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坏了，不久便回到德国，接着我就睡了整整一个月的觉。当这个故事的全部结局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既不是在梦幻中，也不是在梦魇中，而是在沉睡之中。我象疲惫不堪的马一样，站着都能睡着。我说这些绝不是想推脱责任，我能给索菲造成的痛苦早都造成了，而且，即便我使足了坏心眼，也不会给她再增添什么更大的痛苦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最后的一幕里，我象梦游病的患者一样，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哑角。你们会说，在那些浪漫情节剧中也有一些刽子手扮演这种角色，他们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很明白。但我非常清楚地感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索菲已经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而且我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我有时竟可耻地对此感到痛苦呢。我们虽然不掌握其它情况，但同样可以判定是她自己要死的。
就在波兰军队到达前几天，索菲的命运结束了，当时她在一个叫作科沃的小村子里，介于两条名字拗口的河流的汇合处。河水经过几次大的春汛已经溢出河床，把全县变成了一个泥浆泛滥的小岛，不过，这至少使我们免除了来自北方的任何袭击。驻扎在附近的所有敌军几乎都被调到西部抵抗波兰人的攻势去了。同这个地方相比，克拉托维塞一带倒成了繁盛的地区了。我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这个村子，由于饥饿和最近的几次枪杀，村子里几乎空无一人了。我们还占领了那个小小的火车站的建筑物，这个车站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没有使用过，在那生锈的铁轨上，有几节木头车厢正在腐烂。
战争爆发前，有个瑞士企业家在科沃村建立了一个纺纱厂，而就在这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驻扎着一团在波兰前线伤亡惨重的布尔什维克残余部队。尽管几乎没有人给他们供应粮食弹药了，可他们还相当阔，他们的储备足以使我们坚持到波兰师团打来营救我们。瓦尔纳纺纱厂坐落在被水淹没的空场上： 即使是在雾气蒸腾的天上，我也能看到那些已经被灰色的河水浸泡着的非常低矮的库房轮廓，自从最后几次洪水暴涨以后，这个纱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我们许多士兵都半截身子陷在这个泥潭里，就象打野鸭子的猎人陷在沼泽地里一样。红军一直顽强抵抗着，只是到了后来洪水又一次上涨，把那些经过五年风吹雨打，弃置荒废的建筑物的一部分都冲走了，他们才投降。我们的士兵猛扑过去，仿佛那几个被攻打下来的库房能帮助他们同敌人清算老帐似的。
格里戈利· 勒欧是我在瓦尔纳工厂走廊里看到的第一批尸体中的一个。他死时仍保持着他那种大学生的羞怯神情和书店职员的恭维相，但这无损于他那种任何一个死人都会有的尊严。我命中注定，迟早要碰上我仅有的那两个宿敌，他们所获得的地位比我要稳定得多，几乎完全打消了复仇的想法。我是在一次南美旅行中再次见到沃克玛的； 那时他已成为他们国家在加拉加斯的代表，前途光辉灿烂，相形之下，那些复仇的念头就显得异常可笑，他早就忘记了过去那些事情。格里戈利· 勒欧已经死了，对此就更不会介意了。我叫人把他的口袋翻了个遍，连一张能告诉我索菲命运的纸片也没有找到。
相反地，他身上倒是有一本里尔克的诗集《祈祷书》，孔拉过去也很喜欢它。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格里戈利恐怕是当地唯一一个我能与之愉快交谈片刻的人。他有一种犹太人的狂妄，非要超过做旧衣买卖的父辈不可。应该承认，这种狂妄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结下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对抒情诗的爱好，对感情热烈的姑娘的友情。以及最后的英勇牺牲。美中不足的是，他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在各仓上面放干草的顶楼里，仍旧有极少数敌兵坚守着。那条长长的走廊是被一排桩子架在半空中的，它在洪水的冲击下晃来晃去，终于连人带房一起倒塌了下来，使那几个死抱着一根粗梁的人落入水中。我们让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自己选择，要么被水淹死，要么被处死，他们被逼不过，只得毫无指望地投降了。当时，作战的双方都不再留俘虏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怎么拖带俘虏?那六、七个筋疲力尽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摇晃着身子走下梯子，这个很徒的梯子上接放干草的顶楼，下接谷仓，而那个堆满了一包包发霉亚麻的谷仓过去曾被当过货栈。第一个走下来的是个金黄头发的大个子青年，他的胯骨受了伤，身体一晃，脚下一空便跌倒在地上，被一个士兵当场打死了。突然，在梯子的最上面，我认出了一头虽然蓬乱却还闪亮的头发，与我三个星期前眼见着它消失在地底下的那种头发一模一‘样。那个糊里糊涂跟在我身边作了传令兵的老园丁米歇尔，也抬起了他那被各种事情和劳累弄得晕头转向的脑袋，愚蠢地叫了一声：
“小姐..”
