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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南一眼也不看她丈夫，低头对小尧说：“这个不是破竹筒子，是你的电话筒，还是望远镜，还是小鹿角——你看，这样像不像小鹿角？”她把竹筒抵着孩子的头，小尧不喜欢，从他母亲手里抢回竹筒，一路喊着“望远镜，破竹筒子，望远镜，破竹筒子……”径自跑开了。
少南站起来道：“不要紧，我去看着他。”跟着孩子到花园里，新近剪过的矮冬青修成蘑菇形状，底下摆着许多不大认识的盆栽，红红粉粉，开着一整院子的小花，像蛋糕上的奶油和红绿丝。小尧用“望远镜”看他，少南笑道：“你冷不冷？”小尧道：“不冷。”少南道：“这么多人，你还记得我是谁嘛？你叫我什么？”小尧道：“叫舅舅。”少南又问：“舅舅是什么人？”小尧答不出来，把自己拧成个麻花，笑了。
少南道：“走，我们回去，天黑了。”冬天日落得很早，最后一点稀疏的阳光笼着寒冷的空气，小尧忽然仰头道：“月亮盖着毛毯呢。”少南先以为自己听错了，孩子又重复了一遍，才看见洋房的尖角屋顶上那片薄薄的月，给丝绵似的云雾遮住了一半。小尧又继续道：“没有星星……星星在月亮肚子里，月亮在生小宝宝吗？”少南听了，感到相当的震撼。
秀南早就跟着出来了，站在身后幽幽地说：“小尧聪明是聪明，就不知道像谁。”少南道：“难道不是像你？”秀南微笑了一下，少南看见她眼睛里复杂的惆怅的神气，笑道：“那么像舅舅，好吧？”小尧扑到他母亲身上又扭又蹭，秀南把孩子裹进斗篷里，怜爱地俯身去吻他的额头。
少南觉得十分难过，他还记得她怀着孕的时候就已经后悔和彼德宋订婚，这不幸婚姻的产物，她明知道他是绑着她的枷锁，但又忍不住在某些时候真心实意地爱他。
孩子又跑走了，秀南道：“你和小孩子倒是玩得到一块。”少南哂笑两声，知道下一句就该说到自己。后来他父亲绝口不提他同男人睡觉了，仿佛压根没有那么一桩事，但常常见缝插针催他赶快结婚，起初他以为是自己没有说明白，渐渐才意识到鼎钧在回避——不提、不骂，假装他们还是个正常家庭。
“好好好，”他笑着，“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
他姐姐笑了，把身上那件一口钟拢得严丝合缝，“那倒不是，你交什么朋友都和我没有关系，你的婚事我也不感兴趣。”
“真的？你从前可不是这样。”
“那是从前，”秀南说，“从前我老觉得别人的婚姻还有拯救的可能，现在——”她笑了两声以示讽刺，“你们随便。”
小尧玩腻了竹筒，又“噔噔噔”跑回客厅去。少南压低声音问：“你们……还是那样？”
“我就用妈当年那套对付他——随便怎么玩，不许带回家里来。他还算清楚，只嫖，不当真娶姨奶奶，人家说他喜新厌旧，其实还不是怕花钱！”
“嗳，现在谁都要省着用。”
“爸爸不去小公馆了？”
“一样，带回家来反倒开销小些，不过添两双筷子。当真请一位女看护，又花钱，还怕人家吃不了这份苦。”
他看见秀南脸上鄙夷的神气。他姐姐从没跟他讨论过这突然冒出来的弟弟，看着小尧，再想到他们的父亲竟也有个差不多大的儿子，大概总有点恶心。“眼不见为净好，”他朝洋房里一努嘴，“成天在你眼前晃，谁知道借什么由头就吵架，还不如当没这个人。”
秀南道：“他以为自己讨了个旧式老婆，王宝钏似的等着他么？现在这世道，不会的呀！他可以去玩舞女，喝花酒，难道我就没机会认识别的男人啦？说真的，不在乎也就无所谓了！”
