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与战争隔绝的北方伊甸园中仍旧有许多姑娘； 要不是我对迷恋女人嗤之以鼻的话，孔拉肯定会心甘情愿地瞟在她们的花裙子上的； 孔拉这种人敏感多虑，生怕别人瞧不起，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成了情妇或朋友的笑柄,就是最心爱的东西也会引起他的怀疑。在精神方面，我们之间的区别既绝对存在又难以捉摸，就象大理石与白云石一样。孔拉的优柔寡断不仅仅是年龄问题： 他生来就象漂亮柔软的天鹅绒那样百依百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是个呆头呆脑的小贵族，就知道同庄园里的少爷小姐们追逐嬉戏，他也可能是个近卫军的年轻军官，文雅、腼腆，是个骑马好手； 他也可能是个俄国制度下逆来顺受的公务员，或者战后得时，成为柏林酒吧间里盲目追随T ．S ． 艾略特或让· 科克托的诗人。我们只是精神上有所不同： 在体格方面，我们同样身体瘦长，硬棒、柔韧，皮肤都是褐色，就连眼睛的颜色也一样。只是孔拉那头金发的颜色要淡一些，但这无关紧要。在乡下，人家把我们俩当作亲兄弟，这在那些不懂得热烈友情的人面前倒是可以应付一切； 每当我们在要澄清事实真相的激情驱使下提出异议时，他们至多把这种酷似真的一样的亲属关系疏远一层，称我们是堂兄弟。有时我夜里不去睡觉，而是取乐消遣，或者干脆一个人孤身独处，要不就是在露天咖啡馆与一些悲观失望的文化人谈天。我常常使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我肯定地告诉他们，我感受过真实可靠的幸福，这种幸福就象经久不变的金币，虽然能换一大把硬币或一沓战后马克，但它依然如故，丝毫没有贬值。我对这样一大堆往事的回忆克服了德国哲学的毛病，有助于把生死看得简单些。
我的幸福是来自孔拉还是仅仅来自我的青春，这都无所谓，因为我的青春已经和孔拉一起死掉了。时世艰难也罢，那使普拉斯科维娅姨母的脸扭曲了的可怕抽搐也罢，都没有妨碍克拉托维塞是个宁静的大天堂，没有禁忌，也没有蛇。至于那个年轻姑娘索菲，她头发蓬乱，衣带不整，无视所有的男孩子，就知道拼命读书，而那些书却是一位住在里加的小个子犹太大学生借给她的。
可是迫于时令，我必须穿过边境回到德国接受军训，否则我就会失去自己身上最本质的东西。我在教官们的眼皮底下进行训练，他们被饥饿和肠胃病弄得面黄肌瘦，一门心思只想着积攒面包券。我周围的同伴中有几个人挺可爱，他们那时就已经发出了战后那种大轰大嗡的先声。战争再打两个月，我的命早就搭在协约国的大炮在我们的队伍中炸开的缺口里了，而此时此刻，也许我已经泰然自若地与法国的土地、葡萄酒以及法国儿童将要采摘的桑椹合为一体了。但我来的正是时候，刚好赶上了我军全面崩溃，对方也胜利落空，于是伴随着停战、革命、通货膨胀的好时光开始了。当然，我破产了，并同六千万人一样感到前途渺茫。我这个年龄的人最容易感情用事，受右派理论或左派理论的骗，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些骗人的鬼话。我对你们说过，在没有任何机遇的情况下，只有人的决定因素在我身上起作用； 我的决心永远是说一不二的。当时的俄国是个正在爆裂开来的大锅炉，它向欧洲发出一股被当作．是新思想的烟雾； 克拉托维塞掩蔽着红军的一个参谋部，德国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之间的通讯联系也没有了保障，而孔拉又是那种从不写信的人。我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是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幻觉，但不管怎样，与克拉托维塞的青少年和那位老疯女人相比，我自然是见多识广，年长成熟的代表。我萌生了一种家庭责任感，甚至要把这种关切扩展到对索菲和普拉斯科维娅姨母的保护上[自由自在]。
