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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的北京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嘴角流出绿色的汁液，听说是自己消化自身脏器后的苦水。
消息悄悄传着，肯尼迪说要援助，出于人道主义，不带政治条件，只要我们开口。我们的外交官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中国不需要施舍，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爸那日听到广播说，此乃国格，此乃骨气！叫我把外交官的话抄录百遍，多多加以学习。
也就在同一天，爸将家里全部的积蓄换成了粮食，一分不剩地捐到了部队上。
他的理由很简单。战士们定量本来就少，每天还要出操训练，饿着肚子怎么扛枪？那段时间，营房里来探亲的家属忽然多了起来。起初是三三两两，后来便成群结队。拖家带口，七八口子，幼子在怀，花甲古稀的老人，一住下便不愿离开。爸说，谁家没亲戚？你看着战友的老娘饿得走不动道，你好意思自己吃饱饭吗？爸这一生，最信赖的，便是组织，是集体。
他把家里能吃的都捐了，米、面、油，包括那点存着过年的花生。
家里没了一颗粮，我们吃过什么，你大概想象不出来。一开始吃玉米芯子磨出来的锯末子，木屑子，后来报纸上说小球藻有营养，做成糕点清香可口。小球藻是什么？就是池塘里的绿沫子，从臭水沟捞起来晒干了吃。
妈饿得全身浮肿，指头一按下去一个坑，连鞋都穿不进，像个充满了水的皮囊，稍微动一下晃荡得厉害。
弟弟整夜整夜地哭，脸是蜡黄的，肚子却胀得像只小鼓。
我们四个一天只喝一碗稀粥，清楚得照出我们四个。
那天，警卫员小宋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小袋小米，水刚烧开，爸回来了。
爸刚从基层连队视察回来，在阵地上亲眼看到几个新兵饿晕在战壕里。
妈想用手护一下锅沿，可她的手还没伸到，爸已一把夺过米袋，倒进了军部的大锅里，变成了几千几万个碗里，再也尝不出味道的、微渺的一份。
那时候我也小，十二三岁，天天在床上躺着，减少消耗。可闭上眼，我就想到弟弟那个样子。
半夜，我找到警卫员小宋。
小宋是这一片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把自己运作到我爸手下的。爸不喜这类钻营，一直不太待见他。小宋常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看出他二人相看两厌。
我央求他带我去粮站四周转转，哪怕能捡点漏下的麦粒。
他闻言变色，只说我这是要他的性命。1号首长的脾气你不知道？那是违反军纪！知道了，首长除了革了他的职，搞不好还要革了他的命。他要去向父亲报告我的思想问题。
我默然回到厨房，从柴火堆里拖出了那个沉甸甸的长条布包。
那是一把日本武士刀，爸的战利品。
我把它偷出来，我原计划着天光一亮，就拿到当铺死当，换几口救命的粮。
我说，我爸会不会处置你，是将来的事。可你不带我去，我现在就能让你活不过今夜。
在生存面前，忠诚是脆弱的。小宋最终屈服了，不是因为我的力气比他大，更非全因我将他吓坏。这二者的贡献着实不大。主要是他也饿，好几次我看到他站岗的时候吞口水，抠墙上的石灰吃。
我们避开了巡逻队，潜行到货运站旁的枯草堆里，伏下身。
我看到了毕生难忘的景象。
一列列货车上，车皮敞开着，白花花的大米、金灿灿的麦粒，何异金山银山。
我听见负责押运的干部在训斥搬运工。
手脚放轻！这批特级米是运去阿尔巴尼亚的！那边的面粉，是支援非洲兄弟的！撒破一个口子，就是外交事故！
不是说自然灾害吗？不是说苏联逼债逼得我们揭不开锅吗？
学校里的老师含着泪告诉我们勒紧裤带，共克时艰，争一口气。
我信了。我想，那时许多含冤饿死的人，大概也是信着这句话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欠债的债主没拿走粮食，我们的骨肉同胞在啃树皮嚼观音土，而粮食却被装上火车，送给那些我们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国？
小宋告诉我，援助给阿尔巴尼亚的钢材，多到他们用不完，拿去做了路灯杆，甚至用来给他们的领袖修纪念碑，哪怕留下来打几口锅也好啊。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就叫作政治经济学。他总结道。
