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在您那个位置上试衣服的，军官先生。我毕竟不能连这也拒绝她，不过，那些衣服都不合身： 她长得太高了。
事实上，我也记得索菲十六岁的时候就高出那位瘦弱的书店职员整整一个头了。你想象一下她使劲往身上套格里戈利衣裤的那副样子，一定非常滑稽。勒欧大妈把一些乡下女人的衣服给她，可索菲却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给她找来几件穿得出去的男装，还给她提供了一个向导。
“是谁?”
“他没回来，” 犹太老婆子只回答了这么一句，
可她那皮肉松弛的两颊却开始哆嗦起来。
“看来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回来，您这个星期才没有收到您儿子的信。他们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先生，我想我也不会告诉您，”
她用一种庄严的口气说。“而且，就算我几天以前知道，那么您完全能够想到我所提供的情况现在已经过时了。”
这的确是有识之见，而且，这个肥胖女人表面上虽然被吓得战战兢兢，不能自己，可她暗地里却不乏勇气。她的两只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痉挛似地颤抖着，但是刺刀在她面前就如同在马加贝的母亲面前一样，都是无能为力的。我已拿定主意给这个女人留条活命，因为不管怎么说： 她只是卷到我和索菲的暗斗当中来了。但这丝毫也没有管用，因为几个星期之后，这位犹太老婆便被一群士兵打死了，对我来说，当时我完全可以象踩死一条毛毛虫那样将这个不幸的女人弄死。如果我面前站着的是格里戈利或是沃克玛，那我就不会那么宽容了。
“这么说，雷瓦尔小姐早就同您谈起过她的计划了?”
“没有。这是去年秋天的事，” 她一边说，边胆怯地瞟了我一眼，想搞清楚同她谈话的人是否知情。
“她后来再也没有和我讲起过。”
“好吧，” 我站起身来说，同时把格里戈利那包黑乎乎的信件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我急于离开这间屋子，因为一看见索菲那件皮袄被扔在沙发的角落里，我就象着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样感到伤心。这件皮袄一定是这个犹太老婆子索要而来作为她帮助索菲的报酬的，对此我到死也坚信不疑。
“您知道您帮助雷瓦尔小姐找人带她到敌人那里去，会有什么后果?”
“我儿子叫我伺候伯爵小姐的，” 这个接生婆对我回答，似乎不太关心新时期的新用语。“如果她能够到达我儿子那里，” 她象是情不自禁地补充了一句，那声音就象母鸡下蛋时的叫声一样自豪。“我想，我的格里戈利和她就会结婚。这也许会方便些。”
在回克拉托维塞的路上，我坐在卡车里大笑起来，笑自己竟然去关心年轻的勒欧夫人的事情。不过，任何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说不定她的尸体当时正躺在一条沟堑里或是一堆灌木丛的后面，她膝盖屈曲，头发也被泥土弄脏了，就象一只遭了偷猎者暗算的山鹑或雌野鸡一样。在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我当然希望她是同勒欧结婚了，而不是死在外面。
我将自己在利连克隆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拉。也许我需要找个人共尝这杯苦酒。很明显，索菲是一时冲动才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一个被诱奸了的姑娘或一个被抛弃了的女人，甚至会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削发为尼或堕入烟花，即便她们从中感受不到丝毫乐趣。只是由于勒欧，我才对索菲这次出走的看法有所变坏，我当时已经有相当的阅历，深知生活中的配角是无法选择的。我是妨碍索菲心中革命萌芽生长的唯一障碍，她自从摆脱情网之后，便只能一心一意投身革命了，而她少年时期读过的那些书，她从小个子格里戈利那里得到的令人振奋的友情，以及她幻想破灭后对自己成长起来的环境所抱的厌倦心理，早巳注定她会走这条道路。然而孔拉却有一种神经过敏的坏毛病，他从不承认事情的本来面目，总要加上一些不可靠的解释或揣测。我也沾染上了这种毛病，但至少我的猜想还不象他那样神乎其神，简直就是一部叙述亲身经历的小说。孔拉越是考虑索菲这次没有留下一封信，也没有同他吻别的秘密出走，就越是怀疑她的失踪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声张。克拉托维寨的漫长冬天使哥哥和妹妹成了十足的陌路人，只有同一家庭的两个成员相互之间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打我从利连克隆回来之后，索菲在孔拉的眼里就完全是一个女奸细了，我们之所以失算就是因为她在我们中间，甚至我前不久在古尔纳失败的原因也能得到解释了。
