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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解千愁——尤瑟纳尔

时间：2008-11-18 02:30:14 作者：尤瑟纳尔

作者简介：
尤瑟纳尔·玛格丽特（Yourcenar, Marguerite，1903-1987），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著名的同性恋。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为法国人，母亲为比利时人。她只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1947年，成为美国公民，但她只用法语写作。她是享有世界声誉，其境界、气度和文笔堪与荷马、歌德比美的伟大作家，近世少有之巨人。

内容简介：一战之后，十月革命爆发，一个德国贵族埃里克和一个俄国贵族孔拉深深爱恋，一起参加了白军对抗红军，在战争中，孔拉的妹妹索菲爱着埃里克，但是埃里克却拒绝了这份爱，最后，绝望的索菲投奔红军，孔拉战死，索菲被白军抓获，埃里克处决了她。多年后，埃里克用平淡的口吻谈起三个人之间的往事。这是作者的成名作，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

作者自序
《一弹解千愁》，这部以一九一四年大战和俄国革命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一九三八年写于索朗特，而其发表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九年，因此是小说所叙述的事件过了大约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小说的题材距离我们既遥远又接近，说其遥远，是因为二十年来无数大大小小的内战已经将它淹没，说其接近，是因为我们仍旧沉陷在它所描述的那种精神恐慌之中，而且比任何时候都陷得更深。这部书曾受到一件真人真事的启发，那三个人物在这里分别叫作埃里克、索菲和孔拉，几乎就是一如主要当事人的一位至交向我描绘的那样。
我曾被这段经历所感动，也希望它会使读者感动。
此外，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我以为它本身就具有悲剧风格的全部要素，因此非常适合归入法国传统故事的范围，
因为传统故事似乎总是保留着某些悲剧特征。时间的同一，地点的同一，以及高乃依有幸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所确定的危险的同一：情节仅限于两、三个人物，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比较清醒，能够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评判，末了，激情总要导致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而它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却是以比较隐晦、比较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至于背景，这个被革命和战争隔绝开来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暗淡角落，根据拉辛在《巴雅泽》序言中阐述得极好的道理，似乎也符合悲剧表演的要求，因为，它使昨天的现实在空间上向后移动，而这种移动几乎就等于时间上的远离，因此，它使索菲和埃里克的经历摆脱了那些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日常琐碎的事情。
我写这本书的意图不是要再现某个环境或某个时代，这仅仅是次要的。但是，我们所探求的心理真实与个别、特殊的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象古典主义时期的典范作家那样，有意对决定着某一事件的外部现实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我称之为克拉托维塞的那个地方，不可能仅仅是发生悲剧的大厅，那些血淋淋的内战插曲，也不可能仅仅是某个爱情故事朦朦胧胧的红色背景。这些插曲造成了那些人物身上永久绝望的情绪，没有这种情绪，他们的一举一动便无从解释。我对那个小伙子和那个姑娘的了解，仅仅来自别人对他们经历的简要概述，只有用他们的眼光看问题，他们才可能合情合理、完完全全地存在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之中。由于我所选定的题材几乎纯粹是一场激情与意志的冲突，于是我不得不查阅参谋部的地图，向其他目击者搜集具体细节，寻找旧的插图报刊，试图从中发现那些发生在一个偏僻地区边境上默默无闻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西欧所引起的微弱回声和反映。后来，有过那么两、三次，一些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参加过同样战争的人心甘情愿地跑来，自发地向我保证《一弹解千愁》与他们的记忆很相象，对于我这本书内容的任何褒奖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放心。
