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秀兰也说：“我在养鸡场干了两年，知道这里面的门道。要是家家户户自己养，防疫、饲料、销售全是问题。统一搞，才能成规模，才能卖上好价钱。”
但也有顾虑：“那要是公司经营不好，亏了呢？”
“问得好。”顾晨坦然道，“所以需要监督。我建议成立社员监督委员会，每个生产队选一个代表，有权查账，有权质疑经营决策。公司每季度向委员会汇报一次。”
“另外，”他加重语气，“我以晨光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承诺：公司管理层不拿高薪。我的工资，和厂里技术最高的工人一个水平。利润的大头，必须用于分红和再投资。”
这话一说，最后的疑虑也消散大半。
三天后，社员代表大会投票：87%同意，试行股份合作制。
红旗公社的“分田到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 土地承包到户（法律意义上的承包权）
· 经营权自愿流转给公司（签订15年合同，可续签）
· 加工厂集体所有，公司统一经营（股份合作制）
· 农民三份收入：土地保底分红+劳务工资+经营利润分红
赵建国把这份方案报到县里时，县委书记赵向东看了半天，一拍桌子：
“好！既有分田到户的积极性，又有集体经营的优越性！这是红旗经验的升级版！我要报到省里去！”
时间快进到1982年底。
红旗公社的打谷场上，摆开了一长溜桌子。桌上堆着的不是粮食，而是一沓沓钞票——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崭新的十元大团结。
今天是分红大会。
会计念一个名字，就有人上前签字、按手印、领钱。
“张满仓家！土地股分红五百二十元！劳力股分红三百八十元！资金股分红两百元！合计……一千一百元！”
铁蛋爹上前，手有点抖。他身后跟着的老伴，已经抹起了眼泪。
去年是万元户，但那是一家人起早贪黑一整年的全部收入。今年呢？土地交给公司后，他和老伴主要在厂里干活，比种地轻松，收入却更高——这还不算家里其他人另外挣的。
“王秀兰家！合计九百六十元！”
“李卫东家！合计八百七十元！”
……
每家每户，最少也有三四百元。而往年，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能挣两百元就算不错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收入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土地有保底，干活有工资，公司赚钱还有分红——三重保障。
分红现场被省报记者拍了下来。照片上，农民们数着钞票的笑容，朴实而灿烂。
三天后，《江南日报》头版头条：
《红旗公社的“三丰收”：粮食增产、收入翻番、民心欢腾——股份合作制探索农村改革新路径》
文章详细介绍了红旗模式：如何在分田到户的同时，通过股份合作制保留并壮大了集体经济；如何让农民获得多重收入；如何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
文章最后写道：“红旗公社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改革不是简单的‘一分了之’。在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如何创新组织形式，提高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红旗公社的答案，或许不是唯一的，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省各地的考察团蜂拥而至。红旗公社一时间车水马龙，赵建国和顾晨成了最忙碌的“讲解员”。
---
【四、省委党校的课堂与交锋】
1983年1月，顾晨接到一个特殊邀请：到省委党校，给全省县处级干部培训班讲课。
题目是：《农村改革的微观实践与宏观思考》。
接到通知时，顾晨正在农大准备毕业论文。导师周教授拍拍他的肩膀：“去吧。这不是荣誉，是责任。把你的想法，说给能改变政策的人听。”
省委党校的礼堂座无虚席。台下坐着的，大多是四十岁往上的干部，不少人鬓角已白。而讲台上的顾晨，刚满二十二岁。
他没有怯场。
从红旗公社最初的小作坊讲起，讲到“帮带计划”，讲到“股份合作制”，讲到农民脸上的笑容和存折上的数字。
“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顾晨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农民。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吃饱饭，想要有钱花，想要孩子能读书，想要活得有尊严。”
“我们的所有政策设计，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凡是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就是好政策；凡是让农民受穷受累的，就需要反思和调整。”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记录。
但提问环节，尖锐的问题来了。
一位面容严肃、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干部站起来：“顾晨同志，我是省计委的刘振华。你的报告很生动，但我有一个疑问。”
顾晨心头一凛。刘振华——这个名字他记得。原著里，这是反派刘建军最大的靠山，后来官至副省长。此人思想保守，手段强硬，是改革路上的顽固障碍。
“请讲。”
“你口口声声说‘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没错。但我想问：红旗公社的模式，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刘振华声音洪亮，“土地承包到户，还勉强可以说是生产责任制。但搞股份合作制，让农民入股分红，这难道不是变相的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的是谁？是你的公司，还是全体农民？”
全场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顾晨身上。
顾晨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刘主任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想用三组数据回答。”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
第一，红旗公社1982年粮食总产量：比1981年增长18%。
“土地承包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这是增产的基础。”
第二，红旗公社1982年集体企业产值：比1981年增长210%。
“股份合作制激发了投资热情和管理效率，这是增值的关键。”
第三，红旗公社1982年社员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125%。
“这才是最终的结果——集体壮大，个人增收。”
写完，他转过身：“刘主任问姓‘社’还是姓‘资’。我认为，判断标准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实践效果。如果一种模式能让国家多收粮、集体多积累、个人多挣钱，那它就是好模式。如果它让国家受穷、集体空虚、个人挨饿，哪怕它名字再好听，也不是我们要的。”
