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顾总。”
顾晨最后看向王秀兰：“王姐，新厂建设期间，现有各基地和加工厂的生产和质量绝对不能松懈。尤其是质量，这是我们的命根子。上次苹果干的事件，绝不能再发生。你要把标准守死。”
王秀兰重重点头：“你放心，我盯着呢。”
会议高效地结束，每个人都有了明确的任务。顾晨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心中那根紧绷的弦稍微松了松。学会放权，信任团队，虽然不可能事事完美，但确确实实让他能更专注于战略层面的思考。
---
然而，事业的潮涌之下，生活的暗礁也悄然浮现。
最大的变化来自于顾晨的大学生活。1981年，他已经是省农大大三的学生。课程越来越深入专业，实验和课题要求越来越高。以前，他还能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前世积累的知识底子，在学业和公司事务间游刃有余。但现在，无论是分子生物学这样的新兴课程，还是需要大量田间实际操作记录的课题，都要求投入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精力。
这学期，他主攻的“作物抗逆生理生态”研究，导师是农学院以严谨著称的刘教授。刘教授很欣赏顾晨的实践经验和独到见解，但也对他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颇有微词。
“顾晨啊，你这个实验数据记录，间隔时间不均匀，有些关键节点的观测明显缺失。”刘教授指着他的实验记录本，镜片后的目光锐利，“我知道你在外面有事业，但既然选择了这门课，做了这个课题，就得有科学的态度。学业和事业，孰轻孰重，你要自己掂量清楚。”
顾晨只能虚心接受批评。他确实有些顾此失彼。公司筹备新厂的关键时期，各种会议、谈判、巡查占据了他大量时间，常常是刚从试验田里出来，手上还沾着泥，就得赶去参加一个招商会议。
与此同时，另一种微妙的变化也在校园里发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像顾晨这样，在校期间就创下不小实业的学生，毕竟是凤毛麟角。羡慕者有之，好奇者有之，也不乏一些别样的目光和议论。
“看，那个就是顾晨，‘青年创业标兵’，听说公司都开到香港去了。”
“这么厉害？那还来上学干嘛？”
“谁知道呢，可能混个文凭吧。人家那才是‘走在时代前列’。”
“听说他用的，都是他父亲和农科院的关系……”
“嘘，小声点……”
这些议论，偶尔会飘进顾晨的耳朵。他大多一笑置之。两世为人，他深知人言可畏，但也明白，真正的底气来自于实力和成果，而非口舌之争。只是，当这些议论隐隐约约和他敬重的父亲以及陆叔叔挂钩时，他心里还是会掠过一丝阴霾。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于同宿舍的氛围。当初那个热情质朴的宿舍小集体，随着时间推移，也难免有了变化。老大孙建国依然是老大哥做派，但面对顾晨日益明显的“不同”，言语间偶尔会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佩服，也有距离感。其他舍友，有的埋头苦读准备考研，有的开始为毕业分配焦虑，顾晨则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共同话题少了，夜深人静时，顾晨躺在宿舍床上，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或翻书声，有时会感到一种孤独。他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玻璃墙隔开，一边是热火朝天、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一边是相对宁静却也暗流涌动的象牙塔。
这天下午，顾晨刚和刘教授讨论完修改后的实验方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准备换身衣服去公司。一进门，就看到孙建国和另外两个舍友正围在一起看什么，气氛有些凝重。
“怎么了？”顾晨随口问。
孙建国抬起头，神色有些不自然，把手里的几页信纸递了过来：“晨子，你看看这个。不知谁塞到咱们宿舍门缝里的。”
顾晨接过来一看，心头猛地一沉。这是一封匿名打印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恶意的揣测和指控。信里说顾晨的“晨光公司”是利用其父顾青山在农科院的职权，侵占公共科研资源转化为私人产业；说他与省里某些领导“关系匪浅”，才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政策支持和银行贷款；甚至影射他的学习成绩有水分，是靠“特殊手段”获得的荣誉和课题机会……
言辞不算特别激烈，但那种阴冷的、捕风捉影的指控方式，极具杀伤力。
宿舍里一片寂静。大家都看着顾晨。
顾晨捏着信纸，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但很快又被强行压下。他抬起头，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眼神比平时冷了几分。