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并由主要人物之口说出。这是我常用的手法，因为这不仅可以排除书中作者的观点，或者至少可以排除她的评论，而且还可以描绘出一个正视自己生活的人，他尽力去回忆自己的生活，并且多多少少能够做出一些比较公正的解释。可是不要忘了，由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向一群随和，沉默的听众滔滔不绝地讲故事，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文学的俗套：在《克莱采奏呜曲》或《背德者》中，主人公都是用这种准确的细节和推论的逻辑描绘自己的，可这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忏悔通常要么残缺不全，要么罗嗦重复，要么错综复杂，要么含混不清。这些有所保留的态度，对《一弹解千愁》的主人公叙述故事当然会有好处，因为他在候车室里给同伴们讲故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听他。然而，这种俗套一旦被人接受，这类故事的作者就有权在书中描写一个完整的人，让他以其特有的语言习惯表达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让他具有或对或错的判断，以及他自己也未意识到的种种偏见，使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话犹豫不说，甚至还有遗漏忘记的地方。
但是，这种文学形式也有它的缺点，这就是它比其它任何形式都更加需要读者的合作，它使读者不得不重新矫正通过那个以“我”自称的人物所看到的人与事，就象透过水去看物体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迂回方法，对那个被看作在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人是有利的，可《一弹解千愁》却刚好相反，对叙述者不利的，恰恰是他一谈及自己就必然会变形走样。埃里克· 冯· 洛蒙这类人的想法是言不由衷的，他害怕受骗，满腹狐疑，总想对自己的某些行为加以说明，而这种说明却是最有害的，他怕惹事生非，把自己包藏在坚硬的铠甲里，而真正的硬汉于是不穿这种捞什子的，他的自尊心不断抑制着他的傲气。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天真的读者很可能会把埃里克· 冯· 洛荣看作是虐待狂，是一个佩戴军衔的畜生，而不是一个决心眼睛不眨地面对残酷回忆的人，殊不知，一个畜生恰恰不会因想到曾经使别人痛苦而有丝毫烦扰，天真的读者还会把这个人看作是一个职业排犹主义者，然而，他对犹太人的讥讽只是种族等级的陈腐观念，在这种讥讽中，他不仅流露了对那位犹太当铺老板娘的勇气的赞赏，而且还把格里戈利· 勒欧归入他死去了的朋友和对手的英雄行列。
正如大家所想到的，叙述者的自画像同他现在或过去的样子之间的差距，只有在爱与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最为突出地显示出来。埃里克似乎把孔拉· 雷瓦尔降到了次要地位，对这位他所热爱的朋友只提供了一幅相当模糊的肖像，这是因为首先，他不愿意多讲使自己触动最深的事情，其次，同那些对自己这位没有来得及崭露头角、长大成人便死去了的伙伴漠不关心的人，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也许，经验丰富的耳朵会在他涉及到自己朋友的某些话语中，分辨出一种爱之过甚才会有的故作无礼、或隐含愤怒的语调。相反地，他之所以把索菲放在首位，甚至把她的软弱和可怜的放纵行为都描画得很美，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姑娘的爱情使他洋洋自得、甚至感到宽慰，而是因为埃里克所奉行的准则使他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待这位不讨人喜欢的冤家。至于其它转弯抹角的地方，就很少是故意的了。另外，这位颇有远见的人无意间还系统而全面地谈到了人在少年时所特有的冲动和回绝：也许，他对索菲的迷恋比他自己讲的还要强烈，当然他对索菲的渴求远远超出了他的虚荣心所能容许的范围，另一方面，在这位姑娘执著的爱情面前，他的反感和抗拒比他想象的更要多，男人初次碰到可怕的爱情时几乎都是这样。
除了这段以身相许的姑娘和拒绝爱情的小伙子之间的轶事外，《一弹解千愁》的中心题目首先就是描写这个特殊的团体，描写那三个人物在缺吃少穿、大难临头的情况下命运与共的生活。埃里克与索菲尤其相象，因为他们都不妥协，并且喜欢走极端。索菲之所以会有那些失去理智的行为，主要是因为她需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贡献出来，而不是想被某人占有或博取某人的欢心。埃里克对孔拉的爱慕超出了某种肉体、甚或情感的行为，他的选择的确符合他那种苦苦修行的理想，符合他对可歌可泣的友情的幻想，是他生活观的一部分，就连他那些色情的行为也是他痛苦折磨自己的一种表现。当埃里克和索菲在本书结尾重逢时，我试图通过他们那儿句值得一说的对话指出，他们之间的亲密或相象，远远胜过肉欲激情的矛盾或政治归属的冲突，甚至胜过欲望遭挫折、虚荣心受损伤所带来的怨恨，无论他们怎样行事，那条情同手足的纽带都会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何以会有如此深重的心灵创伤得到说明。