果然是索菲，她从远处向我点了一下头，那种无动于衷、漫不经心的神情，就象一个女人认出了某人却又不希望他走过来与自己攀谈似的。看着她那和别人一样的衣服、鞋子，谁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战士。她灵活地迈了一大步，跨过那几个犹犹豫豫、挤在光线暗淡的尘埃里的人，走近那个躺在梯子下面的金发大个子青年，向他投去一种既冷酷又温柔的目光，就象十一月的那天晚上，她看着小狗戴克萨斯一样，然后跪下身子把他的眼睛合上。当她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她的面孔就又恢复了那种呆滞、死板、平静的表情，就象秋日的天空下经过耕耘的田野一样。我们强迫那些俘虏帮着把粮食弹药运到科沃火车站。索菲搭拉着手走在最后，她就象一个刚刚被免去苦差事的小伙子那样悠闲自得，嘴里还吹着进行曲《蒂珀雷里》。
我和肖邦同她保持一段距离，紧跟在后面。我们两人那副沮丧的面孔大概和前来送葬的父母一样。我们俩默默地走着，此时每个人都渴望营救索菲，但又疑心另外一个人会反对自己的计划。不过，这种骤然而至的宽恕心理至少在肖邦身上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坚决主张严加惩处，孔拉要是在他的位置上同样会这样做的。为了争取时间，我做好了提审俘虏的准备。这些俘虏被关在一节遗弃在铁道上的牲口车里，我叫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给我带到车站长的办公室里。第一个被提审的是个小俄罗斯的农民，我为了装装门面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可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显出一副筋疲力尽、勇气顿消，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比我大三十岁，可是在这个都能做我父亲的农民面前，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小，而且心里直犯恶心，于是我把他打发走了。接着，索菲在两个士兵中间被押来了，要是在上流社会的晚会上，这两个士兵完全可能成为通报索菲到来的门房。我注视了一会儿她的面部表情，发现她有一种特殊的恐慌心理，这不是别的，而是担心自己会丧失掉勇气。她走近我用双肘支撑在上面的那张白木桌子，很快地说了一句：
“别指望我会提供什么情况，埃里克。我什么也不会说的，而且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叫人带您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打听情况，” 我
一边说一边指给她一把椅子。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坐下，
“那么，为了什么?”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您知道格里戈利· 勒欧死了吗?” ’
她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可并不悲伤。在克拉托维塞的时候，每当听说我们那些在她看来既无关紧要又可亲可爱的人死了，她也是这种神情。
“上个月，我在利连克隆见过她母亲。她声称您已经嫁给格里戈利了。”
“我?亏她想得出来!” 她用法语说。只要一听到这种话音，我立刻就会想起昔日的克拉托维塞。
“不过； 你们是睡在一起的吧7”
“亏您想得出来!” 她重复了一句。“您这就象对待沃克玛一样： 您想象着我们已经订婚了。可您心里明白，我什么都对您讲了。”她象孩子一样平静、单纯地说，然后又用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
“格里戈利是个太好人。”
“我已经开始相信他了，” 我说道，“可您刚才关照过的那个伤号呢?”
“是的，” 她答道，“我们之间的友情毕竟比我想象的要深，埃里克，既然您已经猜到了。”
她把两只手合在一起，陷入了沉思，重新恢复了那种呆滞、茫然的目光，把我甩在了一旁，这是近视眼所特有的目光，也是人们专心思考或回忆时所常有的目光。
“他太好了。我真不知道没有了他我会怎样。”她说这些话的声调就象背诵一篇烂熟于心的课文一样。
“您在那边很艰苦吧?”
“不，我很好。”
我记得，在那个凶多吉少的春天，我过得也不错。
她那种打心底流露出来的安详态度，是任何人也永远无法完全除掉的，因为她感受过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幸福。她是在那个男人身边学会这种安详态度的呢?还是由于死到临头便抱着视死如归的架式才使她变得这样呢?不管怎样，反正她此时已经不爱我了； 因为她不再关心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那么现在呢?” 我指着桌子上一盒打开的香烟对她说。
她把手一挥拒绝了。
“现在?” 她用惊奇的语调说。
“您在波兰有亲人么?”
“啊，” 她说道，， “您打算把我带回波兰去。这也是孔拉的主意?”
“孔拉死了，” 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些。
“我很遗憾，埃里克，” 她轻轻地说，就好象孔拉的死只和我有关似的。
“您一定要这样坚持去死吗?”
真诚的回答从来都既不明确、也不迅速。她思考着，眉头也皱了起来，弄得她皱纹满额，她要是能多活二十年，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我在一旁看着她在内心深处做着最后的权衡，拉撒路是在复活之后才做这种权衡的，当时也许已经晚了。在这种权衡当中人总是心事重重，他一方面畏惧，一方面厌倦，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充满勇气，一方面觉得活够了，一方面又眷恋人世，希望再吃上几顿饭，再睡上几夜觉，再看一看旭日东升的早晨。更何况那许许多多幸与不幸的往事，还会因人而异，不是把我们留在人间，便是把我们驱向死亡。
她终于说话了，没有比她的回答更恰到好处的了：
“您打算怎么处置其他人?”
