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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突然。”顾青山看着星空，“想了很久了。以前不敢，是怕连累你。现在...时代变了，你也长大了。我想，是时候了。”
陆知行握住顾青山的手，给他支持。
“爸，你想怎么做？”
“我想回北京一趟。”顾青山说，“找当年的知情人，找档案，找证据...”
“我陪你去。”
“不用。”顾青山摇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农村改革刚起步，离不开你。”
“可是...”
“放心，爸爸不是一个人。”顾青山看看陆知行，“知行陪我去。”
顾晨看着他们，明白了。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共同的心愿。
“好。”他点头，“但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小心。”
“知道。”顾青山拍拍他的肩，“你也是。别太拼，注意身体。”
那晚，顾晨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母亲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要搬开了吗？
他想起母亲照片上的笑容，那么温柔，那么美。如果母亲还在，看到今天的他，会说什么呢？
也许会说：儿子，你做得好。
会的。顾晨相信。
窗外，秋风萧瑟。但冬天过后，就是春天。
而所有的真相，所有的公正，都会在春天到来。
就像母亲曾经相信的那样。
第32章 与时代同行，乘风破浪
1979年的春天，是乘着南风来的。
风向从北方转为东南，带来了太平洋湿润的水汽。农科院小院里的老槐树，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抽出新芽，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无数个小手掌，向着天空伸展。
顾晨在院子里支了张桌子，桌上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他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安徽凤阳，四川广汉，广东宝安...这些都是刚在报纸上看到的地名，都发生了新鲜事。
“凤阳搞了‘大包干’，把地分给农民了。”顾晨指着地图，对围在桌边的王秀兰、李卫东他们说，“广汉撤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乡政府。宝安那边，听说要建‘经济特区’...”
这些消息，像一颗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每个人心里激起涟漪。
“这...这是要变天啊。”李卫东喃喃道。
“不是变天，是改革。”顾晨纠正他，“农村要改，城市也要改。咱们要做的，是跟上这个时代。”
跟上时代。这句话，成了1979年春天，晨光研究所每个人的座右铭。
三月中旬，顾晨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去北京参加“全国农村改革经验交流会”。邀请单位是农业部，邀请人是王处长——他现在调到部里了。
“小顾，一定要来！”王处长在电话里说，“你在红旗公社做的事，部领导很感兴趣。要在会上做个发言，讲讲你的经验！”
去北京。顾晨心里一动。父亲和陆叔叔去年秋天去了北京，追查母亲的事，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这是个机会...
“我去。”他答应了。
出发前，顾晨做了精心准备。他整理了红旗模式三年来的所有数据：粮食增产多少，农民增收多少，加工厂产值多少...数据不会说谎，也最有说服力。
他还带了几样实物：皮蛋、苹果干、药材饮片。虽然简陋，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三月二十日，顾晨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他这一世第一次去北京，也是第一次离开省城这么远。
火车咣当咣当，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是望不到边的麦田，刚返青的麦苗像铺了一层绿毯。偶尔有村庄掠过，红砖瓦房，炊烟袅袅，一派祥和景象。
同车厢的，大多是去北京出差的干部。他们看到顾晨一个少年独自旅行，都很惊讶。
“小同志，你去北京干什么？”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
“开会。”顾晨礼貌地回答。
“开会？什么会？”
“农村改革经验交流会。”
中年人眼睛瞪大了：“你...你多大了？”
“十六。”
车厢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响起低低的议论声。十六岁，参加部里的会议？还发言？
顾晨不在意这些议论。他拿出笔记本，继续修改发言稿。他知道，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傍晚时分，火车驶入北京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广播里播放着《东方红》。顾晨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北京的气温比省城低，风也大。但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首都的味道，庄严，厚重，又带着某种躁动。
按照父亲给的地址，顾晨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是陆知行一个远房亲戚家。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有枣树，有葡萄架，还有一口老井。
推开院门时，顾青山正在井边打水。看见顾晨，他手里的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晨晨？你怎么...”
“来开会。”顾晨跑过去，“爸，你瘦了。”
确实，顾青山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有一种找到方向的坚定。
陆知行从屋里出来，系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看见顾晨，他愣住了，然后眼圈红了。
“晨晨...”
“陆叔叔。”
三个人在院子里抱在一起。半年不见，像过了半辈子。
晚饭是炸酱面，地道的北京风味。陆知行特意多放了肉丁，面条是自己擀的，筋道爽滑。顾晨吃了两大碗，吃得鼻尖冒汗。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顾青山看着他，眼里满是心疼，“这半年，累坏了吧？”
“不累。”顾晨擦擦嘴，“爸，你们...查得怎么样？”
顾青山和陆知行对视一眼，神色凝重起来。
“有些进展。”顾青山说，“我们找到了当年你妈妈的导师，张教授。他退休了，住在海淀。”
“他怎么说？”
“他说...”顾青山握紧筷子，“你妈妈当年发现的那个项目，是违法的。用战俘做人体实验，研究细菌武器。”
顾晨倒吸一口凉气。
“你妈妈要举报，但对方势力太大。张教授劝她别管，她不肯。后来...”顾青山声音哽咽，“就‘病逝’了。”
“有证据吗？”
“有。”陆知行接过话，“张教授保留了一些材料，还有...当年参与项目的一个护士，现在还在世。我们找到了她，她愿意作证。”
顾晨心跳如鼓。这么多年，真相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好了。”顾青山说，“准备交给中央纪委。但是...”