虽然我母亲爱好和平，可她还是赞成我加入威尔茨男爵将军的志愿兵团，在爱沙尼亚和库尔兰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这位可怜的女人在这个国家里有过一些田产，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反击的威胁，而那越来越靠不住的田产收入却是她过熨衣女工或旅馆女仆生活的唯一保障。我说这些，并不是说下面的情况就不真实了； 东方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通货膨胀使她得以向她的女友们掩盖，我们早在德皇威廉二世、俄国或法国使欧洲卷入战争之前就已经破产了。女人最好还是当个身遭厄运的受难者，也不要作一个在巴黎妓院和蒙特卡洛赌场被人刮尽钱财的男人的寡妇。
我在库尔兰有几位朋友，我了解这个地方，会讲那儿的语言，甚至还能说几句当地土话。虽然我作了一切努力想尽快到达克拉托维塞，可我还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同里加之间的那几百公里的路程走完。这三个月正是潮湿、多雾的夏天，你经常可以听到犹太商人叫卖的嗡嗡声，他们从纽约赶来，为的是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买俄国移民的首饰。在这三个月里，我恪守着还比较严格的纪律，听着参谋部里的闲话，参加了没完没了的军事行动，我吸着烟草，隐隐感到焦虑，就象牙病的剧疼时时袭来一样。到第十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变得脸色苍白，但心里却很高兴，就象拉辛在一部悲剧的最初几行诗中所描写的俄瑞斯忒斯一样，因为我又看到了孔拉。他穿着一套很合身的军装，这大概是他用老姨母最后几颗钻石中的一颗买下的，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疤痕，看去好象他在漫不经心地嚼着几朵紫罗兰。他保持了孩提时的天真无邪、少女的温柔以及梦游症患者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过去他就凭着这股勇气爬到公牛的背上或在浪尖上嬉戏。晚上，他常常诌一些带有里尔克风格的歪诗消磨时光。我头一眼就看出，当我不在的时候，他的生活已经停滞不前了，而更为无情的却是，我必须承认不管表面如何，我也是如此。远离开孔拉，我的生活就象羁旅人的生活一样。他身上的一切都唤起了我的绝对信任，今后我再也不可能把这种信任转到其他人身上了。在他身旁，你会感到身心非常安宁，因为他的爽直、坦诚让人放心，再加上他的工作效率极高，你就是再忙也会感到应付裕如。他是一位理想的战友，就象他曾经是一位理想的童年伙伴一样。友谊首先是可靠，这正是它有别于爱情的地方。友谊也是对另一个人的尊重和对他的完全容纳。但愿我的这位朋友以死向我证明的，就是他对我给予他的敬意和信赖的全部报答。孔拉多才多艺，要是赶上比革命或战争稍好的环境，他一定比我更容易摆脱困境； 他的诗和他的美貌会讨人喜欢； 他可能会在保护艺术的巴黎妇女中间显身扬名，也可能在柏林那些使人堕落的环境里步入岐途。在波罗的海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机遇全在恶人一边，因此我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他： 后来清楚了，他在这里迟迟不走也都是为了我。我从他那里得知，克拉托维塞，曾被红军短期占领过，奇怪的是没有受到损害，这大概是由于有小个子犹太人格里戈利· 勒欧在的缘故，这个人过去是里加一家书店的职员，常常巴结索菲，给她推荐书看，而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军队里的中尉。克拉托维塞城堡自从被我军夺回之后，一直处于战区的中心， 随时都有受到偷袭和机枪攻击的危险。在最近的一次警报中，妇女们都躲进了地下室，可索妮娅(这样称呼索菲真俗气)却逞强，偏要跑出去遛她的狗。
