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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我的车去！钥匙没拔！”
那天是2005年的冬至，薛时绾孤身一人回到兰越，除了身上的衣服，她什么都没带回来。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隐隐预感到武汉在我离开后应该发生了巨变，我很想见薛时绾一面，想问清楚一切，但却只能在学校里度日如年。
冬至后的第三天，我去办公室问问题的时候听到老师们闲聊，说今天有个从武汉转来的新学生，要不是因为成绩好，学校本来都不想收，就因为那个新学生的父亲是个潜逃在外的经济犯！
我手里的卷子措不及防的被扯开了一条大口子，回过神来后，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扔下卷子就往文科班跑。
一中的文科班很少，每个年级只有两个，一个重点班，一个普通班，薛时绾在武汉的时候成绩不错，所以很好找，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文科重点班角落里的那个没穿校服的身影。
“薛时绾！”
我站在门口叫她，班级里面其他的同学都回过头看着我们，眼神中有疑惑有打量。
我忽略掉各种各样的目光，拨开人群走到薛时绾面前。
“你为什么回来了？是不是出事了？是薛建国又犯病了？还是刘艳又欺负你了……”
薛时绾腾的一下站起来捂住我的嘴，沉默一会儿后才拉着我走出班级：“出来说。”
我把薛时绾带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里，确认周围没有人后，我从薛时绾口中得知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
薛建国工作的房地产公司被查封了，原因是非法集资，这件事其实早就有了风声，至少薛建国早在公司查封的前一天就知道了消息。
他跪在怀孕三个月的刘艳面前，泪眼婆娑的道歉忏悔，说这些年他犯过的错误，说他们美好的曾经，还说起他们即将降生的小生命。
那天夜里薛建国说了很多，他还说自己需要一笔钱，只要有了钱，他就能东山再起，以后让刘艳和孩子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刘艳信了，她打开那个薛建国从来没注意过的底层橱柜，从里面掏出一盒金玉首饰和她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最后还把那枚当初在薛时绾耳朵上留下伤疤的金戒指也卸下来。
薛时绾曾经气急败坏的问过刘艳，那些东西加在一起有多少钱？
“六十多万吧，”刘艳说:“够在武汉买套小房子了。”
“这么多钱你都给薛建国了？！”薛时绾质疑:“他骗了你多少次？你还信他？”
刘艳一边摸着肚子，一边叹气。
“这次不一样，他在我面前跪下了……他是第一个跪着和我道歉的人。”
当年在夜总会跳钢管舞的刘艳喜欢上薛建国，就因为薛建国是唯一一个会在她不小心从钢管上跌下来时，问她疼不疼的男人。
因为轻飘飘的一句关心，混迹欢场的刘艳就把真心捧给了薛建国，现在她再一次选择原谅和相信，一颗真心却只换来薛建国潜逃出国的消息。
房地产公司的高层几乎全部潜逃，警察没抓到人，就来别墅区询问刘艳，可刘艳一问三不知，一双眼睛流干了眼泪也毫无薛建国的音信。
薛建国潜逃的第二个月，刘艳的肚子开始显怀了，银行的催款单和高利贷催债一起上门讨钱，薛建国用别墅做了贷款抵押，还借了上百万的高利贷，而这些钱全部被他带着逃到了国外。
因为实在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也为了躲避催债的高利贷，刘艳带着全家从别墅里搬了出来，搬进了一间租金便宜的出租屋。
薛时绾骂过刘艳傻，薛建国跪一下道个歉，她就把钱都给出去了，落到现在的下场，三个人第二天的饭钱都不知道从哪儿来。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道理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适用，薛时绾和刘艳吵架，刘艳也反过来和薛时绾拌嘴，两个人都像是充满了气的气球，下一秒似乎就要炸开。
在这样的高压生活下，刘艳重新踏入了夜总会，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怀着孕，做不了跳舞的小姐，也干不了陪酒的活，只能去接待没人愿意理的客人，去赚没人愿意赚的钱。
薛时绾下晚自习回家的时候经过夜总会一条街，撞见过刘艳，她看见自己记忆中总是趾高气昂的继母满脸堆笑的讨好周围挺着啤酒肚的男人，男人不老实的手攀上她的腰和孕肚。
薛时绾冲上去骂走了那个讨人厌的男人，把自己的校服外套脱下来，盖住刘艳身上廉价的性感服装。
武汉的深秋萧瑟阴冷，薛时绾穿着单薄的短袖校服走在前面，刘艳披着外套跟在她身后几步远的位置，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进出租屋。
最后是薛时绾忍不住说:“你去找别的工作挣钱不行吗？干点什么都比做这个强！”
刘艳把校服外套扔给薛时绾:“外面刷盘子的都不愿意要个显怀的孕妇，别的工作？要真那么容易找到工作，早十几年我就不会进夜总会跳舞，也就根本不会遇上薛建国。”