“无聊的诽谤。”他把信纸轻轻放在桌上，“清者自清。我顾晨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父母师长，更对得起‘晨光’这个名字背后千千万万农民的信任和员工的付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几位室友：“兄弟几个相处几年，我顾晨是什么人，你们应该清楚。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至于这种藏头露尾的东西，”他指了指那封信，“不值得浪费我们的时间。”
孙建国松了一口气，拍了拍顾晨的肩膀：“晨子，我们当然信你！就是觉得这事儿恶心人。谁会这么干？”
“眼红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顾晨淡淡道，“公司做大了，难免的。只是没想到，这把火会烧到校园里来。”他心中已经隐隐有了几个怀疑对象，可能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某些看不惯他“风光”的人，甚至不排除与父亲当年的冤案有关联的势力在暗中作祟。
“这事儿要不要告诉学校？”一个舍友问。
“暂时不用。”顾晨摇头，“没有具体证据，学校也难处理，反而可能闹得沸沸扬扬。我自己会处理。”
他换好衣服，平静地离开了宿舍。但熟悉他的人会发现，他的背影挺得比平时更直，脚步也更快、更稳。
走在去公司的路上，春风吹在脸上，带着花香，也带着一丝料峭。顾晨的心情渐渐平复。匿名信像一根刺，扎了一下，很疼，但也让他更加清醒。这条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鲜花坦途。有潮涌的机遇，就必然有潜藏的暗礁。商业的竞争、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复杂、暗处的冷箭……这一切，都是成长必须经历的磨砺。
他想起了父亲的话：“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现在，他还要加上一句：走得远，更要走得稳，走得正。
来到公司楼下，看着“晨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崭新招牌在夕阳下泛着光，顾晨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会议室里，灯光已经亮起，李卫东、王秀兰他们正在等他，桌上铺开了新厂的设计草图。
那些阴霾的、令人不快的思绪，瞬间被眼前具体而迫切的工作所取代。这里，才是他的战场。
“开始吧。”顾晨坐下，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我们先确定第一期厂房的最终布局。”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又一个夜晚降临。在这片被改革春潮唤醒的土地上，无数像顾晨一样的弄潮儿，正在时代的浪涛中奋力前行，一边拥抱机遇，一边应对挑战，一边拨开暗礁，坚定地驶向自己心中的彼岸。
而顾晨知道，关于母亲冤案的调查，父亲和陆叔叔一直在默默奔走。这条追寻正义的路，同样漫长而曲折，如同深水下的潜流，等待着破冰而出的那一天。
潮涌不息，暗礁潜藏。但永不言弃。
第36章 春天又至
1982年元旦刚过，一份文件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中国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红旗公社的会议室里，煤炉烧得通红，但气氛比炉火更热。赵建国念文件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冷的，是激动的：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包干到户”四个字，像惊雷一样在所有人耳边炸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分田到户，从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变成了中央文件正式承认的合法制度！
“我的老天爷……”台下一位老农喃喃道，“这地……真能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种了？”
“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旁边的人激动得拍大腿。
赵建国继续念：“……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
“听到没有？两个‘长期不变’！”王秀兰低声对身边的顾晨说，“这回是真定心了。”
顾晨点点头，但眉头微微蹙着。
