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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对吧。”高景逸说着直起身来，随手捞过自己的公文包，说道：“你回家吗？正好送我一段，我没开车。”
“我不回家。”蒋衡从衣帽架上取下大衣外套，说道：“我正好去趟涉事医院。”
“哎——”高景逸一把拉住他，纳闷道：“这个点你去见谁啊，人家行政都下班了。”
“我不去取证。”蒋衡头也没抬，他刷着手机屏幕，从相册里调出一张截图保存在桌面上，然后从置物架上取下了自己的车钥匙。
高景逸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那是一张本地新闻的截图。
“有个猜测，我去验证一下。”蒋衡说：“不知道用不用得上，但是有备无患吧。”
晚上九点半，上海还是车多人多，放眼望去都是连成一片的红色刹车灯。
高架桥下出了连环追尾事故，三四辆车连体婴一样地黏在一起，把整条街都堵得水泄不通。
蒋衡在一个路口堵了二十分钟，事故还是没有处理完的意思。
他身边的几辆车已经忍不住按起了喇叭，挪挪蹭蹭地想要调头，蒋衡开车往后稍稍挪了一点，给他们让出了一条窄窄的路。
陌生车辆从他面前调头过去，短促地按了下喇叭表达谢意。
蒋衡放过了好几辆车，自己倒是不怎么着急，把车里的空调开大了一档，手指在方向盘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
过了十来分钟，前面的车流开始短暂地往前挪蹭，蒋衡搓了搓手，正想往前跟一段，架在旁边的手机屏幕突然一亮，跳出来一个新来电。
蒋衡迟疑了一下，一步没跟上，旁边一辆白车就见缝插针地窜了过来，斜插进了蒋衡和前车间的空隙里。
蒋衡没想跟他抢，于是干脆重新踩住刹车，顺便接通了电话。
“蒋律师。”李玲华疲惫的声音从公放的听筒里传出来：“我下午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觉得可行吗？”
李文死后，李玲华就像是失了崽子的母狼，一门心思地想要伤害她儿子的人付出代价，其他的什么都不在乎。
在蒋衡查到周芳确实有可能跟李文的死有关后，李玲华的恨意变本加厉，甚至到了不做点什么就浑身难受的地步。
她渐渐等不及检察院的调查效率，想要亲自为李文做点什么。
中午的时候，李玲华约蒋衡见了一面，说是想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从而获得一点社会舆论支撑。
“我的意见是最好不要。”蒋衡说：“如果您执意要这样的话，我建议不要提医疗纠纷的相关消息。”
“为什么？”李玲华的声音有点哑。
“第一，打小三这种事没什么，怎么说都占理。但这几年医患纠纷是个敏感话题，一旦掌握不好，很容易被舆论反扑。”蒋衡公事公办地说：“第二，经查，被告医生跟周芳没有任何往来，不存在勾结暗害的情况，所以这场官司理论上有败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宣扬新闻引导舆论，一旦咱们败诉，对方可以反诉你诽谤和侵害名誉权。”
“败诉？”李玲华猛然拔高声音，紧张道：“会败诉吗？”
前面的追尾现场处理完毕，车流渐渐畅通起来，蒋衡松开刹车，缓慢地向前驶入主路。
“任何官司都有败诉的可能。”蒋衡不急不缓地说：“但是这个案子不用担心——被告医生的个人学历很高，医疗资质也不低，只要刘先生说的是实话，证言不出问题，咱们就可以主张他过于相信临床检验结果，从而有意忽视了可能发生的医疗危险。”
“他当然不会撒谎，我已经问了他好多遍了。”李玲华的声音有些飘忽：“……而且调查里不是也已经证明了，他没有跟周芳合谋吗。”
“所以说，李女士——”蒋衡没肯定她的话，只是笑了笑：“咱们的赢面还是很大的。”
李玲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外放音响里只能听见她不太规律的呼吸声。
公诉案件里，李玲华这个苦主其实没必要出庭，只要蒋衡代替她去就行了，但李玲华很固执，一定要亲自到场。
下周就要开庭了，看得出来，她最近也越来越紧张。
“蒋律师。”李玲华低声说：“你说，我能给小文报仇吗？”
说话间，蒋衡已经到了医院，他摇下车窗，从取卡机里抽出一张停车卡，说道：“能的。”
“真的吗？”李玲华说。
“真的。”蒋衡很耐心：“法律的意义就是让做错事的人付出代价。”
李玲华被他三言两语安抚住了，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蒋衡把车停在了急诊楼前的公共停车区，在车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才捞起大衣下了车。
纪尧就职的医院规模不小，在整个上海都排得上数，蒋衡竖高了大衣领子，低着头走进了急诊楼。
