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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干的工作重复性极高，机械运转的巨大噪音就连带着耳机都不管用，刚开始的那两天我还会塞着耳机用随身听放《好运来》，第三天就彻底放弃了，随身听被我丢在背包里再没拿出来过。
最开始的工段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姐，总是趿拉着一双旧拖鞋，嘴里叼着没燃尽的香烟，嗓门大的吓人，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像是在吵架。
我刚来的时候她教会我干各种活，我因此和她熟悉起来，喊她一声“郭老师”。
她对这个称呼似乎很满意，每次我一叫，她就咧开嘴笑个不停，眼角眉梢的皱纹都快飞起来了。
“哎呦，没想到我这个初中都没念完的人，有天还能当上‘郭老师’。”
她经常在宿舍和别人这么说，每次说完都要点燃香烟，蹲在狭窄的阳台上一边用塑料搓衣板洗衣服，一边咳嗽着抽烟。
电子厂的工人大多都抽烟，不论男女，不论有钱没钱，有钱的车间经理兜里装着软中华，没钱的小时工们也会在下夜班后凑钱在厂子门口买一包不知真假的大前门，就着深圳潮湿的晨风狼吞虎咽地抽完。
我讨厌烟味，从前薛建国在家的时候就讨厌，闻见一丝味道就要皱眉头，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矫情，在电子厂里待上两三天，我都快被熏成烟熏腊肠了。
郭老师有时候会给我递烟：“试试？”
“我怕死。”我摇头，还劝她：“你也少抽点吧，对身体不好。”
郭老师笑了，往嘴里塞了根烟，打火机窜起火苗来点燃：“我闺女也经常这么说。”
“你还有女儿？从前没听你提起过。”
郭老师说：“有，特漂亮的小闺女，比你小不了几岁，今年该中考了。”
我算算年纪：“中考？那就是十五岁……你今年不也才三十出头吗？”
“我们那个小地方，女孩来了大姨妈就能吃席结婚，结了婚就生孩子，生完了闺女生儿子，生出一个儿子还要催着你生第二个第三个……一生就是一辈子，好多四十岁就当了姥姥的。”
我问：“怎么不把女儿接过来？深圳这边的教育条件应该比你老家更好吧。”
“当年她奶奶因为我生了个女孩，对我千般万般的不满意，我忍了几年忍不下去，觉得日子不能这么过，就偷偷跑了。”郭老师说起往事的时候神情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跑的时候她还没上小学，人长得还没桌子腿高……这些年我不敢回老家，她恐怕早就恨死我了。”
在电子厂打工的人大概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年轻人，不想读书或者成绩不好，来这里给自己谋生活，浑浑噩噩的上工干活，每到月末发了工资，手里有钱就出去胡吃海喝挥霍一顿，不到几天钱花完了，就又回到厂里混日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喜怒哀乐都只和自己有关。
另外一类，是为了家人从全国各地来深圳打工，重病的父母、年幼的孩子、残疾的伴侣……每个人都有背井离乡的理由，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同小异又各不相同的生活重担。
我目前属于第一类，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不能让自己变成第二类。
我不想一辈子在电子厂当个计件工，我想挣更多的钱，工段长每个月的工资能有四千五，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在深圳待够一整年前，我要当上工段长。
郭老师帮了我很多，她教我各个岗位的技术要点，带我熟悉整条生产线的流程，她是唯一一个相信我，不会嘲笑我异想天开的人。
来到深圳一年两个月零三天后，我真的通过厂里的考核，当上了新生产线的工段长，每个月工资四千七百快。
发工资的那一天，我请郭老师去外面的餐厅吃了顿饭，喝了些酒后，我问她问什么一直帮我，她说我嘴甜讨人喜欢，可我知道，她大概是在透过我想念她的女儿。
2007年发生了很多事，季瑛考上了清华，我当上了工段长，厂里又招了一批年轻人，其中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分到我们宿舍，她叫王琦。
和电子厂其他辍学来打工的年轻人不同，王琦的行李箱里装满了课本，空闲时间别人都在玩手机，只有她一个人每天捧着书。
她说自己高考滑档没考上本科，家里人也不愿意出钱让她复读一年，所以才来这里，一边打工一边准备高考。
厂里的其他人大多数看不上她，觉得她都已经来电子厂了，就不应该每天带着本书装清高，好像她就比别人高人一等。
不过王琦也看不上这里的其他人，她长了一双很漂亮的丹凤眼，像只狐狸一样，总是眯着眼睛用冷漠的目光掠过所有人。
这种看不上和轻视很快引起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的报复，她的课本经常被扔到角落的垃圾箱里，晾在外面的衣服总是不知道被谁泼了脏水，甚至有一天中午，一群人把她堵在食堂的偏门。
为首染着黄毛的男人一脸痞子样，吊儿郎当的想让王琦当他女朋友，王琦一脸嫌弃的拒绝，黄毛甚至还想对她动手动脚。
“哎！吃完饭就回去上工！伙食太好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