他记得这段历史。文件发布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分田到户的高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得太散。一家三五亩地，七八块田，东一块西一块，大型机械进不去，水利设施难协调，更别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而且，红旗公社还有一个特殊问题：晨光公司的加工厂怎么办？
这些厂子是集体的，但实际是顾晨带人搞起来的。如果按最彻底的分法，这些厂子是不是也要拆了分掉？
会一散，赵建国就把顾晨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晨子，你是大学生，见识广。”赵建国搓着手，眼神里有兴奋，也有焦虑，“文件下来了，分田到户势在必行。可咱们那几家厂子……县里有人放风，说既然是集体的，就该折价分给社员。”
顾晨沉默片刻，问：“赵叔，您怎么看？”
“我？”赵建国苦笑，“我当然不想分！那是咱们红旗公社的命根子！可这话……我不好说。一说，好像我要霸占集体财产似的。”
“那就换个思路。”顾晨走到墙上的公社地图前，“赵叔，您看。红旗公社有耕地一万二千亩，山林八千亩，水面五百亩。如果全部分到户，平均每户不到十亩地，还分散在七八处。种粮食勉强够吃，但想靠它致富，难。”
赵建国点头：“是这个理。”
“但是，”顾晨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位置，“咱们的加工厂——药材厂、食品厂、饲料厂——需要的是稳定的、大规模的原料供应。如果每家每户自己种自己的，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收，全凭自己高兴，咱们的厂子就得天天为原料发愁。”
“那你的意思是……”
“分，但要分得聪明。”顾晨转过身，目光灼灼，“土地承包权分到户，这是农民的命根子，必须分。但经营权可以集中——通过合作社、公司、或者别的组织形式。农民以土地入股，或者签订长期收购合同，咱们统一规划种植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加工。这样，农民有地有收入，厂子有稳定原料，双赢。”
赵建国眼睛亮了：“这……文件允许吗？”
顾晨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复印件：“您看，文件第十七条：‘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切实注意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我们这么做，正是‘合理利用耕地’。而且，文件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我们的加工厂就是多种经营。”
赵建国仔细看了一遍，长舒一口气：“有道理！我这就组织各生产队开会，先统一思想！”
接下来的一周，红旗公社像开了锅。
白天，各生产队丈量土地、评估等级、抓阄分田。田埂上插满了木桩，写着户主名字。有人欢喜，有人争执，但更多的是希望——那是一种握着自己命运的感觉。
晚上，公社大院里灯火通明，讨论的是另一件事：加工厂怎么办？
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就吵翻了天。
“厂子是集体的，就该分！折成钱，或者折成股份，家家有份！”
“分？你懂怎么经营吗？分给你，你能让它赚钱？”
“那也不能让少数人把持！这不又成剥削了？”
顾晨坐在角落，静静听着。直到争论达到白热化，他才站起来。
“各位叔伯婶娘，我说两句。”
会场渐渐安静。这个年轻人虽然才二十出头，但他在红旗公社的分量，无人敢小觑。
“厂子怎么处理，核心是三个问题。”顾晨走到前面，竖起三根手指，“第一，所有权归谁？第二，经营权归谁？第三，利润怎么分？”
他顿了顿，继续说：
“我的建议是：所有权归全体社员——这是集体财产，谁也拿不走。但经营权交给专业的公司——晨光公司。为什么？因为经营需要技术、需要市场、需要管理，这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干的。”
台下有人点头。
“至于利润怎么分……”顾晨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结构图，“我们搞股份合作制。”
“什么是股份合作制？简单说：土地、劳力、资金，都可以入股。”
“愿意把土地交给公司统一规划种植的，按土地等级折成‘土地股’。”
“愿意到厂里上班的，按技术等级和工龄折成‘劳力股’。”
“愿意投钱的——比如去年的万元户们——可以投‘资金股’。”
“年底，公司赚了钱，扣除发展基金后，按股分红。土地股保底分红——哪怕公司亏了，这部分也按当年粮食市价折算给你，不让你吃亏。劳力股和资金股，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
半晌，铁蛋爹第一个举手：“我同意！我家那五亩坡地，自己种一年累死累活挣不到三百。交给公司统一种药材，保底分红就有五百，还能去厂里干活挣工分——不，挣工资！”
40/72 首页 上一页 38 39 40 41 42 4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