走廊里人来人往，也没人注意到他，蒋衡越过了挂号区，往更里面的急诊室走。
急诊室的大门开了一半，里面的值班医生是几个陌生的脸孔，蒋衡左右看了看，在急诊室附近找了个不挡路的角落，静静地站在那等了一会儿。
过了三五分钟，楼外响起救护车的警铃声，警铃由远到近，很快停在了急诊部的楼外面。
蒋衡听见声音，探头往外看了一眼，然后看了下表上的时间。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急诊室就在一楼，跟停放救护车的大门只隔了半条走廊。
三十秒后，一辆推车伴随着还没完全消失的警笛声出现在走廊里，蒋衡向旁边退了两步，让开了走廊的空间。
推车很快进入抢救室，蒋衡按下手机上运作的秒表，转头向外面走去。
“蒋律。”
蒋衡走到一半，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叫他，他回过头，有些意外地看向对方。
“王律？”蒋衡说：“巧啊。”
“是挺巧。”王涛笑眯眯地走上前，跟他礼貌地打了招呼：“过来取证？”
“验证个猜想。”蒋衡客气地说：“验证完了，正准备走。”
蒋衡态度淡淡的，客气但不热络，毕竟开庭在即，原被告的律师还是应该少凑在一起说话。
王涛显然也这么觉得，闻言点点头，主动结束了这次寒暄：“那就下周开庭见。”
“嗯。”蒋衡说：“下周见。”
第32章 “这是伪造品”
李玲华最后还是没忍住，找了舆论推手，把这件事闹上了本地新闻。
好在她还是听从了蒋衡的建议，没提医生的事，只把事情重点放在了“第三者疑似谋害原配独子”上。
当代人生活节奏飞快，压力层出不穷，一天到晚就靠这些道德败坏的不法分子解闷，直到医疗事故案开庭的时候，这件事已经闹上了本地新闻热搜第一。
开庭那天，上海的天气不太好，从清早起来就是雾沉沉的，时不时飘点细雨，若有似无的，刮得人烦躁。
庭审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李玲华提前一小时就到了。她今天细致地化了妆，看起来想要努力撑起自己的气势，可惜红肿的双眼还是暴露了她憔悴的事实。
刘强是跟她一起来的，在车里有些坐立不安，总是下意识往外张望。
蒋衡提前等在了停车场，见状撑起伞走到车边，把李玲华接了下来。
李玲华昨天一晚上没睡，眼睛里都是红血丝，她看起来疲惫而颓丧，像是只靠一口气在强撑着。
她手里抱着个小盒子，捏得紧紧的，捧在怀里不撒手。
“那里面是小文最喜欢的一个模型。”李南借着关车门的动作跟蒋衡小声提醒道：“是妈妈送他的十八岁生日礼物。”
蒋衡点了点头，示意自己明白。
他以前见过许多这种原告，出庭的时候会带上死者的一些小物件，寄托哀思的同时也想让他们“亲眼”见证结果。
纪尧也来得早，只比李玲华晚到了十分钟。他和王涛同车过来，进了法院大门时，李玲华他们还站在停车场没走。
蒋衡今天穿得很严肃，西装外面搭了一件黑色的大衣，看起来个高腿长，在几个人中间颇为扎眼。纪尧的眼神下意识向他看去，蒋衡似有所觉，隔着半个停车场跟他遥遥对视了一眼。
然后纪尧先一步错开了目光。
“走吧。”王涛停好车走过来，看了看李玲华那波人，跟纪尧说：“进去吧。”
纪尧点了点头。
热搜上，“第三者意图谋害原配独子”的新闻趋势愈演愈烈，骂小三的有，骂渣男的也不少，无数的点赞和评论掀起了一场小范围的舆论风暴。但因为没提起医疗事故的事，所以无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区法院里有些冷清，旁听席上也没什么人，只有李南和几个李家家属。
纪尧头天晚上还紧张得辗转反侧，但是真坐到了被告席上，反而觉得平静下来了。
反正事已至此，就顺其自然吧，他想。
琐碎的庭前准备结束后，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纪尧分心听了一耳朵，觉得像是蒋衡的手笔。
他写起诉书有个不起眼的小习惯，总是会习惯性选用几个固定的词，纪尧以前总看他写练习，自己都快记住了。
李玲华的诉求非常简单，她对附带的民事赔偿金不在意，只要求按法律法规严惩这次医疗事故。
“根据原告提出的医疗报告书和司法鉴定书来看，李文在进行手术时，CD4免疫细胞指数不足二百，从临床角度来看，无法进行手术。”审判长说：“但被告依旧选择了进行手术，对吧。”
“当时李文先生的情况非常严重，腹部破裂大出血，并有感染的风险。”王涛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素质无法支撑完整的术前检查，所以我方当事人选择了即时检验。因为即时检验结果为HIV阴性，所以我方当事人以正常流程进行了手术处理。”
“关于李文先生的HIV阳性，他的相关直系亲属都知道这件事。事发当天，李文的生父刘强先生明明在场，但医疗人员没有对他说明情况，反而选择了与死者毫无血缘关系的周芳作为签字代理人。”蒋衡说：“从程序上来讲，这侵犯了直系亲属的知情同意权。所以我方有理由怀疑，也是因此导致了涉事医生没有跟病人家属进行细致沟通，以至于最终对患者病情认知不清的结果。”
