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想去西伯利亚，”施瓦伯格说，“谁他妈要留在那里，白茫茫的，什么都没有。”
昆尼西半睁着眼睛，眼皮抖动。他睡着了，靠着车窗，呼吸悠长。施瓦伯格抽完烟，看了看手表。已近午夜，要么留昆尼西在车上睡觉，要么把他带回家去。公寓有空房间，他也可以让昆尼西睡到自己床上。施瓦伯格盯着那张熟睡的脸庞，恶意缓缓苏醒：如果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和上司躺在一张床上，这个脆弱的同性恋会作何反应？羞愧、震惊、哭哭啼啼，还是立刻穿戴整齐逃出门去，礼拜一上班假装无事发生？他真想试一试。搬到慕尼黑后，他从未与人分享过床和枕头。
无论昆尼西的反应如何，反正吃亏的不会是自己——施瓦伯格有这份自信。在这个年纪，昆尼西依然魅力不减，虽然他本人不太能应付热情的追求者。他坐在角落，女人和男人蜂拥而至。费恩斯那白痴全然不明白他得到了怎样的一份财富，双重意义的财富。要是珍惜，美国佬就该抓紧一切假期滚回来讨好昆尼西，而不是扔下这个引人注目的家伙，让他在冬季漫长的黑夜里孤独地摆弄泡泡糖机。
施瓦伯格抖掉烟灰，轻蔑在嘴角蔓延，“傻瓜。”没比这更愚蠢的了……
他没有把昆尼西带回家。就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刻，昆尼西睁开眼睛，悚然地抓着安全带。“醒了？”施瓦伯格松了口气，同时升起些许失望，“你刚刚喝醉了。”
“抱歉，”昆尼西抬起胳膊，“我……我不太擅长饮酒。”
“你的酒量太差了。”
“对不起，请问我……我没有……”
“你大概花了五十马克买泡泡糖，”施瓦伯格冷酷地说，顺手打开车灯，“它们在你大衣口袋里。”
昆尼西快速地检查口袋，掏出一大堆塑料圆球。“真不好意思，”他脸红了，连脖子都红得发亮，“我、我不知道……”
“里面是泡泡糖？”
昆尼西指尖颤抖，啪地拧开一个圆球。球里的小玩意儿掉下去，他俯身拾起，原来是条皮筋，缠着各色绒线，还坠着样式土气的粉色蝴蝶结。“哦，就这个，”施瓦伯格嘲弄道，“还不如泡泡糖呢。”
剩下的圆球里也是些差不多的小零碎，头绳、做工粗糙的塑料汽车模型、甚至还有把小刀。“卖给小孩刀子，”施瓦伯格毫不留情地讥讽，“真棒！我还以为只有容克军官家庭才这么干……联邦德国的未来大有希望。”
“是铅笔刀。”昆尼西嗫嚅，“不是……匕首。”
“铅笔刀也是刀子，能切断铅笔，也能切断手指。”
最后好歹扭出来两个泡泡糖。施瓦伯格拿走一个扔进嘴里，斜眼看着昆尼西收拾那堆儿童玩具。“你不是在收集这个吧？”
“我外甥……就是我妹妹的儿子，他在收集。”昆尼西拿起一个塑料汽车模型，“他喜欢，我陪着他玩过几次，所以……”
“你喜欢小孩？”
“他非常聪明。”
“好好回答问题，卡尔。”
“我喜欢我外甥，喜欢我妹妹的孩子，但其他的孩子……”
“不那么喜欢？很正常。”施瓦伯格拿过一根头绳摆弄，“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你听到了，别急着否认——他有个婴儿，我不小心见过一次，丑极了。这样形容婴儿不太好，唔，尤其小巴斯蒂救过我，但实事求是是德国人的美德，我不得不沉痛地说，那个婴儿真的不漂亮。你外甥像你妹妹？哦，真幸运，他凭着外貌就能享受到足够的优待了。”
“人会变老，美丽就会消失。”昆尼西把小汽车装进口袋，“外貌美不如品德美，品德美不如技术在手——”
“于是你念大学就学了门技术专业？”施瓦伯格笑了，“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卡尔。”
“谁说不是呢。”昆尼西耸了耸肩，典型的美国式动作。
第39章 - 新年
临近圣诞节假期，人心浮动。礼拜一的下班铃在一片欢呼中响起，施瓦伯格端着茶不为所动。他准备在食堂吃了晚饭，等过了八点再回去。昆尼西磨蹭到了五点半，施瓦伯格从报表后抬起眼睛，“卡尔。”
“什么？”
“已经五点半了，今天你不需要加班。”
“您要加班吗？”
“办公室比看电视更有意思，而且加班吃晚餐是免费的——虽然只有冷面包、香肠和咖啡。你要和我一道去食堂么？”
食堂没几个人，施瓦伯格坐在固定的位置，昆尼西踟蹰地坐在对面。“土豆泥，”施瓦伯格说，“不错，微小的进步。我挺喜欢中午提供的汤，意大利人擅长做菜，这是他们唯一靠谱之处。”
