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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机制,让公司和员工真正绑在一起。”
他拿出连夜起草的方案:
全员持股计划
一、将公司资产评估,按一元一股,折成股份。
二、所有员工,按工龄、岗位、贡献,分配一定数量的“身股”(干股),只分红,不参与净资产。
三、员工自愿认购“银股”(实股),一元一股,每人限额。
四、公司每年利润的30%用于分红,按股分配。
老周第一个皱眉:“晨子,这……这不就是把公司分了吗?”
“不是分了,是共享。”顾晨解释,“员工买了股,就是股东。公司赚钱,他们分红。公司亏钱,他们承担。这样,每个人都会把公司当成自己的。”
“那咱们这些老股东……”
“老股东的权益不变。但公司要想长远发展,必须让核心员工留下来。怎么留?靠感情,靠工资,更要靠股份。”
他顿了顿:“而且,这次危机让我明白一件事:真正的靠山,不是银行,不是政府,是跟着咱们干的这些人。他们把钱借给公司,是信我顾晨。我不能让他们白信。”
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
王秀兰第一个表态:“我同意。我买了五万块的公司股份,以后就是股东了,干活更有劲。”
铁蛋爹也点头:“我也同意。以前觉得公司是晨子的,我们是打工的。现在公司也有我一份,那还说什么?拼命干呗!”
老周犹豫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行吧。反正我也看不懂这些新花样,但晨子你做的事,没出过大错。我跟着走。”
方案通过。
消息公布那天,公司又炸了锅。
“什么?员工可以买公司股份?”
“一块钱一股!以后公司赚钱,咱们分红!”
“我买!我买五百股!”
“我买一千股!”
财务室门口排起了长队,比领工资那天还热闹。
老张头又来了,拿着一千二百块:“晨子,这钱我不借了,我买股!”
“老张叔,您这钱不是养老的吗?”
“养老啥?买了股份,年年分红,那就是养老!”老张头笑得满脸褶子,“我信你,信公司!”
三天时间,员工认购了四十万股。
加上原来的股东,公司股东人数从5个变成了217个。
顾晨拿着那份股东名册,一页一页翻过去。每一个名字,他都认识。
张老栓,食堂厨师,500股。
刘翠花,包装车间,300股。
李卫东媳妇,2000股(代李卫东认购)。
王秀兰,50000股。
张满仓,80000股。
……
这不再是他的公司。
这是大家共同的公司。
全员持股的效果,立竿见影。
包装车间以前三班倒,经常有人偷懒。现在,刘翠花带头,主动要求增加产量:“多生产,多赚钱,分红就多!”
以前仓库管理员老赵,总抱怨加班多。现在,他天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还主动检查设备,怕出故障影响生产。
销售人员以前出差,能省就省,住最便宜的旅店。现在,他们开始琢磨:怎么能多跑几个客户?怎么能把价格谈高一点?
最明显的,是成本控制。
财务室月底对账,王秀兰眼睛都瞪大了。
“晨子,这个月生产成本降了12%!”
“怎么降的?”
“车间主动改进工艺,原料损耗少了。仓库那边减少了积压,资金周转快了。销售人员报销少了,差旅费降了三分之一……”
顾晨看着报表,笑了。
这就是全员持股的力量。
把公司变成大家的,大家就会把公司当成自己的。
1987年秋天,丰收。
但和往年不同,今年的丰收不只是庄稼的丰收。
秋收结束,财务室加班加点算账。
最后的数字出来时,王秀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晨子,你看!”
报表上:
全年营收:1860万元,同比增长35%
净利润:360万元,同比增长45%
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28%
人均分红:预计420元
顾晨看了很久。
年初那场危机,银行贷款被抽走,资金链濒临断裂,他三天三夜没合眼。
谁能想到,年底的利润,反而创了新高?
