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脑筋稍微一转就想到了，这确实很严重。他想缓和气氛，加上私心作祟，试探地说：“可能也没有实质上的后果，北平是这么一说，沈阳他们要和CPC合作，障碍还是非常多的。”
上海那点小心思，被南京这种过来人结合神态一看，立刻就看穿了。他一般懒得戳穿，但今天不同往日。他很不耐烦地坐到转椅里：“你这算怎么回事？你们总共见面顶破了天也不超过十次吧，这么快就……又不是言情小说。”
上海尴尬地笑了笑，埋头喝茶。
“你自己小心点吧。北平那人，就像颗洋葱，看起来挺光溜的，剥起来辣不死你。跟他处久了的人，都一致认为他非常欠揍。”
上海在听到洋葱的比喻时极为艰难地控制住没把嘴里的茶喷出来。好不容易咽下去，他说：“南京，不好意思，先不谈北平如何，我觉得你今天也……不太正常。”
“不正常？我是被他给气的！”
“那，你想拿他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很少能拿他怎么办，这次也是。换个话题吧。”南京总算恢复回来，“沪少百忙之中过来有什么事？”
上海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封信递给南京。
南京拆开信封：“‘宁兄敬启’……哦，广州写的。”
“他上星期直接从我家动身回粤了。”上海解释道，“留了这封信托我交给你。你知道他要走吧？”
“不知道。他没跟我说，我以为他在你家事情完了，还会回来。”南京看一眼欲言又止的上海，“没关系，我猜他总要走的。信里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起看吧。”
广州的字迹秀丽，也透着一股清劲之气。信不算很长，开头是一段客套话，其后进入正题：“这两年我往来于京沪之间的行政系统，不避讳地说，我很失望。失望之余，我也想穷究其背后的原因，探寻出一条解决眼前难题、真正能带来光明的出路，结果越是深思，越发现想寻求这条路，难上加难。
“这必须从五年前谈起。1928年局势取得稳定、你与武汉也达成和解之后，中国的希望似乎全都落在这个崭新的国民政府之上，CPC日薄西山并且马上就要被消灭，至于列强势力，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也可以避开和它们过大的冲突，合适的时候甚至能成为我们的助力。中国只要上下一心，又有现代化的政府，即使要牺牲一部分国民的利益，也必将能脱离被动挨打的局面，跻身于新兴的强国之列。【注5】“五年后的今天呢？资产阶级并没有迎来长足发展，工厂里能纺出更好的纱，可汽车、火炮之类涉及国防根本的依然造不出。就我在沪上所见，商界受到政府经常的盘剥，倒是地下帮会及爪牙发了大财——政府和他们合作倒也渔利不少。在政府机关设置上，我们比较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变革，搭起了全国行政的雏形，也吸引了一些人才，但是难题很快就接踵而至。首先，新政府号称统一全国，实际能管辖的范围相当有限。中国有四万万人，主体是没有受过教育、仍然大半只脚踏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以人力、顶多是耕牛作为劳动力，交通也主要靠走。而政府跟这些最广大群众的接触近乎零，光是和军阀周旋内斗就耗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这些你我早就浸淫其中。我们要何时才能把铁路与公路铺到全国，实现当初建立现代国家的诺言？退而求之，尽管任务艰巨，征程遥远，有高效廉洁的人事系统，那么胜利总会到来。可惜这个也没有，基础就是烂的。再往前追溯两年，从我这里刚开始北伐时的KMT，还有许多同盟会时的老会员和同时也属于CPC的年轻人，都是满怀热忱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清党以后……太多人或被驱赶捕杀，或被排挤到边缘。为了吸引军阀新进了一大批本没有资格的人，带着浓厚的旧官僚习气，除了中饱私囊一无所长，把仅剩的清新之风也败坏了。至于立法和行政的弊病，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说了。对于底层群众，政府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其他人对他们一表现出关心，就被怀疑为赤色分子。我们离‘革命’二字越来越远，到如今，竟只能靠委座的军事□□来维持KMT内外的勉强平静。在此我想指出一点，德日自实行法西斯主义，国力确实有所增长，但其思想过于极端，还是不要盲目效仿为好。军备竞赛能吓住不安分的军阀，但对我们在东洋最大的威胁——日本，一点优势也没有。