昆尼西抿嘴笑了一下，用刀子将冷香肠切成均匀的薄片。“你不会在战壕里也这样干吧？”施瓦伯格懒洋洋地问道，“嗯？你这样太格格不入了，卡尔，无论军队还是工厂，但凡男人多的地方，你这样的家伙都不会受欢迎。不过，女人会喜欢你，就拿这儿来说，你在女员工中的风评好得不能再好了——你一定听说过，对不对？”
“我并不受女人欢迎，”昆尼西轻声说，“准确地说，我不受所有人的欢迎。”
“这就是胡扯了，”施瓦伯格将香肠随意切成几块，“快下雪了。”
昆尼西点点头，“圣诞节您要去国外度假？”
“不，我在家里。”施瓦伯格也耸耸肩，“哪儿也不去。我太累了，年龄不饶人。我就准备在壁炉前打发掉假期，看几本书，打打瞌睡。你呢？”
“在家。”
“你看电视吗？”
除了球赛和新闻，昆尼西很少打开电视机。但他的德国牧羊犬挺喜欢电视节目，看无聊的电视剧看得津津有味。“就像小孩子，”昆尼西总结说，“阿登和我外甥喜欢同一档儿童片。”
“等我退休了，也试着养条狗。”
“您现在也可以养。”
“不啦，没时间。我不养狗，可我也知道狗惧怕孤单，毕竟它们的祖先是群居动物 。我成天加班加到深夜，狗儿会寂寞的。”
吃过晚饭，昆尼西回到办公室。直到时钟敲过七点，他才犹豫地打破办公室的宁静，“冯·施瓦伯格先生——”
“阿历克斯。”
“您要回家吗？”
“不。”
“您可以……”
昆尼西今天开了他那辆2000款轿车，车身一尘不染。施瓦伯格抄着手，看着昆尼西拿出两瓶红酒，“礼拜五是您的生日。”他脸红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很抱歉。这是……”
施瓦伯格接过那两瓶法国酒，“其实礼拜五不是我生日。”
昆尼西睁大了眼睛，又是那个可爱的、漂亮的表情。“不过也差不多，就当是圣诞礼物好了。”施瓦伯格笑道，“我就不客气了，谢谢。”
红酒令施瓦伯格心情大好。包装精致的红酒还付了张卡片，漂亮的花体字母写着“生日快乐”。“不错，”施瓦伯格喝了些香槟，躺在沙发上，对着灯光研究那张生日卡，“真是甜蜜。”
他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被那同性恋“勾引”了。收礼物的感觉不坏，更何况送礼物的是位标准的雅利安美人儿。“宁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施瓦伯格哼唱，“黑暗中……”
黑暗中，阿廖沙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忽远忽近。他觉得很热，眼前闪着点点亮光。他被压在山下，坚硬的山脉挤压他的肋骨，令他无法呼吸。他叫不出声，嘴被紧紧捂住。最后，他失去了知觉。
伊万诺夫没能在冬季来临前结成婚，倒是乌里扬诺夫手脚麻利，得意洋洋地宣布他搞大了那寡妇的肚子。怀孕的寡妇来过几回，给新任丈夫送换洗的衣服。那女人也就三十来岁，长相清秀，嘴唇上方干干净净，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胡子。怀孕让寡妇容光焕发。乌里扬诺夫说他“捡到了宝贝”，要不是战争，他连女人的手都摸不到。“男人太少了，”这兽医赌咒发誓戒酒，接着就不停地数落伊万诺夫，“我说，你这个笨蛋！阿里克，你是个白痴！满街都是姑娘和寡妇，你到现在也没弄到一个……”
“我要娶最漂亮的女护士。”
“扯淡！你他妈成天窝在这个破矿场，阴着脸，好像输掉了裤子！再温柔的女护士也被你吓跑了！”
伊万诺夫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不再吹口琴，也不再唱歌。他坐在角落，耷拉着眉毛和眼睛抽烟。阿廖沙编织毛线，给书架上的套娃做了好几套衣服。他能感受到伊万诺夫冰冷的视线。
春天来了，冰面碎裂的轰鸣震动玻璃。日照没有改善伊万诺夫的心情，他依旧在夜里捂着阿廖沙的嘴——有时卡住他的脖子——泄愤似的操他。阿廖沙脖子上的淤青久久不退。这天，弗兰茨·费舍尔，矿上新任的调度员来到办公室交表格，他是德国战俘中学历最高的一个，参军前毕业于洪堡大学，本来在银行里工作。
“您的脖子……”费舍尔说，用德语，“您受伤了。”
“没事。”阿廖沙冲费舍尔笑了笑，也用了德语，“谢谢。”