我军驻扎在克拉托维塞城堡几乎与驻扎在附近的红军一样使我不安，因为它肯定会把我朋友最后的钱财全部耗尽。我开始了解到内战中一支濒于瓦解了的军队的内幕： 什么地方能够提供诱人的美酒和贞洁的姑娘，什么地方就肯定会有恶棍建立冬季宿营地。把一个地方毁了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正是那些所谓的救命恩人。我对此倒不太关· 心，对我至关重要的是克拉托维塞。于是我提请别人注意，我对地形学和当地的资源了如指掌，完全应该派个用场。经过再三犹豫，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一些人出谋、另一些人划策的帮助下，我得到了去这个地方的东南分区重新组建志愿军纵队的命令。我和孔拉领到的任务本来就够可悲的，而我们两人的处境就更加可悲。我们在一个黑沉沉的深夜来到克拉托维塞时，浑身上下已经沾满了泥浆，就连那儿的狗也认不出我们了，对着我们一个劲儿地汪汪。为了证明我的地形学知识确实可靠，我们还在距红军前哨只有几步远的沼泽地里瞠着泥水走到天亮。我们的战友离开餐桌站了起来 (当时他们正在吃饭)， 慷慨大方地叫人给我们换上了两件便袍，这是过去孔拉在最好的年代里穿的衣服，而现在我们发现上面已经添了不少污迹和雪茄烟烧的窟窿。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太激动了，这使她脸部抽搐的怪毛病变得更严重了： 她那副怪模样也许会使敌军乱了营呢。至于索菲，她已经消去了青春期的脬肿，长得很美，她那短发的式样也与她很般配。她脸色阴郁，嘴角上留下了一道酸楚的皱纹，她不再读书了，可是一到了晚上就怒气冲冲地拨弄客厅里的炭火，象易卜生笔下厌恶一切的女主人公那样嗟叹烦恼。
我扯远了，最好还是如实地描写一下我们深夜归来时的情景： 开门的是米歇尔，他上身穿了一件滑稽的仆役制服，下面套了一条当兵的裤子，手举着一盏马灯站在前厅里，因为大家早就不点枝形吊灯了。白色的大理石墙壁总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令人想起路易十五时期一幅直接刻在爱斯基摩人房屋里的白雪上的壁画。孔拉回到这所还算完好的房子，望着正扶梯的镜子上面那一大块被枪弹打中而留下的不规则的星形弹痕，望着门把手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指印，仿佛每一小块破损都使他受到侮辱似的，他进门时那种温情脉脉、深恶痛绝的表情怎么能让人忘掉呢?那两位女人深居简出，生活在二层的一间小客厅里： 孔拉的响亮嗓音使她们怀着侥幸心理来到门口，我看见楼梯的上方露出了一个金发散乱的脑袋，索菲顺着梯子扶手一滑就滑了下来，脚后还紧跟着那只尖声叫唤的小狗。她扑过来搂住哥哥的脖子，然后又搂住了我，高兴得又是笑，又是跳：
“是你吗?还有您?”
“到。”孔拉说，“不过，这可是特雷比宗德王子驾到!”
他抱着妹妹在前厅里跳了一圈华尔兹舞。哥哥刚一放开她、伸出手臂向别人跑去，她便立刻停在我的面前，脸红得象是刚刚参加完一场舞会；
“埃里克，您变化真大!”
“是吧?认一不一出一来一了。”
“那倒不是。”她摇晃着脑袋说。
“为浪迹江湖的哥哥健康干杯！”小个子弗朗兹．冯· 阿朗站在餐厅门口高声叫道，他手里拿着一杯烧酒追在年轻姑娘的后面，“试试，索菲，就喝一小滴!”
“您想拿我开玩笑么?” 姑娘做了一个嘲弄的鬼脸，猛地从这位年轻军官伸过来的胳臂下面钻了过去，消失在通往厨房的那扇半掩着的玻璃门后面，喊了一声：
“我去叫人给你们送吃的来!”
