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以东无战事》作者：MelindaLewyska
文案：
一篇其实大纲去年9月就打好了但是因为懒所以一直拖着没写的文，直到前几天发现我鹅崽因为被制裁没法参加世预赛，于是怒而码字，三天时间把这篇文码出来了
果然比起ddl,国际问题才是产粮第一生产力
是一篇豆腐丝一家三口背景下的冷战AU，本质是反战文学，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影射，我只是因为我心心念念的豆腐和萨沙的球场父子相见没有了很生气而已
具体警告见tag和内详，极度三观不正且OOC
Refuse any judgements
Notes:
再预警一下：
很雷！！！是冷战AU（二战战后AU），豆腐丝生子预警
真的很雷很雷，大部分社会环境是我胡编乱造，考究党轻拍
相关预警：站街、underage、路人抹布、疑似童车、乱伦、反战、三观不正、OOC，人物没有完美的，所有人除了克洛泽全是疯批
放在任何一个宗教里我都会因为写这种文下地狱，哦，飞天意面神教可能不会
拒绝小警察出警
你现在跑还来得及，要是被雷到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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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子
“罗伯特：
事情紧急，这封信便由我代写，我就省下开头那套肉麻而又无用的绵绵情话了。
马尔科昨天在波兰的戈乌达普小镇生下了一个男孩，他还来不及给孩子取名，就因为产后大出血昏迷不醒，直至现在还在抢救。我们不能带着这个孩子撤退回德国，恕你谅解——不，你必须谅解，除非你想让马尔科遭遇再多几年的牢狱之灾。我把这个孩子放在镇上唯一的一家孤儿院里，他的手腕上有一条带着字母“R”的银色手链。请你收到信后赶紧回到波兰带走你和马尔科的孩子，这是他能留给你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礼物。
不想致以亲切问候的，在为马尔科的状况深切担忧的，
飞行员上尉 托尼·克罗斯敬上”
01
1959年，波兰与苏联边境的戈乌达普小镇。
这是莱万定居在这座小镇的第五年。
他是华沙人，从小在波兰的首都长大，又在那里目睹德军的铁蹄和自己祖国的溃败，连夜搭乘火车逃到了苏联境内，成为了盟军的一名通讯记者。如果没有意外，他要么跟自己无数的同僚一样定居在莫斯科，要么就会回到华沙工作，不论是哪一个选择，他都会继续做一名记者。
但是现在，他居住在这个小镇的一栋两层楼的小别墅里，身份是镇上木匠米洛斯拉夫·克洛泽的帮工。
这一切都要从他收到的那封在1944年6月匆匆写就的来自克罗斯的信说起。
接到信的第一刻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未奢望过在战争间和一个德军飞行员少校的爱情能有什么实质上的结果，他已经注定会独自舔舐着这段记忆过完一生。可是克罗斯的来信打破了一切的平衡，他收到信时人还在莫斯科，准备着战后的新闻播报工作，收到信后他便下定决心一定要立刻收拾东西回波兰去，见见自己和马尔科的儿子，他相信这个孩子一定长得和马尔科一样漂亮。
但是他的行动受到了苏联和波兰当局的阻挠。作为盟军中最为出色的通讯记者之一，苏联自然不会在战争要结束的重要关头放他离开，而波兰呢，一切都还要看苏联的脸色行事，也顺理成章地大气都不吭一声。他的出行和一举一动受到了克格勃的严厉监视，连离开莫斯科城郊都困难，枉论偷偷回到波兰了。他好不容易熬到东京审判的结束，却又很快遭遇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苏联对他和其他记者同僚的监视是一刻也不肯放松。这样的情况直到五六年后才得到好转，他赶紧趁着苏联监视的松懈，立刻赶回了波兰。
可惜他还是迟了太久，等他赶到戈乌达普小镇的时候，曾经的孤儿院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他拉住镇子里的老年人一一询问，人们都跟他说，这家孤儿院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因为一场大火变成了废墟，连带着里面的所有资料和可怜的孩子们都消失在了茫茫火海。
“不可能有人能活下来，”一位见多识广头发花白的老人边咬着烟袋边摇头，“那场火烧得可真大啊，我上次见到那样的大火还是在沙皇的时候呢……你见过沙皇吗？俄国人真是疯啦，那可是皇帝，一枪就给崩了！我那时候在路边沿着卖报纸，大家都不信，还有一个带着高礼帽的绅士拿拐棍打我呢……”
老人说着说着便沉浸在对于他自己过去的回忆中。莱万礼貌地告别，又去问下一个人。
但是所有人都对他说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也偶有遇见好心人，说愿意帮他看看，接着便询问他，孩子叫什么名字？他长什么样？多大了？有什么显眼的标志吗？孩子母亲是谁？
莱万发现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支支吾吾。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儿子哪怕一眼，更没有机会给孩子取名（那本是罗伊斯交给他的任务），至于有什么标志，他只知道那一条有着R字的银色手链，可是手链具体长什么样，有多长，他也没有见过，全凭克罗斯在信里的一句仓促的描述。
而当人们听说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再善良热情的人也只能叹气了。不会有波兰人愿意领养德国人的孩子的，莱万的素未谋面的儿子，百分之一百是死了。