我深信索菲是个正直、勇敢的姑娘，因此那些愚蠢的指责使我同孔拉的友谊产生了裂痕。我常常发现，在那些轻易就说别人卑鄙的人身上，有着某种更加卑鄙的东西。我对孔拉的尊重因此而减少了，直到有一天我才终于明白了，对于孔拉来说，把索菲看成是电影或通俗小说中的玛塔一哈莉，也许是一种给他妹妹脸上贴金的幼稚作法，同时可以使人注意到，她那张闪着一对大得出奇的眼睛的面孔有着一种惊人的美，而他这个当哥哥的却糊里糊涂，一直没有发现。更为糟糕的是： 肖邦气得目瞪口呆，也不争议一下就接受了孔拉那种浪漫小说和侦探小说中常有的解释。肖邦非常喜爱索菲； 可她太让人失望了，他别无所能，只得将这个跑到敌人那里去的偶像唾弃。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当然是我的心灵最不纯洁，但是信任索菲的也只有我一个人，我独自对她作出判决，宣布她是无罪的，就是到死，索菲在任何法庭面前也会这样说。这是因为心地纯洁的人总是带着许多偏见看问题，而厚颜无耻的人则很可能因为肆无忌惮才变得毫无偏见。说真的，在这件事情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得大于失，我不禁象自己一生中常有的那样，对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投去知情人的默契眼光。有些人硬说命运象人一样善于在死囚的脖子上系绳扣儿，但据我所知，它更精于将那些绳索扯断。时间一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会使我们摆脱困境，永远得到解脱。
说明：
原文不分一、二、三，但因为帖子字节数限制，所以分成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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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索菲对于我们是永远被埋葬了，仿佛我从利连克隆带回来的是她被子弹穿了一个窟窿的尸体似的。她过去在我们当中的地位似乎并不重要，可她这一走却使我们感到空荡荡的。失踪的只是索菲一个人，可这却使这座没有女人的房子(普拉斯科维娅姨母顶多是个幽灵)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这是男子修道院的寂静，是坟墓里的寂静。我们这支日益减员的队伍又恢复了男人那种严厉刻苦、无所畏惧的伟大传统，人常说，时代一去不复返，可是克拉托维塞却重新变成了条顿骑士团的一个哨所，变成了佩剑骑士团的一个前方堡垒。不管怎样，每当我想起克拉托维塞，我就象想起了什么幸福的往事一样，将这段时期和我的童年时代联系在一起。欧洲把我们出卖了； 劳合· 乔治政府对苏联人投以青睐，冯· 威尔茨重新回到了德国，终于把俄国——波罗的海地区的混乱局面甩下不管了，捷尔普特谈判早就剥夺了我们这个顽强而徒劳的抵抗运动核心组织的一切合法权力，差不多认为它毫无意义。在俄国大陆的另一边，弗兰格尔取代了邓尼金，不久便签署了可悲的塞瓦斯托波尔宣言，几乎和一个人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画押一样。五月和八月在波兰前线的两次胜利攻势还没有来得及给人一点盼头，便很快在九月的停战和克里米亚半岛的连连溃败下使希望化为乌有了。..不过，我对你们简要概括的那些都是后话，就象历史一样，其实在那几个星期里，我才不管明天是死是活呢，仍旧无忧无虑地混日子。危难时可以使人心最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也可以使最好的东西显露出来。由于最坏的东西常常比最好的东西多，因此总的来讲，没有比战争的环境更叫人恶心的了。但这并不会使我变得不公正，忽视其中那些少有的伟大时刻。克拉托维塞的环境之所以没有使我沾染上下流卑鄙的毒菌，也许是因为我得天独厚，有幸同一些本质纯洁的人生活在一起。象孔拉这样生性脆弱的人只有躲到甲胄里才会感到自在。他们一旦涉足人世，被女人、事务以及浅薄的功名缠住身，便会不知不觉地腐化堕落，这总是使我想起蝴蝶花凋谢时的恶心样子，这种花颜色暗淡，形状象个矛尖，它凋谢时那种不死不活的样子，与玫瑰花枯萎时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任何卑微懦弱的情感我差不多都有过，至少我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一次，但我不能说我没有害怕心理。说到害怕心里，孔拉绝对没有产生过。