“写到日本，我的信也该收尾了。凡事都要讲究循序渐进，比起追求高效的德日，英美倾向于和缓的改革，如此副作用也较小，在革命无望时不妨追求这条道路。改革依赖于秩序的稳定，若能处于一个没有外敌滋扰的和平时期，我们仍有希望渐入佳境。结果九一八事变让我们损失惨重，还为了防备入侵而把主要力量投入到明知无望还不得不做的军备扩张里。至此，我已经想不出良策了。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改革迫于环境，行进如同蜗牛。
“上次风波早就过去，我在这里也没有能力可发挥。只能回到家乡，寻求在地方励精图治，以微薄之力回馈中央。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祝安好。
“广州敬上”
南京看完信，扔回桌上，除了这个动作身体一动没动。
“今天一定是我的大凶日。”他冷声道。
他又说：“不愧是广州，到信里就直言不讳，把这信分成一段一段，每一段都能得罪一批不同的人。总而言之，这封信两个字就能概括：作死。”
上海此时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问：“这封信怎么处理？”
“收起来放好，不能让别人看到。上海，你今天急着回去吗？”
“不急，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才来的。”
“那先留在这里，陪我一会儿好吗？”
“好。”上海把椅子拉近一点。
南京把胳膊肘支在办公桌上，双手撑住额头，后颈弯出一个不堪重负的弧度。“我是个愚昧的人。这种局面，五年前甚或更早一点，就可以预料到了。这已成定局，广州只是把它写出来，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
“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也千方百计想避免。但是……这就是所谓的一步错，步步错。当时你觉得不优先解决一个问题不行，为此留下一些隐患也没办法，然后这些隐患变成了新的迫切问题，一环套一环，成了死循环。除非把它的基础摧毁，竟然就找不到别的破解之法了。”
安慰人是上海能力中的薄弱环节，但现在他看不下去了：“总会有办法的。你是首都，压力大，又正好遇上乱世，广州也言重了一些，沪上商界的发展还算挺好的。别想太多。”
南京手放下，唇角一弯：“嗯。首都啊，就是这样无趣、又叫人心烦意乱的东西。人们都爱记住盛世、记住他们最风光的时候，可是一个朝代的盛世，能有多长时间呢？他们被攻破、被劫掠，或者流离失所，苦闷难抑，这种时候又怎么能忽略？记住快乐的忘记悲伤的，这是人的天性，却不是优秀的天性。忘记历史的伤痛只会让悲剧一遍遍重演而已。何况我作为首都，还真没享过什么说得出口的盛世……”他自嘲地笑笑，“其实我不该抱怨。我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上海，你还年轻，没见过……很多美好的城市，原来有无上的荣华，一把火，一次兵祸，一场天灾，就再也没有了，灰都找不到。我在心里永远祭奠他们。”他看向上海，眼光里浮动着很多东西，“我也愿你永远不会看到这种事。”
眼睛忽然有点酸涩。上海迎着他眼光，用力地握住他的手。
“可眼前一切，不是我想要，却是我自找的。”南京收回目光，“事变以后，这两年，我反复在想一件事。我……对不起沈阳。他帮助了我们这个政府，虽然其中有很多曲折，可帮了就是帮了。他遭了大难，我除了发几个无力的声明，什么也做。北平也是，我在电话里失言了。他这几十年遭的罪太多了，如今就跟日伪隔一道墙，全中国最没安全感的就是他。我呢，因为沈阳想夺回家乡跟北平发火，好像把他扔到江西剿共才对了一样……笑话。
“我是首都，本来……我应该保护他们啊……”
“别想太多。”上海轻声说，“天时地利人和，本来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办到的事。我们先不谈这些了吧？”见对方没有拒绝，他接着说道，“我有点饿了，要不要请我吃饭？”
南京好气又好笑：“你钱那么多，还要我请你？”
“你是地主，我不敢抢你风头。”上海振振有词。
“还辩解。请就请，看你能吃多少。”南京推开转椅站起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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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32年起，CPC满洲省委陆续派出人员到东北各自进行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
【注2】和其他北洋军阀相似，1926年奉系入京后发生的事不怎么愉快，对待共也是如此。（文中不倾向把角色与地方豪强等同，相关事件就不做详述了）
【注3】伪满洲国的国家格言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五族为满、日、蒙、朝鲜、白俄。在这种划分法下汉族归为满族。
【注4】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支持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并先后将学生送到黄埔培养。