“为什么?”他问自己。
答案其实很简单:危机逼出了改革,改革激发了人心,人心创造了奇迹。
1987年12月31日,分红大会。
食堂里挤满了人,比上次借钱那次还多。
顾晨站在台上,旁边是一摞摞现金,堆成一座小山。
“各位股东!”他第一句话,就引起一阵哄笑。
“对,你们现在不是员工了,是股东。公司的股东!”顾晨自己也笑了,“今年,公司赚了钱。按章程,30%用于分红。现在,发钱!”
第一个上台的是老张头。
他买了500股,分红210元。
“老张叔,您数数。”
老张头接过钱,手抖得厉害,一张一张数着。数完,抬起头,满脸是泪。
“晨子……我活了六十多,第一次领分红。这钱……比工资还香!”
刘翠花买了300股,分红126元。她拿着钱,对着顾晨鞠了一躬:“顾总,以后公司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谁要说公司坏话,我跟他拼命!”
王秀兰五万股,分红两万一。她拿着那厚厚一摞钱,半天没说话。
“王婶,怎么了?”顾晨问。
“晨子,”王秀兰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当初借你那五万,没想过能回来。可你不但还了,还让我挣了这么多……我、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轮到铁蛋爹。八万股,分红三万三千六。
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忽然对着所有人鞠了一躬。
“各位,我张满仓,以前就是个种地的老农民。是晨子,是公司,让我成了万元户,让我儿子上了大学,让我有了今天。我没什么文化,不会说漂亮话。我就一句话:晨光公司,就是我的命根子。谁要动公司,先从我身上跨过去!”
台下掌声如雷。
分红大会一直开到深夜。
最后,所有人都走了,顾晨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食堂里。
他看着桌上剩下的几摞现金,看着墙上那面写着“全员持股 共同富裕”的红旗,忽然又想起三个月前那个晚上,也是在这个食堂,也是这些人,把一辈子的积蓄交到他手里。
他弯下腰,对着空无一人的食堂,又鞠了一躬。
直起身时,脸上又湿了。
但这次,是笑着哭的。
1987年的最后一天,顾晨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
“这一年,差点死过去。银行抽贷那天,我以为公司完了。可最后救公司的,不是银行,不是政府,是那些跟着我干的人。”
“老张头把养老钱拿出来,满仓叔不盖房子了,王婶把全部积蓄都给了我……他们信我,我不能辜负他们。”
“全员持股,不是我有多聪明,是形势逼出来的。但逼出来的路,反而走对了。现在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把公司当成自己的。这样的公司,垮不了。”
“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这些人还在,我就有信心。”
窗外,1988年的钟声敲响了。
顾晨合上日记本,站起来,走到窗前。
红旗镇的夜空,第一次有人放烟花。
五彩的光,照亮了他的脸。
第42章 大家除夕快乐呀
1981年深秋,省城西郊,一处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楼里。
顾青山、顾晨父子,在陆知行的陪同下,沿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楼道里光线昏暗,墙皮斑驳,空气中有股淡淡的霉味。三楼左手边那扇深棕色的木门前,陆知行停下脚步,轻轻敲了三下,停顿片刻,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站在门内,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的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在三人脸上逐一扫过。
“老陈,打扰了。”陆知行低声说。
老陈点点头,侧身让开:“进来吧。”
屋子不大,陈设简朴得近乎寒酸。一张木桌,几把旧椅子,靠墙是满满当当的书架,堆着各种文件和书籍。窗户玻璃有些模糊,透进来的光线让室内的尘埃清晰可见。
顾晨打量着这一切。这就是陆叔叔口中“一直在暗中关注妈妈案子”的那位纪委老同志——陈明远,曾经是省纪委的骨干,据说当年母亲案发时,他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前退了休,深居简出。
“坐吧。”陈明远自己先坐下,指了指桌上的暖壶和搪瓷缸,“自己倒水,没什么好茶。”
顾青山坐下,沉默片刻,开口:“老陈,这些年……”
“不用说那些。”陈明远摆摆手,直接打断,“知行跟我提过多次,我一直没让来。不是不想见,是时机不到。”他顿了顿,目光转向顾晨,“这就是你儿子?”