刘艳坐在楼梯间点燃了一根烟，那是客人给的，她自己平时不抽烟——买烟的钱太贵了。
白色的烟雾笼罩着刘艳的面庞，模糊了她的五官，薛时绾听见她轻轻的说。
“你长的这么漂亮，又是个女孩，要是以后走投无路了，可以出卖劳动，出卖体力，甚至是出卖尊严，唯独不能出卖自己的身体。那些所谓挣快钱的工作不会让你渡过难关，只会让你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最后彻底烂在那里。”
薛时绾回应:“我又不傻，当然不会干那种工作。”
刘艳吐出一口烟，笑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钱，好歹我和薛建国还没离婚，法律上算你继母，有我活着一天，饿不着你。”
薛时绾皱眉:“我这辈子就一个妈，别瞎攀关系。”
刘艳罕见的没生气，甚至还乐呵呵的笑起来，捧着肚子笑得肩膀一颤一颤。
如果命运就此停手，或许她们会继续用法律上的继母女关系，相依为命的在武汉生存下去，一起等待薛建国在国外落网的消息，可命运有的时候像条疯狗，咬死了就不松口，非要把人逼上绝路才算结束。
她们的出租屋迎来了一群高利贷催收的不速之客，那些纹龙画虎的小混混把出租屋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搬走了，甚至抓着薛时绾的便宜弟弟威胁，如果下个月凑不出他们要的钱，就割肾还债。
那是个根本不可能凑出来的天文数字，薛时绾连夜跑到派出所报了警，等她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刘艳已经收拾好了一片狼藉的屋子，煮好了长寿面等她——那天是她的十六岁生日。
我的十六岁生日礼物是妈妈买的新款手机，可薛时绾却只能在出租屋里吃一碗长寿面。
讲到这里，薛时绾看着我，嘴角牵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她说：“那天晚上，刘艳说她给我准备了礼物，要第二天早上才给我，我什么都没怀疑，吃了长寿面就睡过去，再睁眼，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那张瘸腿的餐桌上放着一碗早就冷掉的馄饨。”
“我吃完馄饨，把碗拿起来准备洗干净的时候，才发现碗底压着东西，”薛时绾轻声说：“你猜猜看，那碗底压着的是什么？”
我试探着说：“现金？”
薛时绾被我的话逗笑了，她笑得前仰后合，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抹掉眼角不知道是笑出来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渗出的眼泪。
“碗底压着一张武汉到兰越的单程车票，还有一张便签，刘艳说，让我回兰越找我妈。”
我问：“这就是她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不，真正的礼物不是这个。”
薛时绾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她那张漂亮的脸蛋浮现出一种恐惧与怨恨掺杂在一起的复杂情绪。
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薄薄的纸片，上面“死亡证明”几个大字刺得我不敢继续往下看。
“她那天清晨带着杂种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捞上来的时候人都泡浮囊了，就像……就像我吃到的那碗冷馄饨。”
第19章 孤立
薛时绾在市一中安定了下来，我把我的校服借了她两身，每天都等在她的班级门口和她一起去食堂。
薛时绾还是那个薛时绾，即使从武汉回到了兰越，她住的地方从大别墅变成了学校的硬板床，但她依旧每天都仰着头，把自己收拾的干净利索，扎着高马尾。
对于学校里除了艺术生以外所有人都要剃短发的规定，薛时绾也总是嗤之以鼻，好几次她都被教导主任在走廊里拦住，勒令她剪头发，但她每次都是表面答应，态度一级棒，就是打死都不改。
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曾经劝过她：“要不周末去理发店剪一下？我陪你一起。不然会被扣班级评比分。”
“扣就扣呗，反正又不是扣我的高考分。”薛时绾无所谓的说：“每个月学校都要搞班级评比，既无聊又没用，得了第一也不会多给我们发点钱，就那一面丑的要死的流动红旗，也不知道究竟有谁会在乎那点所谓的荣誉。”
我翻动着餐盘里唯一一道算得上荤菜的青椒肉丝，从里面挑出肉丝放到薛时绾的碗里：“我不吃青椒，这个沾上青椒的味道了，你帮我吃掉吧。”
说完，我咬着筷子，搜肠刮肚的想办法劝薛时绾：“有时候太特立独行了，会被大家排挤，你刚转回来，本来就和大家不熟悉……”
“我和你熟悉就行了，”薛时绾看着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对吧。”
面对薛时绾那样的眼神，我根本说不出其他的话，只能点头。
但我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薛时绾在她的班级被孤立了，和头发长短没关系，不知道是谁把薛建国是个潜逃经济犯的事情捅出来了，这个消息瞬间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学校。
薛时绾这个从大城市回来的漂亮同学，几乎在一刹那之间就变成了天怒人怨的经济犯的女儿。
