，然而书卿寄来的那叠钞票却给了她巨大的打击，于是连讲话也迟疑着，心里十分的迷茫。
他们说起身边的人，在这个年纪，大部分话题总是谁什么时候死掉了，消息传来，大家唏嘘一阵而后自怜。书卿说起他们母亲的故世，也是非常突然，他没能陪在她旁边。
碧媛忽然说：“对了，我前两个月碰见一个人，你猜是谁？”书卿下意识地道：“哦？是谁？”这越洋电话的传送是有一些迟滞的，一边说的话，另一边要隔一两秒才能听到，然而碧媛只是顿了一顿，立刻就说：“是虞少南。”两个人说话在听筒里撞在一块，他只隐隐约约地听见这样一个名字，胸膛里就先震了一震，连忙问：“你说谁？”其实他已经听见了。
碧媛道：“你说巧不巧，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认得他呢，可他不认识我啦！我们面对面走过去，觉得他实在眼熟，叫了好几声虞先生他才反应过来。他们家的工厂，日本人刚一来的时候就卖了，后来他在一个学校里教书。”
书卿沉默了一会儿，见碧媛没有再说下去，便道：“我听说他改行教德文了，其实也不错。”碧媛的声音却又递了过来，在听筒里嗡嗡地说：“他太太很早就和他离婚了，那时候斗老师斗得那样厉害也没有受牵连，运气真是不错。不过我看他蛮苦的，说是腿上骨折了好多处，拐杖拄了十年，我碰见他的时候也拄着，走得很慢。他们家的房产全都被没收了，现在他自己一个人住在虹口，也实在有点可怜。”那短短的几句话似乎包含了相当多不能深究的历史，书卿一时不知该回答什么，只是追问：“那他现在过得好吗？”话才出口，眼泪已经流了一脸。
他心里突然有种强烈的悔恨。那时候最后一次去找少南，就该再坚持一下，至少见到他，或许少南还有机会——什么家产、体面，最后不还是离婚了吗？其实收到退信他就知道，他们完了，然而他始终认为少南将来会后悔的。书卿实在觉得可恨，少南在他们的事上从来都没坚定过，但凡少南再勇敢一些，也不至于把自己搞成这个地步。可是退一万步讲，只要少南好好的，他就能原谅对方的一切自私。他从来都理解少南摇摆不定，要不是碧媛说到这些，他还不会这样气愤。
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只觉得少南可怜，真要说起来，他们之间的每件小事他都记得十分清楚，但追溯过去已经没有意义了。都已经这个年纪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一辈子都已经快走完了。
大家都没想到等通航又花了七八年，这一次回到上海，已经是诀别了。那时候一幢筒子楼，楼上楼下挤挤攘攘的，只嫌家里人多，如今真见了面，也惟有庆幸对方还活着。碧媛已经做了祖母，两个儿子各生了一个女儿，于是这天的饭桌上久违地十分热闹，本来两个儿子同她住得也远，不常往来。吃过午饭，书卿提议请全家一起去看电影，两个儿子借故推辞了，碧媛因为要收拾一大桌子的剩菜也没空，便只有书卿带着两个小女孩子去了大光明。这一次回来，书卿发现上海的变化非常大，“GRAND THEATRE”的玻璃灯塔还在，但大门前的喷泉已经不见了。
两个小女孩是第一次看电影，胡乱挑了一部压根看不懂的片子，放到一半就已经睡着了，场灯一亮却又振奋起来，拉着书卿去买饮料。他们沿着二楼的走廊缓缓地走出来，书卿指着那里的喷泉给她们讲：“这里原本有三个喷泉，现在只剩一个了。”
那喷泉前面站着一个人，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咖啡色格子领带，头发已经全白了，整整齐齐地梳成偏分。这种打扮对于老人而言实在有些郑重，书卿忍不住多看了他几次。那人也听见他的声音，回过头来和他对视了一眼。
书卿已经认不出少南了，少南也没有意识到是他，他尽管觉得对方的眉眼很熟悉，却没有开口搭话，他记得有一年在马路上碰到过谢碧媛，她说书卿已经去了台湾。少南当时心底一震，想不到人生荒谬到如此地步，这辈子就算是永别了。虞少南现在是大学里的客座教授，“文革”结束后，他又重新执起教鞭，教的是戏剧影视文学，因为这一天难得地放着一部二战的片子，所以特地来看一看。
书卿站在那里等两个小女孩买饮料，少南便拄着拐杖缓缓地下了楼。书卿后来也跟着下楼了，他站在门口，对着一部叫《自由列车》的电影海报看了很久。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今年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了，那些关于战争的事，在他的记忆中已经相当遥远。但他还是记得1937年，那一天他们全家仓惶地坐上了逃往内地的火车，把上海的一切全部都抛弃了。现在，那张海报上的列车竟隆隆地飞驰着，拉着汽笛冲回到他的世界里来。
书卿抬起头看着大光明的穹顶，荷花形状的天花板因灯光的照射而金碧辉煌，喧闹的看客挤满了楼梯，仿佛一切都还是六十年前——回来了，都回来了！他身后是三眼硕大的喷泉，票房叫卖着当红的片子，虞少南就站在那里对他说：
“书卿，我们看这部好不好？”
他想自己一定并没有恍惚，因为他一直留在那里。
上海。一九三四年。
【作者有话要说】
正文完结。如有解读兴趣，指路下一章《后记》。
第六十四章 《后记》
首先感谢你读完《三四年》。
这是一个新旧思潮碰撞中关于家庭和婚姻的故事，是的，它不是一个纯恋爱故事，不是常态意义上的耽美小说，所以我能够预见到很多人并不想读下去。
新与旧的融合与冲突是多方面的：秀南的自由恋爱、未婚先孕，冲击着上一辈固守的旧式婚嫁习俗；少南在西方接受的自由思想熏染，遭到了30年代国内保守社会的围剿；职场女性的出现，冲击着办公室男性的自傲心理……当然，社会不总是从保守走向自由，思潮也会开倒车。故事还带到了一点德国的情况，少南留洋时社会对同性关系的开放认同风气，在纳粹党上台后荡然无存，同性恋群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譬如弗林斯的死亡。
在这样的氛围里，故事聚焦于家庭和婚姻，未免过于现实沉重，但却是每个同性恋者在20-30年龄段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今天是如此，30年代只有更甚。故事中的两个主角，谢书卿和虞少南，来自不同的阶层，有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身上却都带着家庭留下的深刻印记，进而在婚姻面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一、原生家庭】
谢书卿，一个下堂妾的儿子，生活在弄堂里，背负着三代人的沉重经济压力，母亲强势，掌控欲强烈。乍看去，书卿是相当成熟甚至早熟的年轻人，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五口，负累最重的老太太甚至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还不时要调和母亲和妹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于是书卿的初始亮相是“迷茫的大熊”似的男人，温和包容一切。但实际上，他始终想和这种被绑缚住的人生切断联系。
当和少南热恋的时候，他暗搓搓地幻想过依靠对方留洋，“少南描绘给他的那些，约等于一个理想化生活的符号，甚至少南站在他面前就已经是个理想化的代表”；当他幻想自己和项美娟在形式上结婚，他又把她视为精神上的支柱，“有时想想，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在奇妙……是美娟的话，他心里应当能得到许多慰藉”、“将来搬出去住，就可以彻底地脱离他母亲”。这种借助恋爱或婚姻来脱离原生家庭的思想，其实许多人都有过，包括碧媛在内——少南一度是她憧憬的丈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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