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她却自顾自地说：“他们从小都喜欢拿你出气，这回我回来了，给你撑场子。”
5
大姐长我十二岁。自我有记忆开始，大姐一直是一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样子。她不像小县城的姑娘，反而像市里养出的女孩。她是家里唯一敢跟母亲顶嘴的人，读书成绩不好，但擅长打架。她高中时抽烟早恋，被学校开除了，她转学去了隔壁县城的一所高职，念幼师。毕业后回了江城，给北区的有钱人小孩当幼儿家教，期间结了一次婚，因为不愿意给男方生孩子，又离了婚。
她和父母不一样，与我也不同，我们仿佛是三个独立的个体，血缘连接的只有肉/体。她从来不骂我是个变态，她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何瑰”，她也喜欢给我编辫子，告诉我女孩子一定要懂得打扮自己，漂漂亮亮的，但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自己高兴。
去年她不知道哪根筋犯了，突然说要跟着一个女人去西部支教。母亲为此砸烂了家里所有的碗，骂她无法无天。她似乎有什么隐情，不单单只是为了支教，更多是为了那个女人。我也求她别走，可她说她在奥斯威辛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她总是说些我听不懂的话，可我知道她的话都有道理，我愿意去听。
她走的那天我就盼着她回来。现在盼到她了，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第5章
1
我从碗柜里取出两个碗，把已经凉掉的豆浆倒进碗里，我耐心地等到最后一滴豆浆滴出袋子，然后把塑料袋拧成一个疙瘩扔掉。父亲抽烟抽到口渴，进屋来喝水，拉亮了灯，昏暗的橘色灯光投下来，乳白色的豆浆也波光粼粼。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其中一碗递给父亲。
“你哪来的钱？”父亲没拿。
“大姐给的。”
父亲“哦”了一声，端起碗一饮而尽。他放下碗，犹不知足，对我说：“你大姐和你妈在屋头说话。”言下之意是两人都没空喝，让我把手里这一碗也给他。
说话间，卧室门开了，母亲和大姐先后走到厨房来。母亲看见桌上的一个空碗：“这是装啥子的碗？”
父亲回答说：“豆浆。”
母亲看向我：“没给我留？”
我点点头，看向父亲。
“你一早爬起来就没影了，也不晓得做做饭洗洗衣服，现在大了还晓得吃独食了，人一大翅膀硬了就不听话，”她阴阳怪气地冷哼，越说越不耐烦，“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好不容易生个儿出来，结果是个精神病，还要天天我来伺候……”
“你少说点行不行？”大姐在旁边瞪她，“我给他买的豆浆，他没舍得喝，专门留起给你拿回来，你没看到老汉手上拿的空碗吗？你不骂老汉，光晓得骂幺弟。”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少说点，少说点，老子都这把年纪了，还说得到几年？”
她就像鞭炮，一旦点燃了，没有轻易停下来的到理。她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小不听她的话。转学、工作、结婚离婚，这其中但凡有一件事咨询过她的意见，大姐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她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时常有些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行话黑话，点名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习惯了。但现在她骂的人是我大姐，骂人的时候又把我牵连进去了，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天棒！”母亲撒起泼来，“我啷个养了你两条毒虫！”
大姐伸手捂住了我的耳朵，把我强硬地推到门外，父亲跟着走出来，关上了门。争吵越来越激烈，能听见瓷碗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两人的声音却明显放低，生怕我们听见一样。我站在门外惴惴不安，谁骂了谁，我心里都不好受。
隔了会声音又陡然抬高：“你敢把那个女的带进屋我就敢死在你面前！”是母亲。
我趴在门上，企图听清大姐的回话。但里面只是一阵沉默的安静，大姐似乎没有说话，隔了一会门被人打开，我一个不备差点摔在地上，视线飘到地上的瓷碗碎片上，往前倾的身体被人扶住。我抬起头，看见大姐略微有些憔悴的脸。
大姐把我扶正，去厕所用水洗了把脸，进房间拉开抽屉找到一把断齿的木梳，又找到一个经久不用的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镜子把一头乱糟糟的乱发梳抻，又恢复成了神采奕奕的样子。她把东西放回原位，端上一个小板凳，拉着我到院子里。
“来，我好久没给你扎过头发了，我给你扎辫子。”
院子里光线好多了，邻居老太坐在对面，背靠墙，眼睛眯着。大姐让我坐在小板凳上，十指按在头皮上，划过我的头发。
“我们何瑰是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来，我给你扎个蝎子辫，把你颈子亮出来。”