只剩一把骨头的农民，他们就那样木讷地蹲在墙根下，眼巴巴地闻着粮站里的米香，偶尔有人倒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
我那时便想，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上最好的人民。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越过那一条无形的红线。
或许，从那天起，你的姐姐便已自绝于中国人民了。
夜更深了。
为了做贼我蓄谋已久，将妈压箱底的绝活学了个十足十。
妈在文工团早年为了排演那些宣传剧，跟苏联专家学过特型化妆术。那种面具在今天看粗糙得很，不过是用胶水、棉花和蜡做的，但在那个路灯都稀罕，只有月光拂地的年代，足够了。我将自己涂抹成一个男兵的模样（事后思量，这伪装实属多余，饿到最后男女早已变得一个形状）。
借着守卫换岗的间隙，我溜了进去，摸到一垛高耸的麻袋前，匕首割开一条口子，白花花的大米好像大漠里的流沙一样，又像森林里的瀑布带着凉意涌了出来。生的，硬的，我嚼得满嘴是血也舍不得吐。
就在我将米往怀里那个布兜里塞时，几个端着枪的守库士兵冲了上来。
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起他们将我按在那麻袋上摩擦脸颊的刺痛感觉。那一刻，我唯一庆幸的是脸上贴着的假皮。只要我不开口，就没人会知道这狼狈的窃米贼，竟会是项戎山的女儿。
但那层蜡，被我滚烫的脸渐渐融化，正在我的脸上发痒。
它痒丝丝地剥落的同时，我一股委屈猛地顶了上来。我想起我那位好友，她的父职衔尚且不及爸爸，凭什么她能餐餐五荤八素，而我连行使偷一把米的特权都没有？
我破罐破摔喊出了那句我以为是免死金牌的话，我是项元帅的女儿！我爸是项戎山！
领头的排长走过来，用手电筒晃着我的眼睛，将军的女儿？哪个将军家里不是粮山米海，用得着来偷？你说你是，你就是了？
我警卫员能证明！小宋！小宋你出来！你告诉他们我的堂堂大名！
远处，草丛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小宋跑了，我孤证不立。
现行□□盗窃犯。绑起来，送保卫科！
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了。
那是英语，那会儿听到这种语言简直比听到鬼叫还稀奇。
来者是一个跟着考察团来的美国人，可能只是个记者。那个年代，外国记者四个字有一种奇怪的份量。
他看着我满嘴生米的样，没笑话我，而是说，她还是个孩子。她只是饿了。上帝会原谅饥饿的人。
干部见了外宾连声道歉，不仅没抓我，还赔着小心，塞给我两个罐头作为“压惊”。
我将罐头狠狠砸在地上，掷地有声：这是你们给外国人吃的，我是中国人，我可吃不起！
我像个打了胜仗的公鸡，一路趾高气扬地跑回了家。
推开家门的瞬间，我所有的胜利灰飞烟灭。弟弟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妈正用小勺给他喂水，清水却顺着他的嘴角不断流下来。我不敢上前，因为我清楚地看到，死神已经坐在了床边，那里没有我的位置。
那一整个漫长的后半夜，我满脑子都是那两个被我砸在地上的罐头。
天还没亮，我又去了粮仓。
那位干部仍在指挥搬运，灯火通明，人影幢幢。我冲过去，抓住他的袖子，让他把昨天那两个罐头还给我。
昨日给你脸面你不要，今日倒想起乞食了？他命我速速滚开。四周的搬运工人俱都停下手里的活计，看着好戏。
就在这难堪的境地，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那位美国人走近，俯下身来平视着我，他说知道我会来。指了指旁边用油布盖着的一堆物资，他已经准备好了面粉，大米，还有适合奶粉、巧克力，以及新鲜的蔬菜。
他说，他叫杰斐逊。
我的眼中只见到一条帝国主义的豺狼。百年前的清廷，就是被这样迷了心窍，几块银圆几船糙米，便换去了满山的矿产，套取了海关税权，直至国门洞开。
我也自我介绍，我说我是项戎山的女儿，不是李鸿章的女儿！
我腰间拖着那把还没来得及去当掉、带着壮胆的日本刀。
我说，那个只要洋人架起几门大炮就能让中国低头的日子，彻底一去不复返了。要我收下你的施舍，绝无可能！除非——我们决胜负，定生死！
我从鲁迅先生的杂文集里，学到过一个舶来词。
费厄泼赖。