原先大家听说她是大城市回来的，都带着一丝好奇，看见她漂亮，甚至有一群男生想尽了办法想要吸引她的注意。
现在，薛时绾校服内干净熨帖的衣服被认为是花赃款买的，她留着长发被质疑是搞特殊，就连她皮肤白净细腻，也有多嘴的人阴阳怪气说是她爸用别人的血汗钱供她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
理科班和文科班分别在教学楼的两端，我每天中午到班级门口等她的时候，都能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前前后后的同学有意无意的都和她保持着距离，偶尔在走廊上装上别人，就算她主动道歉说对不起，对方也只会用一种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她，然后一言不发的躲远。
文科重点班和理科班的数学老师是同一个，就是我高一时候的班主任，我课间去办公室问题的时候，偶尔也会碰上交作业的薛时绾。
“怎么今天又没有跟着班级一起把作业交上来？这周第几次了？每次你们班收作业就差你一个人！你是不是没写作业，上午现补完才交的？”
班主任不满的声音在办公室里显得很突兀，我拿着练习册站在门口，刚好听见，抬头就看见薛时绾拿着作业卷子站在班主任面前。
薛时绾解释：“我每天都按时完成作业，真的！”
班主任皱着眉头拍桌子：“那为什么每天早晨你们班课代表送作业来的时候都说差你的？为什么每次你都要过两节课才单独来把作业交给我？”
我曲起手指敲了两下门，走过去准备帮薛时绾解释两句，
还没等我说话，薛时绾就先一步开口，她像是把积攒了很久的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
“不是我不想交作业，而是班里的课代表每天早晨收作业的时候都故意避开我，我就算自己把作业交过去，她也一定会说作业已经交上去了，让我自己单独去办公室交，我坐在最后一排，班里面传卷子永远缺我的那一张，周测卷子发下来，我写了名字的卷子永远发不到自己手里……”
薛时绾纂进了拳头：“老师，我是新转来的没错，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薛时绾在办公室里为自己争取，换来班主任把文科班的数学课代表叫到办公室严肃批评了一顿，甚至再三警告学生，要团结友爱，不能孤立同学。
但这样的警告并没有解决薛时绾在学校里的困境，老师们不知道，如果真的想要孤立一个人，学生们有数不清的办法让老师抓不住马脚，不只有肢体暴力才算是欺负，同学们刻意的抱团无视，班级里若有似无的谣言，即使是来自角落里的一个个厌恶的眼神，对于被孤立的那个人来讲，都是压在头上的千钧重石。
薛时绾每天在学校都很憋屈，她中午和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郁闷地说，她讨厌学校，讨厌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埋头做题，根本没时间在意别人对我的态度和看法，过去唯一能让我挤出点课余时间的就是她半个月一封从武汉寄来的信，我是早就习惯了独处的人，可她不是。
薛时绾比我更外向，更擅长和人交际，读小学的时候她就是班里人缘最好的同学，同学们喜欢和她玩，老师们把她看作最得意的学生，她的成绩也名列前茅，她习惯了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集体忽视和孤立对她而言就像是陡然从高处坠落。
从薛建国跑路到刘艳自裁，从武汉到兰越，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薛时绾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剧变，我真怕她坚持不住，怕她有一天也会悄无声息的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只能沉默着把餐盘里的肉都挑到她面前，低声问一句：“那你也讨厌我吗？”
薛时绾不说话，她也没心情吃饭，把餐盘往旁边一推，把脸埋在手臂里不理我。
半天过后，我才听见薛时绾闷闷的小声回应：“不讨厌你。”
可是我讨厌自己。
薛时绾不知道，我七拐八绕的找同学找老师，甚至是趁着考了第一的机会向教导主任反映过她被孤立的情况，可用处都不大。
我讨厌自己只是个未成年的学生，人微言轻，根本帮不到薛时绾，她现在在学校里孤立无援，我是她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却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高二的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照样带着年级第一的成绩单回家，妈妈欢欣雀跃的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唯一的愿望却是想要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要赶紧长大成为成年人，赶紧和薛时绾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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