少南心里震了一震，连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自己也压低喉咙，“就是那个穷跑龙套的……什么电影明星章金铭？我跟你讲，你不要跟着梨娜她们发疯，外国女人的贞操观念本来和中国人两样的，你吃西方的亏还没吃够？”
他姐姐不做声，他又道：“你千万别认真起来要怎么。我是男人，我不要太清楚他们那种骗子……”
秀南听他那口气，便不耐烦地瞥了一眼，道：“不用你告诉我，现在这个社会谁不是要钱。”少南道：“那么你哪来的钱？”秀南板着脸孔道：“反正我没有用他们宋家一只银元。”少南顿了顿，骇然地道：“难不成你把压箱底也贴给他了？嗯？就是那么一个人？”
秀南恨恨地道：“你滚！你又是我什么人？你管我怎么花我自己的钱！”
太阳已经彻底地落下去，青绿色的天幕在城堡似的洋房背后挂了起来，路灯隔着栅栏门照在水门汀道上，把冬青树连着门前的一溜汽车全部关进笼子里。他偏过头看着秀南，不认识她似的，那张涂了许多脂粉的白脸被疲倦的皱纹切成好几块，嘴唇上的口红是一种干枯的暗红色，在夜里异常醒目。少南不知怎么，眼泪忽然就滚下来了。
第五十七章 难民
亲戚借给谢太太一间破顶的瓦房，当中拿一张洗得发毛的蓝布白花旧被面拦开，两角吊起横贯屋子，权作四口人的避难所。
“万一有日本人打进来，叫你们姑娘拼命往尽东头跑——有条河。”
亲戚是个黑黝黝的小老头，面孔萎缩成一颗红枣，尤其嘴巴从四周往里收，没有眼眶的眼睛又圆又小，恳切地笑着。他一走，谢太太立刻摆出一副嘲讽的神气。
“乡下人滑稽伐？当上海也跟他们似的，还吃殉节那一套！什么年代了？”
当然是因为人家先宣赞殉节，才特地对立起来批判一番，她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太太小姐，理所应当要在精神上有藐视别人的资本。
战争已经打到相当惨烈的地步。滁州也是沦陷区，他们这里侥幸没开过火，但物价已经贵得离谱。日本人一来，先把大成面粉厂的存粮搜刮去充军，市面上一概买不着面粉大米。也有托关系弄的，关起门来偷偷熬稀粥，薄得结不出皮子，里面煮着碎碎的野菜梗，喝完咂着嘴回味那点米油的滋味，意犹未尽似的往床上一蜷。现在大家轻易都不出门。
但十几岁的孩子饿起来是不分昼夜的。碧娴不上学了，跟着母亲和姐姐替人打毛线，天热了穿不到毛线衣，就改成做鞋，那种青黑色的男人的布鞋，大船似的，一双双排列在窗根底下。碧娴越长大越不爱说话，屋子里往往就只有拉麻线的“唰唰”声，但每次她怯生生叫“妈”，谢太太就忍不住一怵，下一句多半是“我饿”。
“再这样下去要养不起你唻，小姐。”
她们想了个法子省菜钱，一天只吃两顿，早上那顿屏到中午。隔壁住着一位陈师母，热心地教她们如何填饱肚子——把红薯磨成粉，掺上玉米面可以多吃几顿。碧媛去陈家学习回来，跟她母亲转述该掺几碗玉米面、野菜怎么晒，说着说着就哭，在上海再怎么穷，也没有到过这个地步。
“陈师母问我做鞋给谁穿，”碧媛又道，“大概上回她来借火钳子看见了。”
“你告诉她了？”她母亲立刻警觉起来。
“我说给哥哥穿。”
“戆伐！”谢太太把手里纳着的一只鞋底摔在地下，“你哥哥一个人穿得了那么多鞋？撒谎也不会撒。现在谁不拼了命地搂钱？人家多精明哇，知道我不愿意告诉，故意说要教你，就是骗你去套话。你还傻呢，三两句就给人家哄了。你哭，人家笑也笑死了，你哭有什么用！”