蒋衡的语气很冷淡，带着点公事公办的机械感。在纪尧的印象里，除了重逢时蒋衡夹枪带棒地说话外，他很少有这么咄咄逼人的时候。
私下里，蒋衡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他温和且体贴，对许多事都呈包容态度，擅长换位思考，所以很少跟人争辩什么。
但有趣的是，他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个温软良善的小绵羊。他有自己的主意、底线和坚持，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说一不二。
现在看来，他所有锋利而强势的一面都用在工作上了。
“当天刘强先生酒后意识不清，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加之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行为亲密，所以我方当事人误认为周方女士为李文先生的直系亲属。”王涛说：“而且关于术前风险告知问题，当时刘强先生全程在场，有监控视频为证——我申请展示证据。”
法官很快准许了王涛的请求。
监控画面里，周芳半扶半搂着刘强，纪尧站在他们对面，皱着眉头正在说些什么。刘强哭得很厉害，于是纪尧直接把手术同意书交给了周芳。
“当时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全程在一起，不存在有单独说明术前风险的情况。”王涛说：“在这个过程中，刘强先生没有对手术方案提出异议，也没有说明HIV阳性的事情。”
“原告方证人的证言里明确说明，在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前，他在急诊室门口与被告说明了李文的病症和身体状况。”公诉人说。
“我方当事人明确说明，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的反馈。”王涛说得很笃定：“刘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意识不够清醒，可能有混淆记忆的情况。”
“当时刘强有明显的醉酒表现吗。”审判长问。
“有的。”王涛说。
“他的意识清醒吗？”审判长问。
王涛犹豫了一瞬，转头看了看纪尧，纪尧不太敢贸然回答，怕说多错多，于是冲着王涛摇了摇头。
“不完全清醒。”王涛说：“所以我方认为，刘强的证言存在疏漏、错乱的可能性，不能当做唯一决定性证据。”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在明知对方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告人还对着一个醉酒人员进行了‘手术风险告知’是吗？”蒋衡突然问。
王涛心里咯噔一声。
因为他马上发现，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中。
如果承认刘强意识不清醒，那纪尧所谓的“术前告知”没有任何意义，他没有争得直系亲属同意，也没有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处置方法把事情上报院方就进行了手术，这在流程上就理亏。
但如果承认刘强当时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则会侧面抬高他的证言说服力。
纪尧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心猛然收紧，侧头看向了王涛。
“被告。”审判长说：“当时刘强是深度醉酒状态吗？”
“照实说。”王涛低声说。
“他确实是醉酒状态。”纪尧仔细回想了一下，因为紧张，所以说得有些磕绊：“但他也能跟我交流，过程中一直在哭，还说过让我救救他儿子。”
“公诉人还有什么要问的？”审判长说。
“申请证人上庭。”公诉人说。
庭审到了这个地步，刘强的证词完整度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隔离原则，刘强没有旁听这场庭审，他被叫进来的时候，屋内的气氛很紧张，李玲华眼圈通红，屋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身上，沉得让他腿软。
刘强不知道庭审走到哪一步了，心里止不住地发虚，眼神在李玲华和纪尧之间来回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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