她的手在我头后快速翻飞，我能感受到头发被双手扯动。她从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后她从屋里回到院子里，手里拿着刚才她用过的小圆镜，还有一个不知从哪找到的红色蝴蝶结。她把镜子递给我让我拿着，把蝴蝶结夹在我的辫子尾巴上，然后把辫子往前一撩搭在我肩上，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再抹点口红，实咀街的男娃儿就要追在你屁股后头跑。”
我看着镜子。镜子里的我长发变成了一根辫子，脖子露出来，惨淡的白。我有些犹豫地喜欢，既想让宋霆看见，又害怕他会觉得怪异。
“啷个样嘛，喜不喜欢，说句话噻。”大姐笑眯眯地问我。
我看了一会，手摸上那个蝴蝶结：“……这个有点不太合适。”
她拍了一下我的手背，我赶忙缩回去。她说：“姑娘家爱悄，带蝴蝶结，天经地义的事。”
她又问我一遍：“喜不喜欢？”
我这次诚实地点点头。
“开不开心？”
我又点点头。
“那你陪大姐去江边走一走要得不？”她说。
2
我俩出了院子，经过秋月门花园，沿着大马路往江边走。
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大姐突然对我说：“我听妈说，她要你辍学？”
我落后她半步，点点头。
她转过头看着我，问我：“那你是啷个想的？”
我低着头看脚下的路，不肯说话。
她耐心地问我：“你想不想辍学？”
我摇摇头。
她转过头去，看着雾腾腾的江面，对我说：“幺弟，大姐手里也没钱。”
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只是这个下午，但就在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令我不寒而栗。大姐猜到了我的想法，她明确地告诉了我她的答案，我没办法怪她。
未来的路似乎呈现在我的面前，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我会拖着我残破的身躯行于世间。我不可抑制地想，要不我再见宋霆一面，见完一面我就去死。
大姐说：“幺弟，大姐也得病啦，但是大姐不想治。”
她告诉我那个女人是她前雇主的情/妇，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家里男人没本事，只知道打她和女儿，她就跑了出来，在酒店做保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买煤炭的大老板，给他做了小三。大姐有一次去雇主家里教小孩弹钢琴，碰见了她穿着一件浴袍，坐在泳池边踢水，小小的水花在足尖绽放，阳光落在白/皙的脚背上，指甲上涂了豆蔻，红艳艳的，晃花了大姐的眼。
大姐发了疯一样的爱上了那个女人，她在女人身上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母爱，从女人平坦的小腹，到丰盈的乳/房，无一不散发着母性的诱惑。她爱她就如爱一个情人，但更多的是爱另一个母亲。女人会在做/爱的时候叫大姐“幺儿”，她们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情人或许可以拆散，但母女绝不会分隔。
她和女人逃到了甘肃，大姐支教，女人在一家餐馆端盘子。但是她们被煤老板的人找到了，把女人带回了江城。大姐这次回来，是为了再一次带走那个女人。
“我想好了，我们到国外去，那个什么荷兰，可以领证，”大姐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夹在指间，用一块钱一个的塑料打火机点燃，“扯了证，哪个都不能拆散我们。”
去国外结婚是一大笔钱，大姐本来就没多少积蓄，她说得轻巧，这条路实在漫漫无期。我站在她的身边沉默，劣质香烟的味道钻进我的鼻腔和肺部，苦涩沉闷，让我想哭。
江城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江城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爆，敢动嘴，也敢动手，她的前夫本来不肯离婚，逼着她生孩子，婚内强/奸。她用刀架在前夫的脖子上，逼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着急。她说她小时候母亲找人给她算过一卦，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煞星当道，走盘陀运，吉凶难卜，三十五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
“我今年满三十了，按那老不死的瞎子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嘛小心翼翼做人？我就要看看还有五年，我犯个混，到底会发生什么！”她抽一口烟，说道。
3
我们走到了江边，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漩涡的急湍江水。
她说：“幺弟，看那条船。”
我应声顺着她的示意看过去。那条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船体上用红漆写了硕大“红姐火锅鱼”五个字，混在一众“张姐”“李姐”“王二哥”的火锅鱼船里，实在没什么出众之处。