碧媛闯了祸，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无措。到晚上，她母亲又向书卿告状，“你妹妹脑子里每天不晓得想些什么，真是有点傻。”
过了几天，陈家的女人们手里也都纳着一双青黑色的布鞋了，公然在家门口做，逢人就张罗：“大家一道做，多少赚一点小菜钱。”谢太太由此对陈师母感到加倍气愤。陈师母再同她扯家常的时候，谢太太的脸就茫然地转到另一边，假装没听到，把话题轻轻地岔了开去，问碧媛，洗的帐子收了没有？她们说的是上海话，陈师母听不懂，但也听懂了。
到了夏天，谢太太身上开始浮肿，豆腐一样灰白的皮肤鼓胀起来，一按一个坑，像雨水泡过的泥墙。有天晚上剩下半碗小米粥，谢太太舍不得丢，留到第二天早上再吃，不料就害了痢疾。谢太太发着热，躺在床上盯着那蓝底白花被面充作的帘子，嘟囔的声气十分虚弱，但仍旧有着相当的攻击性：“蛮好，我死了你们轻松，也不要送殡，近处随便哪里一埋就好了，厨房里的东西用坏了不也是往垃圾桶里一丢？”
书卿对碧媛说，这样不行，天天吃这些东西度日，好好的人怎么不生毛病呢。便要到黑市上买米粮和罐头。他来了滁州以后，勉强在一间工厂里找到个记账的事，但薪水完全不够这么多人用。这一天书卿默然地转到帘子另一边，自己睡觉的那面，打开藤箱，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翻出最下面折着的一件衬衫出门去了。
那件衬衫是少南的，他穿其实是窄了一些，所以一直收在那，过了这么久，衬衫上的香水早就散了，却熏上了很重的樟脑气味，仿佛和少南的那些事已经是压箱底的历史，上辈子的事，早就腐朽了。从当铺出来，他立刻拿钱去换了小半袋米、一听火腿罐头和一棵白菜，抱着食物站在街上，浴着火辣辣的太阳，感到恍如隔世的寂寥。
因为不敢多请假，书卿把东西搁下就又匆匆赶回工厂去了，碧媛碧娴姐妹一个去请医生，一个出去找事做，书卿就去隔壁拜托陈师母来帮忙烧一点粥，人家倒也没有表露出拒绝的意思。
所幸谢太太的痢疾并不十分沉重，过了四五天便病愈了。一有力气骂人，她第一个就是心疼大米和罐头，“你们没一个会过日子的，非要买这样贵的东西，罐头是什么价钿，我们家配吃这种洋货？”她趿着鞋，蹲到垃圾桶跟前翻空罐头瓶子，因为洋铁可以卖给收旧货的，翻了几下，忽然跳起来，冲到门前指着陈家高声喝骂：
“不是你花钱买的，就可以随便挥霍啦？你摸摸良心，这种事情是人做的？闯到别人家里败人家的钞票！早知道有些人没安好心，不要脸！”
书卿没听明白，问碧媛：“妈说的什么？”
碧媛冷眼看了她母亲一会儿，淡淡地道：“谁知道，她多半嫌陈师母择白菜叶子太浪费，把蔫了一点的也扔掉了。”
“你知道她计较这个还不捡回来。”
“嘁，”碧媛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露出一副嘲讽的神气，“我饿死也不会捡泔水。”
碧媛掉过脸，一径从她母亲身边挤过去，头也不回地出门了。现在她很少同书卿说话，自从知道他和少南搞同性恋爱，她对他一直有一种鄙夷的恨意。
这天碧媛出去有很久没回来。过了七点钟，天已黑透了，书卿坐在他那张临时搭起来的小铁床上，听见帘子背后他母亲唉声叹气。
“她自己寻死谁拦得住，反正我不管了！”
“妈不要这样讲，或许是迷路。”
“迷路……外面到处都在杀人，连你每天去做事，我在家里也提心吊胆的，不要说她一个女孩子。你妹妹哦，一点也不晓得自重。她们说城里好几户人家的姑娘走在路上被日本人掳去了，再也没回来，这事你知道嚒？”
