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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等，我不会真的需要去看医生了吧。
“你自己不认为应该这么做吗？”
“……我觉得看医生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遥远。”我说，“况且我很忙。”
陆星嘉往椅背上一靠，盯着我不说话了。
这样的眼神让我很熟悉也很不舒服，像是看到了蓝山的影子。别人一旦出现这样的神情，我就会知道我说谎被发现了，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找借口。
“我看起来很像有病的样子吗？”
“非常。”陆星嘉说，“你的脚本上有你的涂鸦，我拿去给我做咨询师的朋友看过，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我咽了咽口水，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恐惧，问，人家说什么。
“‘让她去挂号，立刻。’”
这个“立刻”来得很快，至少在陆星嘉进组之前，我们挂到了某精神科医生的号。
早上八点刚过我和陆星嘉出现在医院，这个点人少，方便，但我们俩都遮得严严实实的。我坐在凳子上不禁抖了一抖，医院的椅子好凉。
陆星嘉就把手握起来当作话筒：“请问肖小姐现在什么感受？”
我摇摇头，不知道怎么说。
对我来说现在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不育主义者却怀胎十月等着进产房，谁也搞不明白我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浩劫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恐惧，也犹豫，但没有退路。
其实对我来说这种疾病并不遥远，我们这些人没点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艺术的，但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属实很怪异。陆星嘉让我不要紧张，我说哥，我没有。
但实际上我浑身都凉嗖嗖的。
陆星嘉穿着一身黑，戴了个渔夫帽和大口罩，又瘦，靠着墙站，晃眼一瞧跟墙上贴的黑白装饰画似的。我忽然想起我们认识的一开始，拍摄《白毛衣》的时候，我觉得陆星嘉才是那个有病的人。
他沉默，孤独，但又非常具有创造力，当然这些还不够，只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早就该在我之前挂号了。
我和陆星嘉说了我的想法，他很平静，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
我惊了，这种事都不和我说，我感觉到我被背叛了。
陆星嘉看我目瞪口呆就忽然笑了：“逗你玩的。”
妈的，要不是医院禁止斗殴，陆星嘉立刻从十三楼空降负一层停尸房。
我松了一口气，陆星嘉一句话就又把我这口气提到嗓子眼了：“但这不代表我没问题，我猜或许有一点，我暂时和它们相处和平。”
这什么钢铁意志，我肃然起敬。
我的佩服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就陆星嘉和我认识到现在而言，他几乎没有过崩溃的时候。这样一来我开始觉得很有趣，一方面是因为陆星嘉或许还有我没见过的一面，另一面是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情况才能让陆星嘉崩溃呢。
毕竟朋友之间，这样的事总是有来有往的。
此刻机器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给站了起来，陆星嘉抬起帽檐露出一点点眼睛问我是不是要自己进去。我很坦诚：当然不。
我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口齿总是不那么伶俐，拉上陆星嘉除了壮胆还可以替我补充情况，在这种事上我总是容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要走的程序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在测试机器前坐下的时候我还很纳闷，我花了小一千就为了在这做个百度上都能搜到的心理测试吗。好在除此之外我还做了验血和心电图之类的常规检查，跑上跑下忙活了一通，再回到诊室门口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候诊厅的所有座位上都坐满了人，我和陆星嘉只剩一个狭窄的角落并肩站着，等待医生结束这个病人的问诊再来处理我的结果。这样也好，一个不小心陆星嘉就会被认出来，我又得躺着被骂上热搜。
但也就是在这个过分逼仄的角落，在我俩都不说话的时刻，我忽然清晰地听到我的心脏一点点地收紧，跳动加快，随之而来的是耳鸣，并不是非常严重，但非常烦人。硬要说的话我现在的状况就像被关在一个密闭的铁屋里，唯一的出口一扇木门，离开的唯一方法是用我的指甲去挠破这块木头。