他顿了顿：“对方虽然退休了，但关系还在。我们得小心。”
顾晨明白了。这是一场硬仗，而且危险。
“爸，陆叔叔，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知道。”顾青山摸摸他的头，“你专心开你的会。这些事，交给大人。”
但顾晨知道，自己早就不是孩子了。他有能力，也应该为母亲做点什么。
第二天，会议在农业部礼堂举行。能容纳三百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有干部，有农民，有专家...顾晨坐在第三排，是全场最年轻的面孔。
会议开始，领导讲话，代表发言...顾晨认真听着，做着笔记。他听到了很多新鲜事：安徽的“大包干”，四川的“社改乡”，广东的“三来一补”...改革的风，真的吹遍了全国。
下午，轮到顾晨发言。当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时，会场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顾晨走上台，站定。他今天穿了件白衬衫，蓝裤子，虽然朴素，但干净整齐。面对台下几百双眼睛，他没有紧张，只有平静。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大家好。我是顾晨，来自省晨光生态农业研究所。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三年做的一件事：红旗模式。”
他打开准备好的图表，用清晰的声音，从为什么做、怎么做、取得了什么效果，一条条讲起。没有套话，没有空话，全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和案例。
讲红旗公社的农民王老汉，以前一年挣不到一百块，现在种果树、养鸡、在加工厂上班，一年能挣五百块。
讲红旗大队的孩子们，以前很多上不起学，现在有了加工厂的分红，每个孩子都能背上新书包。
讲晨光研究所的知青们，从迷茫到自信，从被帮助到帮助别人...
“我们做的，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让土地多产一点，让农民多挣一点，让农村的孩子多读点书。”顾晨最后说，“但就是这一点点改变，让几百个家庭看到了希望。”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坚定：“改革，不就是要给人民希望吗？”
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很久，像潮水，一波接一波。
顾晨看到了台下王处长赞许的眼神，看到了很多代表感动的表情。他知道，自己说到了大家心里。
会后，顾晨被团团围住。有问他技术的，有邀请他去指导的，有要合作办厂的...顾晨耐心解答，一一记录。
“小顾同志，留个联系方式！”一个四川口音的代表说，“我们那边也想搞这个模式！”
“还有我们山西！”
“我们东北也需要！”
顾晨的笔记本，很快就记满了。他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涌动，而自己，正站在这股力量的潮头。
晚上，农业部安排了一场小范围的座谈会。参加的都是各地有代表性的创新者。顾晨又被请去了。
座谈会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气氛更轻松。大家喝着茶，聊着天，像老朋友一样。
顾晨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眼镜，文质彬彬。他自我介绍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做“傻子瓜子”的。
“你那个加工厂，做得很好。”年广久说，“但你想过没有，做得更大？”
“更大？”
“对。”年广久眼睛发亮，“办公司！注册公司！把加工厂升级成食品公司！把产品卖到全国去！”
创办公司。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顾晨的思维。
是啊，为什么不能办公司？加工厂是大队的，受限制很多。如果是公司，自主权就大了，可以引进技术，可以扩大生产，可以开拓市场...
“可是...政策允许吗？”顾晨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允许！”年广久很肯定，“我在安徽打听了，个体户可以，私营企业...也在讨论。北京这边，风声更松。你等着看，很快就会有文件！”
顾晨心跳加快了。如果真能办公司，那红旗模式就能真正市场化，真正做大做强。
座谈会开到很晚。顾晨回到住处时，已经十点多了。顾青山和陆知行还在等他。
“怎么样？”顾青山问。
“很好。”顾晨把今天的事说了，特别提到了办公司的想法。
顾青山沉吟良久：“晨晨，爸支持你。但是，这条路更难。公司要自负盈亏，要面对市场竞争...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顾晨毫不犹豫，“爸，时代在变，我们也要变。守着老路，走不远。”
顾青山看着儿子，突然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不是年龄的长大，是心智的长大。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方向。
“好。”顾青山重重点头，“你放手去做。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接下来的几天，顾晨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去农科院，请教专家；去供销总社，了解市场；还去了一些刚冒出来的“公司”——虽然还叫“服务部”“经营部”，但已经初具雏形。
他看到了北京的活力。王府井大街上，人流如织；百货大楼里，商品丰富了很多；小巷子里，开始有小贩摆摊...一切都在松动，在变化。
会议结束前一天，王处长请顾晨吃饭。在一家老字号烤鸭店，雅间里就他们两人。
“小顾，你的发言，影响很大。”王处长说，“部领导专门提到了你，说你是‘新时代的农村青年代表’。”
“领导过奖了。”顾晨谦虚。
“不是过奖。”王处长很认真，“小顾，你想不想...来部里工作？我们缺你这样的人才。”
去部里工作？这意味着进体制，当干部，端铁饭碗。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顾晨摇了摇头：“王处长，谢谢您的好意。但我想...我还是留在基层。”
“为什么？”
“因为基层需要我。”顾晨说，“红旗公社需要我，研究所需要我，那些等着技术的农民需要我。在部里，我能做的有限。在基层，我能做更多。”
王处长看着他，良久，叹了口气：“我早该想到...你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
他举起酒杯：“来，敬你。敬你的选择，敬你的担当。”
“谢谢王处长。”
那晚，顾晨站在招待所的窗前，看着北京的夜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正在变革的国家。
而他，是这个变革的一部分。
四月初，顾晨回到省城。没有休息，立刻召开了研究所全体会议。
“这次去北京，我看到了三件事。”顾晨开门见山，“第一，改革不可逆转；第二，市场化是大势所趋；第三，我们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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