处在他们那种位置上，两个人究竟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甚至他们之间到底是相恨还是相爱，都无关宏旨。我知道，如果我补充一句，说自己决定写《一弹解千愁》的另一原因是那些人物的高贵本质，我就会与当今的风尚背道而驰。应该弄懂“高贵”这个词的意思，我用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毫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精神。我不是不知道，这本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属于特权阶级，并且是这个阶级的最后代表，因此在这里谈“高贵”会有模棱两可的危险。我们十分清楚，作为精神的高贵和作为贵族阶级的高贵，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总能吻合在一起的，它们相差甚远。此外，血缘高贵的理想尽管是人为制造出来，但它有时却会在某些人身上培养起一种独立、自豪、忠诚、无私的精神，就定义而言，这种精神就是高贵的，谁拒绝承认这些，谁就会堕入当今凡夫俗子的偏见之中。当代文学限于陈规陋习，常常拒绝把这种并没有多少社会根源的基本尊严赋予它的人物，而埃里克虽然也有偏见，可他却承认了格里戈利· 勒欧的尊严，并否定了精明的沃克玛，这位与自己是同一地位、同一阵营的人的尊严。
十分抱歉，我不得不这样强调了这些本应由其自身表现出来的东西。作为结束，我想应该提一下，《一弹解千愁》无意褒贬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国家，任何党派。我有意识地让埃里克· 德· 洛蒙有一个法国名字和法国人的祖先，也许就是为了赋予他这种绝非日尔曼人所特有的尖刻的清醒头脑，而这种作法本身所反对的，就是把这个人物解释为理想化的肖像，或者相反，把他解释为某类贵族或德国军官的漫画肖像。《一弹解千愁》的成书，正是为了它所具有的人的资料价值(如果它有的话)，而不是政治价值，因此，应该以这种方法对它进行评论。
196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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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早晨五点，阴雨绵绵。埃里克· 冯．洛蒙在比萨车站的餐厅里等候火车把他送回德国去。他在萨拉戈萨前沿受伤后，曾在一艘意大利的舰船医院上得到过治疗。虽然他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长得却很英俊，只是青年时期的残酷生活使他变得有些呆板生硬。埃里克· 冯· 洛蒙的祖先是法国人，母亲和父亲却是波罗的海人和普鲁士人，因此他面影清癯，眼睛淡蓝，身材魁梧，他高傲自大，难得有笑模样，就是走起路来也要发出咚咚的响声。现在好了，他骨折的脚上缠着绷带，再也不允许他发出这种声音了。不觉已到黄昏时分，这种时辰常常会引起多愁善感的人互吐心事，引起罪犯坦白招供，就是最最沉默寡言的人也会用故事或回忆来驱除睡意。埃里克· 冯· 洛蒙过去一直顽固地站在右派一边，他同那些在一九一四年还太年轻的青年人一样，除了冒冒风险，什么事也干不了。战后欧洲的棍乱，每个人的焦虑不安，以及既得不到满足又不愿听天由命的窘况，使得他们当兵入伍，碰碰运气，为任何胜负难分的事业效力。他曾参加过导致希特勒在中欧上台的各种活动，有人在格兰查科平原和满洲里也曾看到过他，而他在佛朗哥的指挥下打仗之前，还曾率领过一个志愿兵团在库尔兰参加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此刻，他那只受伤的脚缠裹着绷带，象个襁褓中的小孩斜放在一把椅子上，他一边讲话，一边漫不经心地揪扯着一只大金表的老式表带，这只表的样式非常糟糕，他居然有勇气把它戴在手腕上炫耀，实在令人钦佩。他的脸总是不时地抽搐，每次都使那两位同伴心惊肉跳，他有时还拍打桌子，当然不是用拳头，而是用那只套着一枚沉甸甸的纹章戒指的右手掌心，震得玻璃杯叮当作响，经常把睡在柜台后面那个脸颊丰满、头发卷曲的意大利小伙计吵醒。一个出租马车的独眼车夫，淋得象个落汤鸡，每隔十五分钟便不知趣地上前一次，撺掇他去比萨斜塔逛夜景，他不得不总是停下话头，厉声把他打发掉。一个同伴借着这次消遣解闷的机会又叫了一杯清咖啡。这时埃里克的香烟盒响了一下，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他中断了一会儿这篇实际上只是对他自己说的忏悔，拱起肩膀，俯身凑向打火机。
德国有一首民谣说：死者被很快忘记，生者亦往往如此。就说我吧，事隔十五年，我已经记不清，在立窝尼亚和库尔兰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战斗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在那个角落里发生的内战进展急遽，变幻莫测，就象一堆没有完全熄灭的火种会死灰复燃，也象一种皮肤病会突然发作。再说，每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战争，就象每个地区都有黑麦、土豆之类的土产一样。我一生当中最紧张忙乱的十个月，就是在这个偏远的县境里指挥战斗度过的，那里有许多俄语、拉脱维亚语和德语的名称，是欧洲或其它地方的报纸读者所不知道的。