天，我要死了。
陆星嘉适时地发现了我的焦躁，扶了我的手臂一把：“我去给你买瓶水。”
我摇头。门在这个时候打开，病人走出来，医生在里屋问肖舟在吗。我仿佛得到了死刑的判决通知书，又如同把陆星嘉当成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近乎哀求地攥住他的袖口：
“帮我，就这一次。”
陆星嘉最后还是给我买了一瓶水，我俩坐在医院的花园的长椅两端，彼此都松了一口气。
我大概是过于失态，总之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很陌生的失措，但陆星嘉真的很牛逼，他瞬间领悟了我的意思并且冷静下来，拍拍我的肩膀，独自进屋关上门。
十五分钟之后他带着我的诊断报告出来，脸上不悲不喜，看不出端倪。现在这几张纸就横亘在我俩之间，这样的诱惑不亚于一剂针剂放在戒毒未果的瘾君子面前。但我只看了它们一眼，就忍住了。
我又开始道歉：“白耽搁你的休息时间。”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来挂号的原因。”陆星嘉的语气很平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没人替我看结果。”
我脑子一抽，又开始讲骚话：“我可以帮你。”
“？谢谢您，这种事倒也不必讲究礼尚往来。”
啊，果然讲骚话是给尴尬气氛活血化瘀的第一良方，做这种事根本是我的本能，天生烂人，别无长处。
“你有没有想过，或许结果没有那么糟糕。”
“我知道。”我摇一摇头，“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状态，只是不想现在落实。”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做完你的纪录片。”
陆星嘉明显一愣，很快苦笑：“也不知道我当初是找对了人还是找错了人。”
凡事都不仅仅只有对错之分的，还有中间的灰色地带。人和人的相处永远都是双刃剑，所以才会有刺猬抱团取暖的比喻。我宁可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我头顶上一直高悬，在它真切落下之前，我要做完所有我应做的事。
陆星嘉轻轻叹一口气，语气是自我们认识以来最为诚恳的一次：“抱歉。”
“替我保管好它。”我说，“明年你的纪录片发布之后，如果我还是不想打开，记得逼我一把。”
陆星嘉没有回答，但他伸出了手，我们拉了个钩，完成了一个愚蠢而切实的约定。我再次低头去看了一眼那几张薄薄的纸，忽然有种又奇异又惆怅的感觉：奇异的是原来只用几行字就能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惆怅的是我原来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抽烟，有病，真实地融入了普通大众中的一员，却才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放眼望去能看到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这座城市的秋天一直如此晴朗，是一年中最慢的时光。我小的时候会把自行车骑得飞快，铃声碾过一地的落叶，唱脆生的歌做最好的梦。我曾经在这样的秋天里笃定地觉得这是适合想念的季节，如果我以后有了喜欢的人，那么我从此不要度过秋天，只想度过她的名字。
可惜人总是会变，至少此刻我不关心人间疾苦，也不关心过去的种种纠结。我终于开始关心作为七十亿分之一的一个名叫肖舟的普通人类，十四个月前她走进了一间酒吧，初出茅庐，矛盾洒脱，假如赋予我时光机去对她说一句话，我不会让她避开后来的种种命运，而只会嫉妒：
我曾拥有的是我望尘莫及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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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讲句，为什么长佩重新编辑文章无效，激情创作不允许在事后订正语法错误吗
第48章
这事姑且被我抛在脑后，翻篇了。
我看过项目书，陆星嘉新电影的拍摄周期大概是三个月，刚好能卡在年初拍完，过个好年就能飞往大洋彼岸，行程整齐得不得了。
就诊后的半个月我试图开始戒烟，一方面是觉得这样的确不好，另一方面是焦油和尼古丁后继乏力。所以说我戒烟既失败又成功，因为我的确抽得少了，但我又开始借助酒精来维持我的工作状态。
由于回到了国内，除了陆星嘉之外我还要兼顾公司的其他拍摄计划，工作量好像又增多了些。我常常熬夜，写脚本，画分镜，或者做后期，虽然我没看过凌晨四点的太阳，但我能拍着胸部坦荡荡说凌晨四点的月亮是最好看的。
阿水咬了我一口之后乖了很多，我给它带了我的枕头毛巾和其他衣物，这样它会在常乐家里待的更安心一些。加之我和陆星嘉吃完夜宵的第二天，他把霓虹也带了过来，让我一起送去给常乐带着驱虫，想必有朋友的陪伴，阿水不至于太寂寞。
唯一受苦的是常乐，她打开门看到我托人养狗还带买一送一的，当场就要关门。
霓虹机警过人，从门缝里哧溜一下就给窜进去了，狗狗奥运会要有窜门项目，它拿第一当之无愧。