他顿了顿，直视刘振华：“至于您担心的‘私有化’……在红旗公社，土地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这是底线。我们只是在经营权层面创新，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优化配置。这就像一条河，所有权是国家或集体的，但我们可以修水库、建电站、引水灌溉——只要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人受益，这有什么问题？”
刘振华脸色有些难看，还想说什么。
但台下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缓缓开口了：“小顾同志说得对。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红旗公社的实践，符合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的人，有时候反而容易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该下去走一走，看看活生生的现实了。”
这话一出，风向立转。
课后，不少干部围上来，要顾晨的联系方式，想邀请他去当地指导。
刘振华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顾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知道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交锋。
1983年7月，顾晨毕业。
农大校园里，梧桐树郁郁葱葱，蝉鸣震耳。但比蝉鸣更喧嚣的，是毕业分配的消息。
“顾晨，留校！周教授说了，只要你点头，直接保送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顾晨，省农业厅点名要你！去政策研究室，副科级待遇起步！”
“顾晨，农科院也发了函……”
同学们羡慕得眼睛发红。这年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能同时被这么多好单位争抢的，凤毛麟角。
顾晨却异常平静。
他独自一人走到学校后面的试验田。这片田里，有他亲手种下的小麦，如今已金黄一片，沉甸甸的穗子在夏风中摇曳。
四年前，他刚来到这里时，这片地还种着低产的老品种。现在，他参与培育的新品种，亩产提高了三十公斤。
但这够吗？
远远不够。
中国有八亿农民，耕地有限，技术落后，市场封闭。红旗公社的一时红火，只是星星之火。要想燎原，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平台。
而体制内的单位，固然稳定，但束缚也多。写不完的报告，开不完的会，论资排辈的晋升……他等不起。
傍晚，顾晨回到家——现在已经是红旗镇上的一栋二层小楼，公司去年建的职工宿舍，他家分了一套。
顾青山和陆知行正在做饭。油烟机嗡嗡响着，辣椒炒肉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
“爸，陆叔，我决定了。”顾晨坐到餐桌旁，声音平静。
两人关火，转身。
“我不留校，不进机关。”顾晨一字一句，“我要停薪留职——不，直接不要编制，全职经营晨光公司。”
顾青山手里的锅铲“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小晨，你……”陆知行也惊呆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顾晨点头，“这意味着我没有干部身份，没有铁饭碗，没有退休金。一切都要靠自己挣。”
“为什么？”顾青山声音发紧，“你现在有这么多好选择，为什么要走最难的路？”
“因为那条路，太慢了。”顾晨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忙碌的厂区，“爸，您知道我奶奶的研究笔记里，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时间。”顾晨转过身，眼神里有光，“她研究的那种菌剂，如果能早十年推广，中国农业可能少用几百万吨化肥，土地少板结几十年。但她没时间了。”
“我现在最缺的，也是时间。中国农村等不起了。我想做的事——生态农业、土壤改良、农民培训、市场开拓——在体制内，按部就班，也许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推动。但在体制外，我可能三五年就能做成。”
他深吸一口气：“我知道这很冒险。但如果所有人都求稳，那改革谁来做？创新谁来试？我今年二十二岁，输得起。就算失败了，我还能种地，饿不死。”
顾青山和陆知行对视一眼，久久无言。
最后，顾青山弯腰捡起锅铲，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吃饭吧。菜要凉了。”
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
但顾晨知道，这就是默许。
---
【六、全省轰动与家庭线索】
顾晨的抉择，像一颗炸弹，在全省炸开了锅。
《江南日报》再次跟进：《天之骄子弃“铁碗”，扎根农村办企业——大学生顾晨的惊人之选》
文章一出，议论四起。
有人说他有志气，有人说他太傻，有人说他肯定背后有靠山，有人说他迟早要后悔。
但顾晨不在乎。
他在晨光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是公司的全职董事长。我的工资，按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决定。但我提议：在我做出实质性业绩前，工资按普通技术员标准发。”
台下掌声雷动。
王秀兰红着眼眶：“晨子，你放心干！婶子和所有乡亲，都跟着你！”
李卫东用力点头：“技术这块，我拼了命也要跟上！”
铁蛋爹没说话，只是用力拍了拍顾晨的肩膀。
而就在顾晨全力投入公司时，顾青山那边的调查，有了突破，也有了挫折。
深夜，顾青山把顾晨叫到书房，桌上放着一个老式录音机。
“这是你奶奶当年的导师，陈柏年教授，临终前托人转交给我的。”顾青山按下播放键。
磁带沙沙作响，一个苍老、虚弱、充满愧疚的声音传来：
“……青山，我对不起晚晴……当年那个项目，是我让她接的……我说，成功了，能救成千上万人……但我没保护好她……有人看中了她的成果，要抢……晚晴不同意，他们就……他们势力很大……我害怕了，我退缩了……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她带走……我这一辈子，都在悔恨中度过……”
录音到这里，剧烈咳嗽，然后中断。
顾青山关掉录音机，手在颤抖：“陈教授两个月前去世了。这是他女儿偷偷寄来的。她说，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母亲的名字，说‘我有罪’。”
“关键证人呢？”顾晨问。
“死了。”陆知行推门进来，脸色凝重，“我托北京的战友查了。当年参与诬陷母亲的一个关键人物，三年前就病死了。另一个……现在身居高位，根本动不了。”
线索再次中断。
顾晨看着父亲通红的眼睛，握住他的手：“爸，至少我们知道了：第一，奶奶的研究确实价值巨大；第二，她是被陷害的；第三，对手很强。但这不代表我们输了。我们现在有了录音，有了笔记，有了公司，有了影响力。时间在我们这边。”
41/72 首页 上一页 39 40 41 42 43 4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