“是。顾晨。”顾青山说。
陈明远打量着顾晨,眼神里有一丝审视,也有一丝复杂。良久,他缓缓点头:“像她妈妈。尤其是眼睛。”
顾晨心头一震,眼眶微微发热。这还是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陈伯伯,我妈妈的事……”顾晨开口。
陈明远再次摆手,示意他别急。他起身,走到书架前,在最顶层摸索了一阵,取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厚厚档案袋,已经泛黄。他走回来,将档案袋放在桌上,却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按着。
“这案子,我盯了快八年了。”陈明远的声音低沉,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从石头里磨出来的,“当年,她是省农科院最年轻的女研究员,课题很有前瞻性,关于生物防治和生态农业的。那个年代,懂这个的人不多,她算是走在前面的。”
顾晨屏住呼吸,听陈明远讲述母亲的故事——那些他从未完整了解过的往事。
“问题出在1973年。”陈明远说,“她主持的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和当时省里一家大型农药厂合作。课题方向,是要论证长期使用化学农药对土壤和水源的累积性危害,并提出替代方案。研究进行到一半,初步数据已经显示,那家农药厂的拳头产品,某些指标存在问题,如果持续大规模使用,十年二十年后的环境代价会很大。”
顾晨明白了:“这个结论,触动了农药厂的利益?”
“不止农药厂。”陈明远冷笑,“那家厂是当时的利税大户,和省里某些人关系盘根错节。厂里一个分管技术的副厂长,姓周,后来升到了省工业厅副厅长,能量很大。你母亲的报告还没正式提交,风声就传出去了。”
接下来的故事,顾晨能想象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顶“破坏生产”、“配合国外势力污蔑民族工业”的帽子扣下来,足以毁掉一个人。一封匿名检举信,几个似是而非的“证人证言”,加上某些人的推波助澜,母亲被停职审查,研究资料被查封,最终在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中……
“当时有两个人最关键。”陈明远伸出两根手指,“一个是那个姓周的副厂长,他是幕后推手。另一个,是你母亲当时的助手,姓孙,是个年轻的技术员。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所谓‘证据’,说看到你母亲私自修改实验数据、故意夸大农药危害。那个证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顾晨的拳头攥紧了。助手,背叛,伪证……这些词像刀子一样扎在心里。
“姓孙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顾晨问。
陈明远看了他一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说:“案子当年就定性了,程序走得很快。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后来我私下查了一些东西,发现那个孙姓助手的证词,漏洞百出。而且,他事后很快就调离了农科院,去了那家农药厂,后来还当了车间主任。周副厂长一路高升,前几年才退休。”
顾青山的声音沙哑:“老陈,这么多年,你就一直……”
“一直想翻案?谈何容易。”陈明远苦笑,“当年经手的人,有的退了,有的升了,有的调走了。档案封存,证据湮灭,证人翻供都不可能——那个姓孙的,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周副厂长退休后门生故吏还在,能量不小。没有实锤,谁敢动?”
死了?顾晨心里咯噔一下。唯一的直接证人死了,这意味着什么?
陈明远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微微摇头:“别想太歪。我查过,确实是意外,大货车追尾,责任明确。但是不是有人希望他在那个时候‘意外’,就不好说了。”
屋子里陷入沉默。窗外的光线似乎更暗了。
良久,顾晨开口:“陈伯伯,您今天让我们来,是有什么新的进展?”
陈明远看着这个年轻人,眼神里闪过一丝欣赏。沉得住气,脑子清醒,是块材料。
他终于打开了那个牛皮纸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份发黄的文件,递过来。
“这是当年你母亲那份研究报告的手稿,我费了很大劲,从封存档案里偷出来的复印件。”陈明远说,“注意看最后几页的原始数据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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