我很愧疚：“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常乐一脸“哈哈，我不想活啦”的表情：“惊喜个屁。”
她话是这样说，但我去接俩小朋友回来时他们还是生龙活虎的，只是爱往我身上黏。常乐穿着大拖鞋靠在门上抽烟，嘴上说着下不为例，但还是挠挠阿水的下巴才把它送进电梯。我看阿水身上多了个小背包，拉开一看全是狗狗的玩具，不由得很轻蔑：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陆星嘉待在片场不方便，我好歹还能有频频回家的机会，于是霓虹暂时也放在我家养。原本是打算再送去托管所的，但从常乐家接狗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熬夜到凌晨三点半，去客厅接水的时候阿水醒了，连带着也闹醒了霓虹。
俩狗不吵不闹，就趴在阳台和我对视，眼神清澈。
为着这两双眼睛，我在阳台的躺椅上睡了一夜。它俩在我脚边从月亮下沉陪我到太阳上升，在晨光里醒来的第一秒我打消了把它们送去托管所的想法，起身换衣服准备上班。
我于心不忍罢了。
把它们留在家里唯一的坏处是家里有些乱，但教训了几次之后也有所好转。陆星嘉偶尔休息会来我家吃火锅顺便看狗（？），看到霓虹白白胖胖的就放心了。但与此同时他看到我家里能堆起来做艺术展览的酒瓶，又骂我：“你怎么喝这么多？”
我不知道怎么答。
我以为就算我没看到诊断结果，至少也能对我目前存疑的病号身份留有一丝忌惮，但其实是没有的。或许是因为工作量大，有的时候思路会很不活跃，我对成果的容错率又极低，除了酒精我别无他法。
那天吃完饭后我们顺便出门遛狗散步，从附近的公园逛回来之后陆星嘉看到前边有个药店，怂恿我去上秤。我又不胖，这人真的很莫名其妙。
闲着没事我还是去了，我站上去的时候陆星嘉就在后边说：“我瞧这俩狗都比你重。”
我本想回骂的，但被数字吓到了。
我又重新站上去一次。
我开始相信陆星嘉说的话了，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俩狗加在一起和我的体重还真他妈差不了多少了。我回头去看陆星嘉的脸，他早就摘掉了玩笑的表情，忧虑地看我：“你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收回这部纪录片的制作权。”
我沉默了很久，说好。
还想说更多话的时候，他的黑色帽檐上落了几点白，很快融化。再有更多白色落下来，就成了黑白灰杂乱而极度冷淡的斑驳。我抬头看一看天，白色吻在我的前额上。
下雪了。
陆星嘉教训过我之后，我稍微收敛了自己的不良嗜好，一方面是担心他收回我的制作权（这狗东西真做得出这样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怕我自己猝死。一边喝酒一边养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我几乎耗费了所有的精力，试过了所有的方法，才在工作和健康之间稍微找到一点微妙的平衡，并且试图把它们保持下来。
这花了我不少时间，至少贯穿了第三阶段。两个月过后，我含泪发现入冬时穿起来宽宽大大的毛衣现在终于算得上合身，不由得发了条朋友圈快乐地昭告天下。
于是有朋友留言：姐，复健成功了就买条新裙子，年会见。
？？？
我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一惊，再去看日历就真的很头痛：怎么就快过年了。
万幸的是时尚公司和传媒公司由于人员组成都相对年轻，别人家企业开的是工作总结会议和春晚，我们这里根本是史前人类聚会。秋历去年喝大了，年会抽奖中了个小猪佩奇的玩具车，能跑能响的高级货，于是给玩具车牵了条绳，非说自己要去遛狗。
真的，无语。
公司大概知道我今年会一直忙到年前，于是各种事前准备都没我的份，我不必上台表演也不必负责后勤工作，只用安心当一个咸鱼观众，这大概是最适合我的职位了。
今年的我有非洲人偷渡的嫌疑，抽奖环节拿到了四位数的高级商场购物券，隔壁秋历抽到了小猪乔治的玩具车，全场笑嗨了，我很同情：“猪都不寂寞了，你呢？”
“滚！”
秋历要从桌子对面爬过来打我，我笑死了。他虚张声势之后就乖乖坐好，我笑到嗝屁，停下来之后看到穆烟儿就在秋历身后那一桌位子上看了我一眼，冲我晃了晃烟，起身离席。
我脸上犹带着未尽的笑意，给周围的小姐妹打了声招呼，提裙跟了出去。
我和穆烟儿很久没见了。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大约一年前的时装周活动上，她引荐我去和各个大摄影师或者杂志主编交流。之后由于咖位和档期都不匹配，我俩一直没打过照面。穆姐头发留到及肩了，气质还是一样的利落洒脱。
有些人的相处大概也会像我和穆烟儿这样奇怪：交流得少，但见面时说话也不带尴尬卡壳的，对于社交恐惧症患者的我来说根本是救了一条狗命。
我出了会场向阳台走去，穆烟儿穿着一身墨绿色的裙，果然站在那里等我。
“穆姐。”
我和她打了个招呼，穆烟儿和从前一样把烟盒递给我。
我看了看那盒烟，犹豫了片刻，还是伸手接过。她露出复杂的微笑，示意我把脸贴近，我凑近借了个火，吐出一口烟，听到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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