但是莱万还是不愿意相信，毕竟那可是罗伊斯留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他跑遍了波兰和苏联边境的每一座城市，每次遇见政府的办公人员，他都会上前询问，“请问您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男孩子？他大概八九岁（这个年龄随着他寻找的时间的增长而增长），出生在戈乌达普，手腕上有一条银色的带R字标志的手链，母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德国人……”
没有，所有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没有。有的人会面露遗憾地说一句“愿上帝保佑您的孩子”，有的人则干脆在听见孩子的母亲是德国人这句话的时候就把他给轰了出去。
那五年里，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这个名字彻底地从新闻界消失了，他隐姓埋名，在不懈地寻找着自己的儿子。有时候他也会后悔，痛恨自己的懦弱，为什么不在收到来信的那一刻不顾一切地回去？不过他也不能谴责当时的自己，毕竟常人都害怕克格勃，不害怕的都已经死了。他就算成功逃离了克格勃的监视，他和自己儿子被捉回去后也只有死路一条。
莱万在这段时日里也常常梦见罗伊斯。他在这五年里，因着压力和焦虑变老了不少，眼角都有了些细细的皱纹，但是在他的梦境里，罗伊斯永远都是那么年轻，那一头灿烂的金发似乎永不褪色。
我该怎么面对你呢我，我的马尔科？莱万想着，我弄丢了你给我的珍宝，我这么对不住你，若是能在圣彼得天使面前再次和你见面——哪怕只是一面——你会不会原谅我呢？
他只预设过在天使面前和罗伊斯相见，因为此生已经是必不可能。战争结束后苏联便快速地切断了和西方世界的一切通信，他和罗伊斯也就此彻底失去了联系，克罗斯代替罗伊斯给他的那封信是他收到的最后一封。
他只能在无数个睡不着的深夜去设想罗伊斯在西德的生活。他害怕战后审判法庭把他送上被告席，或者再糟糕点，绞刑架（不过鉴于罗伊斯只是一位少校，这倒是不太可能）。他记得罗伊斯有一次跟他提起过，说战争结束后他会回家，回多特蒙德，在那里定居终老。
多特蒙德的天气和波兰一样阴冷。莱万有时抬头看着天上飘过的乌云，竟然有些希冀它们能飘到多特蒙德去，天气是他们之间没有联系的唯一一个联系。
每当他找完一个新的小镇却还是杳无音讯，他对罗伊斯的愧疚感就会增重一分。克罗斯送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上甚至还有斑斑的血迹，他不愿意去联想这是谁的血这血又是哪来的，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想到自己找不到的儿子，他就会矛盾地想，也许他和罗伊斯再也见不了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罗伊斯起码还会傻乎乎地相信他和他的儿子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他有太多对不起的人了，他的儿子，他的爱人。
这样的愧疚感几乎要把他折磨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五年，莱万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的儿子确实是死了。
于是，他也至此结束了漂泊的生活，选择在他儿子的出生地，这座位于波兰和苏联交界处的小镇戈乌达普定居了下来。戈乌达普因着皑皑的雪山和美丽的自然环境而闻名于波兰。他用先前在苏联当记者时的证件换得了一栋还算不错的小别墅。他在小镇附近的森林里搭了两个小小的土堆，一个给他死别的素未谋面的儿子，一个给他生离的无法相见的爱人。
02
但是莱万再也没有回去做一个通讯记者。
他已经受够了做记者的生活，在战争期间他目睹了太多的人间炼狱的场面，在战后又偏偏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他丢了儿子。他绝计不愿意再碰一下这个工作。
他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的帮工，帮着小镇上唯一的木匠克洛泽从森林里搬运木材，赚一点点小钱。这份工作他已经连续做了四五年了，他每一天在森林、克洛泽的工坊和自己的家之间奔波。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过问，他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不愿谈论有关战争的任何事。
“啊，我明白，战争的创伤。莱万同志，或许你应该来参加一下社区的互助会……”小镇上大腹便便的社区书记掐着自己的小胡子，在纸板的记事本上刷刷记下莱万的情况，“这在战争后很常见，尤其考虑到你还去过前线。你们目睹其他同志的受伤和死亡一定很痛苦，我很理解，很明白，太明白了……”
你一点都不明白！莱万在心里暗暗地骂。社区的互助会没有什么用，无非是浪费一个黄昏看日落的时间待在没有风扇也没有暖气的冰冷的社区中心的小屋子里，听着其他人一个一个地汇报自己近日的情况，然后诉说自己在战争后变得有多好。可是他还必须参加这样的活动，不然就会被书记找谈话，说他不积极，被资本主义所腐朽。
莱万宁愿跟克洛泽聊天，克洛泽是他唯一一个能聊得了天的人。
他和克洛泽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定居在戈乌达普的半年之后。在他刚到这来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也没有。因此他每天除了闷在家里和参加必要的集会，就是去森林里面，在自己搭的两个小土堆旁边喃喃自语，像是在和罗伊斯说话。