我锵然拔出了刀，直指着他，既然你自诩文明！那就费厄泼赖！我若赢了，这些东西便是我的战利品！我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我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你若赢了，便将我的刀收去，让我空手而归！
杰斐逊从地上拾起一根细长的木条，语气沉静地告知我：乐意之至，在他的国家，他也是个击剑手。
我没想到这日本刀一旦发威，竟然如此生猛。好几次我的胳膊快要脱臼了，就像我的手中攥不住一只吱吱乱叫的飞鸟。而他轻盈地用木条拨开我的刀锋。最后露出了一个刻意的破绽，我的刀架上了他的脖子。
我赢了。可是碰到罐头冷冰冰的铁皮的那一刻，我想起，美国人在朝鲜的战场上，曾残忍地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志愿军将士。
我不需要！我竭力模仿着想象广播里那位外交官的风范，你的伎俩，我已识破！你让三让再，我胜之不武，这是侮辱！士可杀不可辱！我们中国人，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收起你那惺惺作态的怜悯吧！好走，不送！
我踏进家门时，西斜的日光正朗然地铺满堂屋，是个太平寻常的冬日午后。
弟弟的身子，已经冷了，硬了。
就在我为了头顶高悬的主义而两次拒绝那两个唾手可得的救命罐头时，我的亲弟弟，这个手足同胞，被饥饿活活耗尽了最后一丝生气。
亲手断送了他的不是天灾，不是美国人，不是那个坏干部，甚至与爸无甚干系，是他傲慢的亲姐姐。
项廷，那就是你的大哥哥项阳。
之所以我要在哥哥前面加一个序齿，因为妈自那以后伤心过度，中间还失掉过一个未成形的孩子，尔后，才有了你。
我总以为，我们家族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沉重。心想：苦尽甘来，好日子总该来了吧？
然而，人民的饥荒方歇，国家的饥荒却接踵而至。这个饥馑的国家将会吃掉它自己的英雄。
爸那个为了“纯洁性”连儿子都能牺牲的布尔什维克，被挂上了几十斤重的铁牌子，像头待宰的牲口一样被按在高台上坐“喷□式”。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是当年爸手下的营长，爸省下半碗粮把他救活，那个正在念揭发材料的刘干事，他妻子难产，是父亲特批了吉普车送去的医院，她坐月子的时候，母亲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十个鸡蛋送去补身。他全家十三口人来投奔他，在招待所住了两年，吃用皆是父亲想方设法批下的。为了撇清和黑□类首长的干系，吃饱了饭、长了力气的他，解下皮带，在几千人的注视下，抡圆了抽在父亲的脸上。他斥父亲是大军阀，捐粮之举，恰恰坐实了是收买人心、包藏野心的阴谋家。用吃喝拉拢下级，他声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用小恩小惠腐蚀革命队伍，搞宗派主义，用物质引诱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些恩情他们也许不是忘了，是从来没往心里去过。不是风向变了人心才变，是人心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以前没机会露出来。我恍然惊觉，在这个国家，善良是一种高危的软肋。而事到如今，我回想起来，却也不怎么怨怪那些恩将仇报的人了。因为，美德仿佛是美玉才配拥有的品德。对于那些为了生存可以随时跪倒的人而言，恩情即是债，把恩人踩进泥里，这笔债才算彻底赖掉了。
爸倒下了，接着就是妈。
妈被下放到东北的干校，白天挑粪挖渠，晚上写检查挨斗。你知道那时候劳改农场里最怕的是什么活吗？你以为是拔麦子，其实真正要命的是挖冻方。东北的隆冬，零下三四十度，一镐头下去，地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子。要挖开这层坚逾铁石的冻土，得用钢钎打眼：一个人蹲在地上，双手攥紧钢钎，另一个人站在旁边，抡起大锤往下狠砸。若是砸偏了呢？砸到头上，砸到手上呢？那大锤连牛都能砸死。农场里，因此而殒命或伤残者，并非孤例。
妈是死不悔改的大□□，点名让她扶钎，好好改造改造资产阶级娇气。
妈的手被砸骨折了，卫生员给简单包扎一下，第二天照常出工，还是扶钎。那两根手指再也伸不直了，连持筷都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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