因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往往最柔弱，可他们却能悠闲自得地生活在死亡的环境中，就象生活在自己的故土上一样。人们常说这种本事只有注定夭折的结核病患者才会有； 但我有时也看到，有些注定要暴死疆场的士兵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这既是他们的美德，也是神祗的恩典。
四月三十日，我们披着金色的雾气和温暖的阳光，忧伤地舍弃了已经无法防守的克拉托维塞，舍弃了那座后来改建成苏维埃工人游戏场的凄凉园圃，以及那被毁坏了的森林，直到战争的头几年，那儿还有幸存下来的史前原牛出没呢。普拉斯科维娅姨母拒不肯离去，我们便把她甩给了一个老女佣照看。我后来得知，她在我们经受了所有那些不幸之后还一直活着。我们的后路被切断了，但我还有希望同西南方面反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会师，而且事实上，五个星期之后，我就与攻势正猛的波兰军队会合了。我打算依靠县里那些饥饿不堪的造反农民，拼死拼活也要打开一个缺口； 我的计划一点不错，但是，这些可怜的农民却无法给我们供应粮食，因为还在我们到达维特纳之前，饥饿和伤害就已经将他们的定额夺走了。
我刚才说过，战争初期的克拉托维塞只会唤起我对孔拉的记忆，而不是我的青年时代，在那种要吃没吃、要穿没穿，既艰苦又伟大的生活中，我参加过强行军，看到过垂柳的树顶浸泡在河水漫过的田野里，经历过一会儿枪声大作、一会儿又突然阒寂无声的时刻，我还犯过胃痉挛，仰望过星星在暗淡的夜空中发抖(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们发抖) ， 而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讲，也只能唤起我对孔拉的记忆，而不是战争，因为这些都是我游离于那场毫无道理的战争之外的经历。每当我想起孔拉生命的最后几天，便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伦勃朗一幅不太著名的画，那还是几年之后的一个早上，我在纽约的弗里克画廊偶然发现的，当时我心情烦闷，天上还刮着暴风雪，不然我是不会去看画展的。我觉得画中是一个身穿号衣、骨瘦如柴的人，在整个画廊中很不起眼。那个年轻人立在一匹灰白色的马上，他那感情丰富的面孔露出了一种担惊受怕的神情，在那荒芜的景象里，警觉的马儿似乎嗅出了苦难、死神和疯狂之神的来临，那神态比古老的德国版画更易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你甚至无需那些具体的描绘，便能感到它们近在眼前。……我在满洲里是个平庸之辈，而且我觉得自己在西班牙也只扮演了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这次撤退转移当中，我的领导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在那人数很少的小部队中，只有我还象个人样儿。同那些被活活吞没在苦难当中的斯拉夫人相比，我思维严谨，熟悉参谋部地图，办起事来井井有条。在诺沃格罗诺村，我们遭到一支哥萨克骑兵小分队的袭击。我，孔拉，肖邦，还有五十来个士兵，我们筑壕固守在一座墓地里，与大队人马失去了联系，当时他们驻扎在一个酷似巴掌一样的山中小村里。傍晚，敌人的最后一队人马终于消失在黑麦田里了，但孔拉的腹部却受了伤，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担心在这比他一生还要漫长的可怕瞬间，他的勇气会骤然消失，而这种勇气却往往会在那些一向战栗发抖的人身上突然出现。然而，当我终于能够亲自照料他的时候，他已经跨过了那条想象中的生死界线，对死亡已经无所畏惧了。肖邦从我们细心节省下来的绷带包中取出一包，塞进孔拉的创口里； 而对于那些不太严重的轻伤，我们则用晾干了的苔藓止血。夜色降临了： 孔拉恳求我们把灯点上，那声音微弱，固执，充满了孩子气，仿佛他最怕的是在黑暗中死去。我把一盏当地人挂在坟墓上的铁皮灯点了起来。