【注5】信中其下所涉内容主要来自《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著。
僵死之花（下）
没有用的、徒然带来痛苦的回忆，哈尔滨不会费心去记，即使记得也要尽早把它从脑中赶出去。他性情中的浪漫和天真不妨碍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但是他还是记住了那一天。1933年秋冬之交，他与家人们乘火车离开河北到达天津。出站后先穿过的住区房子修的很高，走在街道上抬头的时候，只能望见被屋檐切割开来的支离破碎的天空。这是一个阴天，铅灰色的云层一团挨着一团，沉重地覆压在人们头顶，海上吹来的冷风追逐枯黄的落叶扫过了街巷。虽然是清晨，太阳光由于乌云的阻挡无法眷顾到这个城市，只有云层逐渐淡去的阴影证实了时间的流逝。
这种压抑的场景易使人不安。哈尔滨想起他和长春刚结束偷偷摸摸的旅程、回来报平安的时候也是充满了不安。沈阳高兴地迎回他们，简单问了几句旅途见闻便让他们进屋休息了。两个做好了挨骂准备的人迷惑于沈阳的温和态度，进屋才发现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辽阳坐在里面，笑容和煦，仪态端方。这位在沈阳之前做了很久老大的女中豪杰徐徐站起来，说：“阿长、滨子，最近没怎么锻炼身体吧？来，跟我比试一场，我允许你们两人一起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哈尔滨顿时腿疼腰疼哪儿都疼，还好只是惨痛记忆造成的幻觉，不去想就没事。这半年少帅下野去了欧洲，东北军依他命令集结在华北一带待命。人们依旧会私下或公开地商讨还乡大计，商讨不出多远都会撞在同一道墙上，而长城抗战后北方无新的战事，也算落了个不情不愿的清闲。事变过去两年，大家心思也稍微沉淀了些，聚一起时不再经常地议论政治和以后去向的问题，只有沈阳和吉林还和军政要员们有些接触。
他们都一样，在沉默与等待里蓄积着能量。
哈尔滨低着头跟随大部队向意租界走去，伸手扣住被风吹动的帽子，身穿的长风衣衣摆还在随风鼓荡。沈阳吩咐他们轻装简行，只带上必需品就上路了，除了很少几个知情人没有惊动东北军。近期哈尔滨听到各种等少帅一回国就南下剿匪的传言，现在他们却跑到租界来……这股蓄积的能量，到了该喷发的节点了。
如他所料，一等他们在天津帮助下找到一栋别墅落脚，沈阳和吉林就把他们聚到二楼，宣布他们将随CPC新任命的委员一起进入南满。
“虽然回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但是大中城镇都被日伪占据，那里对我们来说已经既不熟悉、也不安全了。在这种危机四伏、敌众我寡的环境里，我们要做的也不再是正面对抗，而是联合民众地下斗争。我们将脱离国民政府的管辖，同时也和关内的东北军做诀别，为了夺回家乡投入到那个跟我们关系不怎么好的CPC的事业里去。我和吉林仅以个人身份下此决定，对于未来去向，是跟我们走，还是留在华北跟随东北军活动，或者另有打算，请诸位自行定夺，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这个选择确实十分凶险，我们的体质虽说比较强韧，但掉脑袋还是存在可能的。不出于真心，强来了未必有好的结果。给大家三天时间，想好了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我们各奔前程。”
沈阳陈说着，心里十分平静。那是一种认识通透后无比畅快的感觉，以往种种的悲愤、失落、挣扎、绝望、瞻前顾后、深重思虑，在这一刻全部被清空了。当一个人真正想通并看见了自己本心的时候，才会发觉此前的彷徨无措和患得患失是多么的没有必要。
诚然，他这一走，在别人眼中将失去太多东西：地位，权力，多年的苦心经营，和特定人士之间的人情和依靠……既然他们阻挠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不妨抛弃，因为他已认清什么对他是最不能失去的事物。
他一点没有低估这条道路的难走。他甚至不相信能靠CPC组织起来的武装威胁到关东军的统治，但是抗争的火种，是必须通过行动，不管再苦再累再凶险，也一定要传递下去的。这是他以“沈阳”的身份，以一个男人的身份而做出的抉择。
命运多舛，便只有迎难而上。只要无愧于心，做什么都是坦荡。
他宣布完以后，不着急观察众人的神色。即使是他的家人，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权掌握自己的人生，既不需要他指手画脚，也不会对他的决心构成影响。但是几个人在他发言刚结束就立即表态要跟着走以后，余下那些人经过一番交头接耳也陆续加入进来，短短十分钟内，竟然就没一个人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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