那里有桦树林，有湖泊，有甜菜地，有脏乱不堪的城镇，还有污秽龌龊的村子，在那里，我们有时也会得到一只猪来宰杀；几座领主的旧宅已被洗劫一空，房子外面还留着打死主人—家的子弹擦痕，一些犹太高利贷者又是渴望发财，又是害怕刺刀，在那里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军队也是官多兵少，成了四处冒险的散兵游勇，其中大都是些有所感悟的教徒，性格怪癖的狂人，赌徒，规矩人，老实善良的小伙子，以及傻瓜和酒鬼。说到残酷，那些刽子手，尤其是精于此道的拉脱维亚人，设计了一套折磨人的方法，使蒙古人的伟大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式的手施酷刑则是军官们的拿手好戏，因为他们有传奇式的白手套，而这不过是我们苦难、屈辱生活状况的某种纪念而已。要想了解人类那些穷凶极恶的疯狂行为，只要提一下让受刑的人用自己被活剥了皮的手掌打自己嘴巴就够了。我还可以举出其它更为可怕的详情，但这类故事不是使人好奇，就是使人残忍。最最凶残的例子除了使听者的感情变得更加冷酷，不会有什么好处，既然人心差不多都象石头一样冷漠无情，我看我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费劲了。当然啦，我们那些人根本就不需要杜撰，至于我自己，我常常想还是干脆死了好。残酷是有闲人的一种奢侈品，就象毒品和绸衫一样。爱情也是如此，而我所赞成的却是朴实无华的完美。
此外，一个亡命之徒(我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决定迎接什么样的危险，他往往会感到真正恨不起来。也许，我把这种完全是个人无能的情况扩大化了：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生来就最不会在同伴唤起的恨或爱中找出能够使人振奋的思想；我只满足于为自己并不信任的事业冒险。当时我对布尔什维克抱着一种来自社会等级的敌视态度，它是在那种生活并不总象今天这样混乱、复杂的年月中自发产生的。然而，白俄的不幸在我身上所引起的关切却是微乎其微的，就是欧洲的命运也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睡眠。在波罗的海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齿轮传动系统中，我能常常作个齿轮、尽量不作被辗轧的手指就心满意足厂。我的父亲在凡尔登前线给人打死了，他给我留下的全部遗产只是一枚铁十字勋章和一个至多能让我娶个美国女人的漂亮头衔，他还给我留下了几笔债务，以及一个整天念诵佛经和罗宾德拉纳特· 泰戈尔诗集度日的半疯母亲。象我这样的小伙子，还能有什么别的可做么?在这种迷失了方向的生活中，好在总还有孔拉这么一个永恒、知心的朋友，有和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是带有俄罗斯血统的波罗的海人，我是带有波罗的海和法国血统的普鲁士人，因此我们都跨了两个邻近的民族。我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对什么都无所依恋的能力，既对什么都欣赏，又对什么都蔑视，而这种能力在我身上养成后又受到了压制。但是，对于我们在精神、性格、肉体(其中包括应该称作“心脏”的那块没有得到解释的肉休)上情投意合的白发现象，还是别作什么心理学上的说明：而且我们两人的脉搏同起同落，只是他的心跳比我弱一些。他父亲的同情心在德国一方，可他却因斑疹伤寒死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个集中营里，在那里，有几千名俄国战俘在忧郁凄凉、虱蚤虫蚋之中受着煎熬。我的父亲颇为我们的贵族身分和法兰西的血统而自豪，可他的脑袋却在阿尔哥纳的一条战壕里被一个效忠法国的黑人士兵打开了花。这样多的误会使我万念俱灰，只相信自己。所幸一九一五年，我们只把战争、甚至丧事看作是放暑假，我们逃脱了作业、考试，逃脱了少年时期的一切烦恼。克拉托维塞坐落在边境上一个类似死胡同的地方，那年头战时纪律已经松弛，人与人之间的好感和家庭关系有时会使护照成为一张废纸。由于我母亲寡居普鲁士，因此尽管她是波罗的海人，并巳是雷瓦尔伯爵的表妹，她还是没有被俄国当局重新接纳，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们倒是有好长一段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年少成了我的通行证，使我可以同孔拉生活在这个偏僻田宅的深处。我被托咐给了他的姨母和园寸· 米歇尔好好照看，她姨母是一位几乎呆傻了的老姑娘，米歇尔则有着出色看门狗的本能。记得我们曾在黎明时到淡水湖或港湾的咸水里去洗澡，我们那同样大小的足迹印在沙地上，不久便被深深的海水吞没了，在干草堆里睡午觉时，我们一边漫不经心地嚼着烟丝或草茎，一边讨论时局问题，我们深信自己将来会比长辈们干得好，谁也没有料到留给我们的却只是各种各样的灾难和蠢事。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滑冰比赛，看到我们在冬天的下午玩古怪的“天使”游戏，大家挥舞着胳臂扑倒在雪地里，在地上留下许多天使翅膀一样的痕迹；在拉脱维亚农庄的正房里，我们盖着农妇们最好的羽绒被子，在沉睡中度过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夜晚，在那食品定量配给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十六岁小伙子的胃口使她们又是心疼又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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