说实话，他和罗伊斯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比起他们长时间的分离和各为其主的战斗，他们真正拥有的仅属于他们的时光不过是那个寒冷的冬天里长达将近一个月的暴风雪。离开的日子一久，他便总担心着自己哪一天会完全忘记罗伊斯，所以他喃喃自语的时候，总会想象出那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的，还穿着德军飞行员军装的马尔科罗伊斯在自己身边，和自己在对话，用他那嘴角歪歪的笑容看着自己。
就是在一次这样的几乎只发生在他的幻觉里的对话的时候，他听见森林深处传来了极其诡异的车子抛锚的声音。那一刹那他眼前的罗伊斯便因为噪音而消失不见了，他从他长时间坐着的石头上站起来，循着声音来源的方向走去，看见了刚刚砍完树木，为自己的小卡车发动机坏掉而不知所措的木匠米洛斯拉夫·克洛泽。
莱万凭借着自己在军队中的一些训练的回忆帮助克洛泽修好了卡车，后者便很自然地请他来家里喝杯咖啡表示感谢。再后来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克洛泽的帮工，克洛泽对于他的隐私和过去很是尊重，向来彬彬有礼地，只要他不说，他就不会主动过问。莱万知道战争过后每个人都有个太沉重的过去，就像克洛泽也有一样。木匠的小屋里每一天都会点上三根白蜡烛，要是社区书记看见了肯定会把克洛泽拉去一顿教育，莱万好奇这些蜡烛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也从不会越界。
就这样过了三四年，一切都相安无事。直到1959年夏日的一天。
莱万记得很清楚这天是5月31号，因为这一天是罗伊斯的生日。每当罗伊斯的生日要到的时候，他就会比平常还要烦躁不安，对于罗伊斯的思念也就会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他收集着罗伊斯给他写的并不多的所有信件，安好地存放在自己衣柜下方的带锁的抽屉里，每到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就会拿出来再仔细读一读，仿佛那个依旧年轻的不会老去的罗伊斯就在他眼前似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如果憋在心里他一定会憋疯，所以当克洛泽发现他心不在焉因此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对于倾诉的渴望几乎奔泻出来。
“我在想马尔科，”他说这话的时候略微停顿了一顿，直到如今，和罗伊斯分别的14年后，他仍然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完整讲述当年发生的一切，不过这没有关系，反正他在此前也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这是他的第一次尝试，“马尔科·罗伊斯，我的曾经的爱人，他是一个德军飞行员，今天是他的生日。”
木匠在听见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之后便难得地停下了手里的活计，蓝色的眼睛认真地直视着他，静静地倾听着，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在前线认识的，那时我是盟军部队里的一个通讯记者，”他尝试着一边回忆一边组织着语言，“那时是43年的冬天，苏联已经开始反击。我记得那个冬天雪下得很大，有一次我在外出做任务时意外因为暴风雪而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我就在那时候，遇见了也因为暴风雪而偏航，被迫迫降的马尔科。”
“于是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一开始我们还都想着把对方抓回去当战俘，可是随着相处的越来越久……我们没有那个精力再去耗费在这上面，你知道的，在暴风雪里，已经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哪个阵容的人，我们想的只是找到路，离开这，回到有人的地方去。我和马尔科在风雪里徒步走了十天，我救过他两次，一次是失温，一次他差点掉进冰窟里去。他也救了我两次，一次是从一只熊的嘴巴下，一次是饥饿。”
“后来，我们运气很好，遇见了一个森林猎人荒废的小木屋，看着便是因为战争而被迫遗弃的，因为里面枪支弹药和基本的生活物品应有尽有。我们在那个木屋里待了好几天，躲避越来越大的暴风雪，可是马尔科为了从熊的魔爪下救我出来，他受了伤，伤口感染了，发起了高烧。我用了我一切能用的方法帮他降温，可是他还是不见好。我只能告诉他一定要撑住，不要昏迷过去，坚持到暴风雪停下的那一刻。我怕他困，怕他闭上眼睛后就再也睁不开，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继续守在这个小屋里，被暴风雪给困住。所以我搂着他说了一整晚的话，我不记得我究竟都说了什么了，但是我记得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我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不停地重复‘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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