大姐继续说：“我认识那条船的老板娘，那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红姐是乘船来到江城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很难想象，在这个年代，还有人为了两头牛把自己的女儿贱卖给糟老头子续弦。红姐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流进江城这个陌生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稠得像是浆糊，航行的船划成一片片，像破烂的棉絮。“江城到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上欢欣鼓舞地喊。红姐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走上甲板，吸一口岸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怪形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红姐翻窗逃跑时摔倒的尾椎骨似乎也没有那么疼了。
她进了纱厂工作，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座城市令人不寒而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埋藏着秘密，这些都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改变。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她与我肩挨肩，说的事离我却遥远。远程的客轮驶过码头，拉响汽笛，听起来像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北区山后，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渔船上点上灯，固执地挽留白昼。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嚣，红姐只是其中的一滴水，她的故事传入我的耳朵极其杂乱，单凭耳朵难以听清，我用心去听大姐说过的每一句话。
那天上午，纱厂的公子哥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看见了一个女人。女人跌坐在地上，头发早已散开，衣领破碎，露出半边丰腴的胸/脯。棚顶漏进的光线故意落在她身上，照清她洁白的皮肤，黑而长的睫毛，傲气紧抿的嘴唇，脸颊在挣扎中红润，妩媚中带着狂野劲。
公子哥这一伸头，改变了红姐的命运。她从一个被逼着做工头的姘头的女人，一跃成为了工头的老板娘。红姐和公子哥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老式的婚礼，红烛摆了一条街，彻夜未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夜色使两山一江变得更加温柔，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洒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山坡上有人吹口琴，被风吹到我耳边，缠绵悱恻，像小情侣之间暧昧的情话。
“后来那个混账男人夜不归宿，还带小三回家，打红姐，骂她生不出儿子，”大姐随手扔掉早已熄灭的烟头，“红姐偷了钱，偷跑了出来，租了这条船。”
故事至此结尾。我看向大姐，大姐没看向我，而是看着江对岸北区的万家灯火，发出唏嘘的感叹。
“幺弟，你怪妈也没用，她苦惯了，现在做事总想着自己，”大姐收回视线看向我，“我身不由己，帮不了你，但你要像红姐一样，妈不让你读书，你就自己想办法读，想办法逃，逆来顺受是没用的，”她顿了顿，“红姐如果没有逃婚，那她就一辈子困在村里给老男人生娃儿；如果她没有逃里纱厂的公子哥，一辈子都是在取辱打骂中生活。”
4
我亦步亦趋地在河滩上前行，时不时回头，大姐站在原地，或抽烟，或眺望。
“红姐火锅鱼”五个字在视线里越来越大，我心里的恐惧随着步伐的迟缓加重。这是大姐指给我的一条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母亲不给我钱，我就自己赚，去洗碗，去端盘子，想尽一切办法为未来逃离牢笼做铺垫。
与人打交道的恐慌是我的天性。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发着抖，左手使劲握住右手，单薄的皮肤下罩住粗大的骨头，硌得我发疼。我才知道自己是瘦弱的，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我。
船上灯火通明，我走上甲板，人群的嘈杂声瞬间充盈在我的耳朵里。我低着头，又惊慌地抬起头打量四周的人，端菜的服务员举着一个巨大的托盘，上面放着切好的生鱼片，还带着血丝。她长得矮，托盘遮住了视线，差点撞在我的身上。我飞快地伸手扶住即将落下的盘子，然后快速地缩回手交握在一起。她看清我，骂了一句：“日/你妈不要挡路嘛。”
我畏畏缩缩地道歉，站在一边，茫然地看着人群，大姐的叮嘱全部抛在脑后，脚尖不自觉地挪向下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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