这盏长明灯在晴朗的夜晚里很远都能看见，很可能给我们招来枪击，但是，正象你们想到的那样，我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我真不忍心看着他忍受痛苦的折磨，不止一次想到结果他的性命，我之所以没有动手，完全是因为怯懦。在那几个小时当中，我看到他的年龄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几乎都不是这个世纪的人了： 他时而象个在查理十二发动的战争中受了伤的军官，时而象个躺在坟墓上的中世纪的骑士，时而又象随便哪个要死的人，等级或时代的特征都没有了，他象个年轻的农民，也象个世世代代都出生在北方各省的船夫。我和肖邦轮流将斟满朗姆酒的杯子送到他的嘴边，并把一大群猛扑过来的蚊子从他脸上赶走。黎明时分，他死了，当时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几乎没有知觉了，嘴里边还含着我们给他灌的朗姆酒。
天渐渐亮了起来，是出发的时候了，但我却疯了似地要举行一个葬礼之类的仪式； 我可不能让人象埋一条狗似的把他葬在这个墓地中一个满目疮痍的角落里。我把肖邦留在他的身边，自己在曙色薄明之中穿过一排坟墓，脚绊着其他伤员的身体，去敲一位住在花园尽头的本堂神甫的房门。神甫是在地窖里过的夜，因为他害怕枪战随时都可能重新打起来，他吓傻了，是我用枪托把他赶出来的。他稍微安下心来，便答应了我的要求，手拿着圣经跟我走了。他刚一就位开始祷告，就立刻使人感到圣宠肯定会降临，那简短的追思祷告庄严肃穆，简直就象在大教堂的祭坛上做的一样。我奇怪地感到孔拉的在天之灵已经得到了安慰： 他死在敌人的手里，却得到了神甫的祝福，这样一种命运，就是他的列祖列宗也会首肯的，更何况他今后再也不会受苦受难了。至于我个人的惋惜，那是两码事，近二十年来，我每天都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始终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死是一种运气，恐怕将来我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
后来的事情，除了那些纯粹是战略上的详情细节外，我的记忆里便只有一片空白了。我认为，人生一世往往会有这样一些时候，他有时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有时又象没有感情的顽石一样，只知道忠于职守，疲于奔命，而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生活又象虚荣心一样虚无飘渺。夜晚，我躺在谷仓里的麻包上睡不着觉，便读起一本不成套的《雷兹回忆录》，这还是我从克拉托维塞的藏书楼里带来的。如果说，幻想破灭、希望渺茫是死人的特征，那么我躺着的这个地方与孔拉得到解脱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我非常清楚，在死人与活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差距，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性质，而且，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人对死亡的了解，同老姑娘对爱情的了解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死亡是某种晋升，那么我对孔拉这种神秘的高人一等决不持任何异议。至于索菲，我已经把她忘得一千二净了。假如一个在街上离开你的女人越走越远，她的特征就会渐渐消失，远远看去，她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过往的行人。我对索菲的激情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激情已经消失在乎庸乏味的恋情之中，只有一件往事我还依稀记得，每当我在记忆的深处重新回想起它，总要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就象看到一张非常模糊的照片或是一张记不清是哪次散步拍下的逆光照片一样。后来，这件往事就象经过酸液处理的模糊照片一样，形象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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