我也不喜欢王琦，但最看不了这种欺负人的场景，跑上去大喊几声，从一群黄毛里面把王琦拉出来。
“那群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以后离他们远点，”我劝王琦：“你要是真想继续念书，还是回家和父母好好商量商量吧，能在家里解决的问题，就别跑这么远来受这份苦。”
王琦点点头没说话，过了两天，她搬着行李从宿舍离开了，我听别人说她辞职了，还以为她听进去劝，真的回家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她又找上门来。
再见王琦，她已经换了一副模样，从前身上的旧短袖和牛仔裤不见了，穿上了高开叉的白裙子和夸张的高跟鞋，身上喷着三米开外就能闻见的香水。
我身上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在厂子门口看见王琦，差点没认出来，她倒是对我很热情，还请我去吃了顿晚饭，又请我去附近新开的酒吧玩。
酒吧里灯红酒绿，我们两个坐在吧台的角落，调酒师花里胡哨的摆弄着各种酒杯，最终端出两杯鸡尾酒推到我们跟前。
我有些喝不惯鸡尾酒的味道，被呛了一口，王琦看着我呵呵的笑。
“笨蛋，这就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喝的。”
我盯着面前那杯鸡尾酒，仔细看了一会儿，在酒吧暧昧的灯光下，我连这酒究竟是什么颜色都看不清楚，唯一清晰的就是价目表上昂贵的三位数字。
我问王琦：“你发财了？有钱请我喝这么贵的酒？”
她看着我笑：“介绍给你，你要不要？”
“在哪儿上班？你不会是去抢银行了吧？”
王琦哈哈一笑，在暧昧灯光的映照下，她的五官模糊起来，只有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她轻声说：“不是抢银行，但也差不多，都是从有钱人的兜里掏钱。你比我好看，打扮一下，肯定挣得比我更多。”
她的话让我一愣，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又看看王琦身上的打扮，恍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你不会是在酒吧里当陪人喝酒的小姐……王琦，你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你知道这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挣钱吗？！”
我震惊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声音大了些，王琦赶紧拽着我坐下，皱着眉头让我小声点：“嘘！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都是挣钱，没你想得那么不堪。”
我看着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个两个月前还每天捧着书本，立志要高考考上大学的女孩，现在竟然成了酒吧里的陪酒女。
我下意识端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平复心情，但想起这杯酒三位数的价格，心里瞬间又平静不了。
“我劝你最后一句，有些钱是不能挣的，小心把自己的人生整个赔进去！”
我和王琦不欢而散，我重新回到电子厂，蹲在阳台上洗衣服，酒精后知后觉的开始发挥作用，心里乱糟糟的，脸上热得快要烧起来了。
正好隔壁宿舍新来的小姑娘来敲门，捂着肚子怯生生地问：“小绾姐，我今天生理期难受，晚上的班想请个假……”
“我床上有请假单，你自己写一个，记得自己找人替班就行。”
小姑娘声音弱弱的，还带着我听不太懂的南方口音：“我是新来的，没什么熟悉的朋友……”
她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口音太重我还听不懂，心里原本就有的烦躁再也忍不住：“找不到人替班就别请假，想挣这份钱就别这么多事！”
小姑娘被我吼的浑身一抖，手脚无措的看着我，小声说了句对不起，转身走掉的背影像是逃跑一样。
我停下手里搓衣服的动作，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不论如何我也不该态度那么差，刚想把人叫回来，可小姑娘已经跑远了。
“啪”的一声，我把火气都撒到手中的衣服上，往盆里一扔，激起一片水花。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中途还起床吐了一次，郭老师说可能是喝酒喝多了，问我酒量怎么样。
“不知道，”我摇头，实话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喝酒。”
郭老师帮我拍后背顺气：“那你就是天生的酒量小，以后尽量别沾酒。”
我胡乱的点点头，吐完以后又爬上床睡觉心里还惦记着明天有早班。
只是谁都没想到，第二天清晨醒来听到的第一个消息会是昨晚生产线上发生了意外，那个找我请假没成功的小姑娘被机器压断了整条右臂。
第25章 官司与和解
出意外的生产线被封起来，半干的血迹还留在冰冷的机器上，挺着啤酒肚的秃头经理指挥人用蓝色防水布暂时盖住，像是打了一块拙劣的补丁，试图掩盖昨晚发生的一切。