他接过那份表格，正要核对，就在这时，伊万诺夫突然冲了出来，抬手就是重重的一耳光。阿廖沙抓着表格倒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从眩晕中找回神智。费舍尔吓坏了，伸出手，可能是打算扶他起来。“你敢！”伊万诺夫咆哮，“你他妈敢碰他一下！”
他掏出手枪，冲着费舍尔比划。几个人人拉住了伊万诺夫，费舍尔趁机逃走了。阿廖沙扶着椅子站起来，接着又挨了一巴掌。血顺着鼻子往下淌，他用棉袄袖子捂住。“老子不打你，你他娘的就得寸进尺了！”伊万诺夫两眼通红，眼角亮晶晶的，“挨操的婊子，混蛋纳粹……法西斯魔鬼，魔鬼！你怎么不去死！你为什么不去死！”
第40章 - 伤疤
这年春天，挨打再度成了家常便饭。拳脚和辱骂来得毫无理由，伊万诺夫就是想打人而已。他不允许阿廖沙剪头发，留长的头发成了趁手的工具，他薅住那把干柴似的头发，拖着阿廖沙下楼，当着战俘和苏联看守的面，在院子中间狠狠打他。有一次打得太厉害了，阿廖沙晕死过去。醒来时，他听见乌里扬诺夫在劝说伊万诺夫，让他换种“处理方式”。
“你要是烦了他，就让他滚回那边住着。”“那边”指的是战俘居住的营房，说是营房，就是以前的旧仓库。“那边空出来许多床铺，以后会更多。白天他就过来算算账，干干会计的活。吃饭睡觉就和那群德国佬在一起……”
“不行。”伊万诺夫闷声闷气地拒绝，“他坏透了，他会鼓动德国佬闹事情。”
“他又不是啥大人物，德国佬才不会听他的！都这时候了……谁会那么傻？”
伊万诺夫留阿廖沙在身边，打起来方便又趁手。从春到夏，阿廖沙身上的瘀伤就没消退过。他吃不下东西，骨瘦如柴。穿过院子去厨房时，老女人玛莎双手抓住围裙，浑浊的绿眼睛一动不动。
“你可以……”玛莎嘟囔，“你可以走。”
阿廖沙看了眼玛莎，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苍老得像根融化的蜡烛。走？说得容易。他没有回答，提着土豆离开了。没过多久，五月初的一天，阿廖沙终于明白了玛莎的意思。一个通知传下来，费舍尔和几个战俘被点了名——他们“赎清了罪过”，位列释放名单之上，很快就可以回国了。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活着离开这个矿场，离开西伯利亚，离开苏联，回到美丽的故乡，回到亲人的怀抱……阿廖沙在楼上，透过玻璃木然地望向排成一列的幸运儿。这几个归乡的战俘全是国防军普通士兵，像他这样的党卫军军官，又是东线出了名的恶棍，背着死缓的判决，估计要到在这个不毛之地蹉跎到死亡降临的那天。费舍尔临行前偷着来找过阿廖沙，问他有没有信件捎回去。阿廖沙在这天清晨刚挨了几个巴掌，半边脸高高肿起，“不需要，”他含混地说，“谢谢您。”
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这是被俘的第八个年头，只收到过一封来自同学的信。隔天，费舍尔一行人爬上卡车离开了，包括那个和村里寡妇不清不楚的汉斯·施密特。那女人包着头巾，站在人群里哭得十分可怜。下贱东西，背叛民族和丈夫，管不住性欲的结果就是被抛弃。阿廖沙甚至为此感到一阵幸灾乐祸，但紧接着他就无力地坐了回去。他望着蓝天，天空一碧如洗，连朵云彩都没有。空虚包围了他，他的心脏和胃一样空空荡荡。
费舍尔走后，调度换成了一个寡言的鞑靼人穆哈诺夫。穆哈诺夫很少发出声音，阿廖沙一度以为他是个哑巴。送别的喧闹过后，院子重新安静下来。阿廖沙坐在阳光下整理文件、计算数字、编织毛线，学穆哈诺夫那样紧紧闭上嘴巴，就算挨打也忍着一声不吭。沉默取得了一定效果，也许是打起来没意思，伊万诺夫在六月渐渐停下挥舞拳头。愤怒似乎沉寂下来，他有时坐在那张宽大的椅子里吸烟，有时躺在床上。乌里扬诺夫的寡妇生了个男孩，醉鬼医生搬到了村里。没了他酒气冲天的叫喊，诡异的静谧占据了整个矿场，风声猎猎，天地静得犹如坟墓。
其实，伊万诺夫只是压抑着自己。事后，阿廖沙回忆起那些奇怪的下午，阳光、风、一言不发的俄国人，才恍然大悟。伊万诺夫就像一座火山，岩浆的暗流在岩石下激烈地涌动，直到七月的一个中午，火山彻底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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