我没有回答，而不同答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她站起身来，那神情就象—个人没有谈成一笔买卖，而这笔买卖是不会把他个人牵扯进去似的。
“关于您的事情，” 我也站起身来说，“您知道我会尽力而为的。除此之外，我绝不许任何愿。”
“我并没有要求您这样，” 她说。
她半转过身子，用手指在蒙着水汽的玻璃上写了些什么东西，然而又立刻抹掉了。
“您不愿意欠我任何情?”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说道，那语调分明是对这种谈话不感兴趣。我朝她走了几步，不管怎样，我还是被这个在我看来具有双重魅力的女人迷住了，因为她既是一个命在旦夕的女人，也是一个战士。如果我当时任凭感情的驱使，我相信我会含含糊糊地说出一些没完没了的情话的，而她也一定会以蔑视回绝我作为快事。可是，我们之间的话语早就被曲解得无法使用了，让我到哪儿去找话说呢?我承认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只是由于我们两人都太固执，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才使得我们谁也不相信对方的话。要是有一种真正的爱情，我们还是能够得救的，在她是从眼前的死亡中得救，在我是则从将来的痛苦中得救。然而，这种真正的爱情对于索菲来讲，她只是在那个刚刚被打死在仓库里的俄国青年农民身上遇见过。
我笨拙地把手放在她的胸口上，象是要证实她的心脏还在跳动似的。我无可奈何地重复了一句：
“我会尽自己一切可能的。”
“不要再费力了，埃里克，” 她一边说一边推开我的手，弄得我也不知道她是指我这种情人的举止，还是指我的诺言，“这对您不太合适。”
她走近桌子，拿起遗弃在站长办公桌上的铃铛摇了一下。一个士兵进来了。当她出去以后，我发现她把我那盒香烟也给卷走了。
那天晚上大概谁也没有睡好，肖邦比其他人睡得更少。大家以为我们俩是睡在站长那张又薄又硬的沙发床上，其实整整一夜，我一直看着肖邦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使他留在身后墙上的男人身影也跟着来回晃动，他那肥胖的身体在不幸的重压下变得有些支撑不住了。有那么两三次，他停在我面前，把手放在我的袖子上，然后摇摇头，便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听天由命似地重新踱起步来。他和我一样清楚，如果我们向伙伴们提出赦免这个唯一的女人，也就是说赦免这个无人不知道她投敌的女人，那么我们就会因小失大，使自己名誉扫地。肖邦叹了口气，我把身子转向墙里不去看他，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去责骂他的，不过我最同情的却也正是他。至于索菲，我一想起她就会感得厌恶，肚子里直犯恶心，不由地想说她死了才好呢。可是我又矛盾开了，觉得自己在不可避免的事情面前走投无路，就象一个囚犯在牢房里四处碰壁一样。我既不怕索菲会死，也不怕她执意要死。
我觉得一个比我强的人也许会想出什么妙计的，不过我对自己胸中无才从来也不抱任何幻想。孔拉妹妹的死会使我年时代的经历最终结束，也会使我同这个地方的最后联系全部割断。最后，我回想起了其他那些自己亲眼目睹的死刑，好象是要用那些人的死来证明处决索菲当然合理似的。我思前想后，不禁对自己说，人的价值实在微不足道，不过是引来一大堆人围着一具女人的尸体议论纷纷而已。我要是在瓦尔纳工厂的走廊里看到这样一具僵冷的尸体，也许就不会动什么感情了。
第二天早晨，肖邦先我一步来到火车站与市镇粮仓之间的那个土台上。那些俘虏被集中在一条停车线上，脸上的神情比头一天还要死气沉沉。我们那些士兵轮流看守了他们一夜，被这个额外的苦差事弄得筋疲力尽，看上去差不多也都是萎靡不振的样子。是我提出让大家等到天亮再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力救出索菲，然而我的这种努力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只是使他们所有人都跟着又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索菲坐在一堆木柴上，若有所思地将手垂放在叉开的膝盖中间，并机械地用她那厚厚的鞋跟在土地上掘着一道道印痕。她不停地吸着那些偷来的香烟，这是她心慌意乱的唯一标记，早晨的新鲜空气使她的脸庞有了一种健康人的红润气色。她那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似乎并没有发现我在场。我觉得这很正常，她要不是这样，我也许倒会吃惊得叫出声来。她毕竟太象她哥哥了，我简直觉得自己是看着孔拉死第二次呢。
在这种场合，总是由米歇尔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就象他只是在继续行使他的屠夫职责似的，在克拉托维塞的时候，每当我们偶尔有牲畜要宰杀，也是由他来操刀的。肖邦下令最后一个处死索菲，我至今仍不明白，他这样做是由于过分严厉呢，还是为了给我们当中哪个人一次保护索菲的机会。米歇尔首先拿我头一天提审过的那个小俄罗斯的农民开刀。索菲很快地向左边斜了一眼，接着便扭过头去，就象一个女人竭力不去看发生在自己身旁的猥亵行为一样。我听到四、五声枪响和脑壳崩裂的声音，觉得自己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恐惧。突然，索菲向米歇尔做了一个既不引人注目又不容人讨价还价的手势，就象一个女主人当着来宾的面向仆人下达最后一道命令似的。米歇尔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情，驼着背顺从地走上前去，他就是把自己的女主人打死也同样会是这副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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