但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刚成年的女孩失去了右手，永远地成了个残废。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小姑娘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她戴着氧气面罩，面色惨白如纸，瘦骨伶仃的身体躺在病床上，要不是心率检测仪还在显示着影像，看上去几乎已经是个尸体了。
她的家人坐着火车从外地赶来，我这才知道，她母亲早逝，父亲残疾没有生活能力，来的人是她的小姨，一个同样瘦的像个竹竿的中年妇人。
当晚把小姑娘送到医院的同事告诉我，其实医生给了两个选择，一种是手术接回断肢，但成功率只有四成，而且要自费三万块钱，后续还需要长期护理和复健。
另一种就是截肢缝合，交两千块钱手术费用就能搞定。
小姑娘选择了第二种，右手大臂以下只剩下空荡荡的袖管。
我觉得像是有道闷雷在头顶炸开，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走，身边的人全力扶着我才没直接摔在地上。
我慢慢蹲下，没勇气走进病房去面对那个昨天请假还被我吓跑的小姑娘。
“她才十八岁……那么年轻，她还有好多好多的人生要过……”
喉咙里控制不住的哽咽，我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眼泪掉在医院洁白的地板上，身边明明有很多人，明明有很多嘈杂的声音，但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昨晚我答应了她的请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了？
这个念头在心里挥之不去，像是给自己套上了一层无形的枷锁，我几近绝望地意识到——昨晚我的烦躁和脾气，让一个小姑娘的命运永远的改写了。
我强撑着精神走进病房，问了问情况，和小姑娘的小姨寒暄了几句，临走的时候往枕头下塞了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三千块钱。
电子厂里的同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她真是粗心大意，有人说她申请工伤大概能赔一大笔钱，还有的人说，工厂都是吝啬的资本家，根本不可能给她赔钱。
事情果然在往大家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小姑娘几天后出院，来厂里谈赔偿，经理先是好声好气的把人请进了办公室，谈了很久，估计是没谈妥，又气急败坏的找保安把她轰了出去。
我在工厂门口看见无助哭泣的小姑娘，她刚从医院出来，手臂上的纱布还没拆，整个人消瘦的像是纸片，好像风一吹就能把她卷走。
她见到我怯生生的打招呼，似乎半点都没有因为那天晚上的事记恨我。
她告诉我，经理不愿意承认她这属于工伤，说厂里已经给她垫付了截肢的手术费，就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家还有一个瘸了腿的爸，原本我在厂里打工还能养活一家，现在我也残了，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活……”
说这话的时候，小姑娘那双眼睛里几乎流干了泪，只剩下对未来无尽的绝望和恐惧。
我看着她的样子，想起妈妈刚去世的那几天，我看着遗体被推进殡仪馆，出来就变成了一盒轻飘飘的骨灰，看着遗像上熟悉的那张脸，无数次下意识地喊出声，回应我的却只有安静的空屋子。
那段时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将来该怎么活？
我挺了过来，现在我握紧小姑娘的手，坚定的看着她：“总能找到出路继续走下去，别放弃。只要你愿意，我帮你找律师，咱们就算去打官司也要把你的工伤赔偿要回来！”
从那天以后，我取出了我一年多在深圳打工的全部积蓄，只是这些也不够支付律师费，我就带着材料，沿着深圳最繁华的CBD一家律所一家律所的找过去，看看有没有愿意法律援助接这个案子的。
深圳的夏天热的简直要把人蒸熟，我穿梭在大街小巷和高楼大厦里，同样的开场白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碰了无数次壁，遭了无数次冷眼，甚至是被骂疯子、穷鬼、蠢货……
因为我锲而不舍地想帮小姑娘打官司要工伤赔偿，电子厂把我开除了，秃头经理把我的行李从几层楼高的宿舍窗户扔下去，被褥衣服散落一地，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老子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仰头看着站在阳台上的经理，阳光刺眼，汗水顺着发丝滴到眼睛里，刺刺的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
就在他得意洋洋看着我的时候，从他身后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正好把他浇成个落汤鸡。
郭老师捧着洗脸盆站在阳台上，装作无意的大声说：“哎呦！经理您怎么在这呀！我这平时往下倒水都习惯了，你看看这今天还不小心浇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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