这会儿功夫，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倚在二楼梯子的扶手上，正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轻轻哭着，她感谢东正教诸神满足了她为我们做的祈祷，嗓子眼里叽叽咕咕的象是一只年老多病的斑鸠。她的房间里散发着一股蜡烛和死亡的臭味，到处都是被蜡烛熏黑了的神像，其中有一尊非常古老，那银制的眼皮里面曾经镶嵌着两颗祖母绿。在布尔什维克那次短期占领期间，一个士兵敲掉了那两颗宝石，’ 如今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只好在这位瞎眼的保护姑娘面前祈祷了。过了一会儿，米歇尔从地下室端着一盘熏鱼走了上来。孔拉空喊了一阵索菲，弗朗兹· 冯· 阿朗耸了耸肩，向我们担保她晚上不会再露面了。于是我们不去管她，自己吃起晚饭来。
第二天，我在她哥哥的房间里重新见到她，但每次她都能想办法蹈走，灵活得象只又变野了的小母猫。可是在我们刚一回来的时候，她曾在最初的兴奋之中着着实实地给了我一个唇吻，我不禁伤感地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姑娘的亲吻，惋惜父亲没有给我生一个妹妹。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把索菲当妹妹看待的。在战争的间隙中，这座城堡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只是使唤人员被裁减到只剩下一个老保姆和园丁米歇尔，另外还有一些从喀琅施塔得逃出来的俄国军官，他们就象那些前来参加一场没完没了、令人生厌的打猎比赛的宾客，挤得到处都是。有几次，我们被远处的枪声吵醒，为了消磨漫漫长夜，我们三个人便同一个死人玩起桥牌来，对这个虚设的死人，我们差不多总能安上一个新近被敌人打死的人的姓名。索菲那种抑郁心情有时也能消释，但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她摆脱她所特有的担惊受怕的慌乱心理，就象那春回大地的地方仍旧保持着冬天的严寒一样。一盏为谨慎起见而把光线集中到一起的灯，使她苍白的脸庞和双手有了光彩。索菲的年龄正好跟我相同，这本该使我有所警惕，虽然她身材丰满，可她那受过创伤的少女的外表却给我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显然，仅仅两年战争不可能把这张脸上的每一线条都变得这样执拗和悲伤。当然，正当她应该去白色舞厅跳舞的年龄，她所经受的却是枪弹的危险和听到强奸和酷刑故事时所产生的恐惧，她有时忍饥挨饿，永远焦虑不安，眼瞅着她在里加的亲戚紧贴在自己家的墙壁上被一个红军班的战士杀害，为了适应那些与她的少女梦想截然不同的场景，她所付出的努力完全会使她的眼睛痛苦地变大。但是，要么是我完全搞错了，要么索菲就不是个温柔女子： 她只不过是心地非常宽厚而已，这两种相似疾病的症状常常被人搞混。我感到，在她身上发生了某种比国家和世界动乱还要重要的东西，我终于弄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几个月来，她是与一些在酒精和接二连三的危险刺激下动不动就发火的男人杂居在一起的。有几个畜生两年前还可能是她的华尔兹舞伴，如今却急急忙忙地将隐藏在情话下面的真相告诉了她。夜晚，姑娘的房门不知被人敲打过多少次，也不知有多少条胳臂紧过她的腰，她必须拼命挣脱出来，就是把那条可怜破旧的连衣裙揉皱也在所不惜，还有她那对姑娘的乳房..。我不敢相信，我面前的这位小姑娘已经受到淫欲的凌辱，在这方面我与那些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截然不同，他们对女人是有便宜就占，而我对索尼娅的失望却给予了非常充分的肯定。一天早上，米歇尔正在园子里刨土豆，我终于从他嘴里知道了那个人所共知的秘密，不过我的伙伴们都非常通情达理，对此一直守口如瓶，使得孔拉对此一无所知。索菲被一个立陶宛的中士强奸了，这个人后来负了伤，被疏散到后方去了。他当时是喝醉了酒，第二天他来到大客厅，当着三十几个人的面跪在地上，一面装哭一面求饶，而这一幕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比头天晚上那恶劣的一刻更叫人恶心。一连几个星期，她总是想起这件事，深恐自己可能怀孕。后来，不论我同索菲有多么亲近，我从来都没有勇气暗示这个不幸的事情： 在我们之间，这是一个永远被回避、又永远存在的问题。
但奇怪的是，听过这件事以后我倒更加接近她了。当索菲非常纯洁、非常有分寸时，她只会象我母亲在柏林的女友的姑娘一样，使我隐隐感到烦恼，暗自局促不安，如今她被人玷污了，她的经历和我差不多了，于是，这段中士的插曲便奇怪地抵消了我对自己在布鲁塞尔一家妓院里那唯一的一次丑恶行为的记忆。她从可怕的痛苦之中排解出来，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可我的思想却总要回到这上面来，我后来给她造成那么多痛苦的唯一理由，也许就是我陷得太深了。我和她哥哥的到来，使她逐渐恢复了已经失去的克拉托维塞女主人的身分，在此之前，她在自己家里简直就是一个惊恐不安的女囚。她壮着胆子同意主持一天的三顿饭，实在叫人感动，就连军官们也都向她吻手致意。时间不长，她的眼睛重又放射出了那种天真的光芒，只有一颗崇高的心灵才会发出这种光芒。此后，这双会说话的眼睛又变得混蚀了，除了使我记忆犹新的那一次外，我再也没有看到它们闪耀出美妙明澈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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