他不作响，谢太太又低声道：“她们说，都是十几岁的小囡，一辆汽车拉到军营里，分给大兵做老婆。”
书卿走过去把窗关上了，又划燃火柴点了一截蜡烛。蜡烛插在一只旧酱油瓶子上，瓶口太窄，但厚厚地凝结着许多流下的烛泪，一层叠着一层，那最后一小段残剩的红蜡，抖索着火苗和青烟，毕毕剥剥地哭着。碧娴坐在一张小杌子上剥豆子，剪到下颌的头发挂下来挡住了脸，营养不良的身体弯得很低，几乎要扎进竹簸箕里，烛火罩着她，影子在地上剧烈地跳动。
“你不要胡思乱想，”他背对着他母亲，“何苦咒她，自己一家人。”
书卿刚把酱油瓶搁在五斗橱上，碧媛回来了。谢太太立刻把两只小脚搠进鞋里，风风火火地冲过去就要给她一个耳光，但她的巴掌并没有落下来。门一开，后面又跟进一个人，是个人力车夫。
“太太，对不住。”借着蜡烛，那年轻的车夫一张方圆脸，汗腻的头发有几绺粘在额上，皮肤黑红，眼睛非常小，乍一看几乎没有白眼珠。“虞小姐本来早可以回来了，我跑错路，耽搁到这时候。”
书卿不便说什么，只问车夫该给多少钱。对方连连摆手说不要，掉过身去捡起他那辆脏兮兮的人力车，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向着房门道：“虞小姐，我就先走了。”
谢太太把门一摔，“你们认得的？”碧媛把脸梗到另一侧去，咕哝道：“谁要认得他，一个拉车的。”谢太太冷笑：“不认得也认得了，早知道带你到乡下来丢人现眼，还不如当时叫婆家接过去算了！你自己拎拎清爽，你是定过亲的人了，真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给我多活几年好不好？”碧媛气得满脸通红，但也许是被那血淋淋的蜡烛映的。
过了两天，那人力车夫突然登门了，提了一包黑豆，一包白糖，放下要就走。谢太太大吃一惊，因为一打起仗来白糖短缺，她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看在白糖的面子上，谢太太让车夫进来坐一坐，一方面也是盘问他的来路。这车夫姓崔，名叫阿金，是滁州本地人，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在一家大户里做帮佣。阿金颇念过几年私塾，老子死了，也就不读了，帮人做点短工，后来又攒钱弄了辆人力车拉着。这白糖就是他拉车挣的——那天有个日本军官坐他的车，阿金吓得要死，又听不懂日本话，军官握着一根棍子，打他右肩他就往右，打他左肩他就往左。等到了地方，日本人往军装口袋里掏了半天，阿金以为这下一定要掏枪打死他，不料却是包白糖丢在他怀里。
谢太太起初不大想收，就是日本人害她们躲到乡下来，还差一点被炸弹炸死了，按理说是有无尽的仇恨，但那两包东西搁在桌上，仿佛有种魔力压着她似的，令她忍不住总是看它。这会儿她觉着这崔阿金顺眼了许多，仔细看看眼白也不是没有，大概上回是天黑的缘故。后来阿金走了，谢太太叫碧娴去陈师母家里把碧媛找回来。碧媛进门看见那两包礼物，突然明白过来，抓起来就要往外丢。她母亲赶忙跳起来抢救这得来不易的食物，撕扯间，一只纸包破了，黑豆劈里啪啦地落下来滚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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